【新唐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开场白：上星期，我们曾经谈过一个话题：沉重的鄂尔多斯羊毛衫，从羊毛衫集团的建立发展，引出中国过度放牧，草原的沙漠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沙尘暴源头的形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周百川先生跟我们一起进一步探讨一下。
1.百川，上次我们谈到内蒙草原的沙漠化问题，仅阿拉善盟一地，由于过度放牧，全盟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其沙漠、荒漠化程度已达85%。这个问题在全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吗？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几乎所有大的天然草场都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
象四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有一片全国最大的高原湿地，据当地统计，80年对若尔盖草地进行调查时，沙化面积仅7.25万亩，95年达到38.4万亩。2001年则发展到70万亩。而且沙化面积还以每年11.8％的速度递增。
再看甘肃最大的天然草场–甘南牧区，草场退化、沙化和盐渍化的“三化”现象持续扩展，优良牧草比例由八十年代初的70％下降到50％，天然草地生物总量降低了15％。
在内蒙古，二十世纪下半叶科尔沁的三次大垦荒造就了506万公顷的科尔沁沙地；“万里黄河第一县”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由于牧草稀少，每年冬季全县四成以上牧户被迫弃家出走，出现了“乞牧”现象……
2.那么中国这个沙漠荒漠化总体上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李瑞环去年在河北时说，“我们荒漠化的数字，大约是26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化的数字，纯沙漠的160多万平方公里。最可怕的是我们荒漠化的面积每年大约是6700多公里在蔓延，沙漠化每年大约是2400公里，一年丢一个县，变成沙子的县。”
按照官方数字，在中共建政之初，荒漠和荒漠化的土地为66.7万平方公里；近四十年来净增102.2万平方公里，翻了一番半。其净增之面积，超过28个台湾，超过西欧五国（英、法、爱、荷、比），相当于中欧八国（波、捷、匈、德、奥、瑞等）。
3.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与五十年代相比，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那就是说：我们的人均生存空间与50年前相比已被压缩到只有原来的1/5。那为什么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呢？
一个科研报告指出：中国现有的荒漠化土地中，25.4%是由于过度农垦造成的，31.8%是过度樵伐造成的，28.3%是过度放牧造成的。中国林业部部长承认：“我国土地沙漠化扩大的原因，真正属于自然因素造成的仅占5.5%，而94.5%是人为造成的。”
4.为什么会人为造成这样可怕的结果呢？
在中国九届人大十九次会议上有了这样的结论：尽管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决策失误。
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制定重大经济决策时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以致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至今遗患无穷：片面地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导致了森林滥伐及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三江平原的农业开发”，导致了大规模的湿地破坏；80年代中期提出的“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政策，导致乱采乱挖之风到处蔓延，在大量浪费资源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80年代末制定的支持乡镇企业政策，“十五小”企业遍地开花，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对部分地区的环境特别是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
5.西方国家象美国，日本等，早在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渐渐从“经济优先”转移到“环境优先”的发展模式上。为什么在80年代才开始发展经济的中国，却依然继续走着“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呢？
正如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所说，从教育这个角度讲，由于多年来，中国对国民进行的教育就是人定胜天，要征服和改造自然，是与天斗，与地斗，中国人根本上就缺乏环境意识，缺乏对大自然和各种生物的尊重和热爱之情。
其实，早在1979年，中国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但是跟中国制定的所有法律一样，在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制度下，由于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立法、执法、和审核评判均由共产党自己的干部去完成，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那些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者，弄虚作假的高官们，总是以眼前的利益，个人的乌纱为最先考虑的因素，至于什么生态环境，祖宗的基业，子孙的未来全都可以抛掷脑后。所以虽然经济起步晚，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绿色发展道路，几乎不可能。
6.最近上海计划未来三年投入七百亿元人民币，改善环境，为的是2010年上海将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时，上海的主要环境指标可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标准。您如何看这个计划，这是否表明政府在下决心治理环境问题？
这种大型的面子工程，姑且不说其中有很多对于真正的环保而言华而不实的项目，对于其它地区而言，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得面积占绝大多数的落后边远地区进一步失去获得基本环保扶植的可能，那么这种失衡一方面使得生态环境从全局上更加恶化，因为环境是互相影响的，比如黄河水域等地域跨越大的区域环境将由于上海的生态植被的破坏而不断恶化；同时落后地区的人民将越来越不能以主人的心态去关心周围的环境，因为这种体制剥夺了他们理论上同等的中国公民应当享有的保障和尽义务的可能。那么，政府决策的过程不公开，资金使用出现严重的地区性失衡，发达地区的环保担子转嫁到不发达地区，比如：造成公民意识淡漠，参与保护环境的意识就更谈不上了。例如：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郊区，就地简易焚烧生活垃圾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这种焚烧会产生一种强致突变物已是不争的事实。
7.身为中国自然之友副会长的这位杨东平教授2000年4月在谈到“从沙尘暴谈环境保护”的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才刚刚开始，今后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环境灾难。”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的确，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实在欠债太多。经过50多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长江变黄，黄河断流，持续洪涝、干旱不断，湿地面积锐减，土地沙化，生态失衡，大量也是动植物灭绝，高温天气频繁，沙尘暴肆虐等等，这不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自身恶劣行为的惩罚吗？从萨斯看也是如此。
近几年媒体刊登过几张在城市郊区发现了三条腿的青蛙，还有长着两个头的蛇的照片，这是我们周边的环境中致突变物的积累已达到严重程度的信号。由于病毒的核酸分子结构简单，当环境中的致突变物通过食物或水进入到病毒的宿主体内，引起病毒基因发生变异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遗憾的是，这种致突变物污染的危险往往要等到出现了明显的变异物种，并引发了某种直接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才会真正引起人类对治理污染的重视。不管萨斯病毒会是来自以上哪一种推测，都与人类不文明的环境行为直接相关。
8.国外在环保事业上起到非常主要作用的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那么对于这种力量在中国环保界发展如何呢？
基本上起到了有限的局部地区（主要是在几个大城市）的唤起民众环保意识的作用，但同 其它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对于要想真正参与治理，还很遥远。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本上呢中国政府这种人治的体制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它们允许的有限的空间也是基于一种获得“小骂大帮忙”的性质。另外呢，据美国智囊机构威尔逊中心的詹尼弗.特纳介绍，也可以看到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困难：首先是注册难，其次是资金来源少。它们目前主要依靠向国外有关机构申请经费，但是僧多粥少。另外，特纳说，这些组织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扩大职能范围，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政府允许的有限活动空间。
9.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环保存在的严峻现实，治理起来难度很大，应当如何从全局上去把握和治理呢？
中国的环保问题，其出路如同政改和治理腐败等根本问题一样，在于政改能否从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开始，一步步重新塑造那历经浩劫而丧失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扭曲的制度与人的道德标准，如果对人的尊重都不能保证的话，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奢谈。
结束语：但愿得孕育了五千年灿烂文化和文明历史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够早日喝到纯净的水，能够自由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与大自然再能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