杳無音訊:何方美和她失蹤的女兒們

【北京時間2024年10月08日訊】在中國,當一個人接種了疫苗後出現問題,往往很難找到合適的救濟途徑,家庭不得不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但一旦他們想要維權,就會進入政府的維穩程序,陷入上訪和打壓的惡性循環。何方美一家就是這樣的例子,低音播客《拒絕遺忘》曾經講述過她的故事。如今,她和丈夫身陷囹圄,兒子被寄養,兩個女兒下落不明。

河南輝縣市共濟醫院既是一座精神病院,也是一家養老院,它位於郊區一條縣級公路的旁邊,路對面有幾家汽車維修店和一家燒烤店。我到達這裡的時候,正值冬小麥收穫的初夏時節,醫院門口的樹蔭下晒著一攤麥子,旁邊停著一輛賣西瓜的卡車。

靠近大門的老年公寓正在裝修,被綠色的腳手架包圍。進入大門再向裡走,我看見了精神病醫院,那是一座三層高的小樓,與急診科相連。

在過去的幾年,有兩個並非精神病患者的女孩長期滯留在這裡。她們是一對姐妹,姐姐希希接種新生兒強制疫苗後殘疾,2020年起,她和母親一起被關在這家醫院,第二年,妹妹嬌嬌在醫院裡出生,如今將滿四歲。

她們的母親何方美、父親李新,多年堅持為殘疾的大女兒維權,身陷囹圄。三個孩子無人照顧。最初,政府把兩個女兒安排在這家精神病院,今年清明節前,她們又被轉移到其他地方,連親屬都無法探望。

何方美一家的遭遇,是中國疫苗受害者群體的代表性案例:當疫苗出現問題時,受害者幾乎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獲得賠償,只能獨自面對高昂的康復醫療費用。為了追責和索賠,他們不得不用逐漸激烈的方式表達抗議,隨後又遭到政府的打壓報復,處境雪上加霜。

據推特帳號「FreeHeFangmei何方美」的消息,今年6月18日,律師會見何方美,她希望儘早出去照顧孩子。

7月16日,何方美的辯護律師向輝縣市法院發函,指出羈押程序違法,並表示何方美願意為了孩子認罪認罰,選擇與政府達成妥協,放棄上訪。律師呼籲法院儘快給何方美自由,體現人道主義,但案件至今仍沒有進展。

中國疫苗致殘女孩的母親何方美堅持為女兒維權遭中共公安抓捕。(網頁截圖)

失蹤

2020年10月,何方美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大女兒的醫藥費迫在眉睫,國家賠償卻遲遲不到帳,再加上當地政府對她的維權活動頻繁打壓,於是何方美帶著一雙兒女到輝縣市政府門口,對門牌潑墨。

這一次,何方美被處行政拘留十天,但因其懷孕五個月沒有執行 。一週後,她發現墨水已經被洗掉,再次對門牌潑了紅色油漆,被兩名保安和一名便衣男子拉開,之後她就失蹤了。

每一次她被攔截、拘押,丈夫李新都會第一時間在推特發布信息。近年來,中國政府逮捕人權捍衛者時,為了壓制家屬的聲援,經常會同時逮捕配偶。10月14日,何方美失蹤後的第五天,李新給朋友發送了一條留言:「我被他們帶走了。」此後,他也失去了音訊。

在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人知道何方美、李新和他們的孩子們在哪裡。直到2022年3月,家屬和朋友才陸續知道何方美一家的下落。

根據中國的法律,孕婦不能羈押在看守所,因此,在何方美產子前,她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關在輝縣市共濟醫院。

按照法律規定,懷孕或哺乳自己嬰兒的女性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無法提出保證人、繳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如果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處,或涉及特定的罪名,可以在指定居所執行監視居住。

儘管何方美在輝縣有固定住所,也不涉及需要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罪名,但她還是被關在了共濟醫院這個由警方指定的住所,希希與她一起住在醫院,兒子則被政府安排寄養。2021年2月4日,何方美在醫院生下小女兒嬌嬌,隨她的姓氏。

法律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得超過六個月,何方美卻在共濟醫院被關了一年多。

這段時間裡,何方美處於與外界徹底隔絕的監禁之中,她沒有保暖鞋,腳後跟凍得發疼,最嚴重的時候無法正常行走,只能踮著腳尖或用腳的側面著地,減輕腳跟的疼痛;長期沒有熱的食物,導致她出現了胃病,經常劇烈疼痛到流淚。

更讓何方美痛苦的,是兩個女兒的健康狀況。殘疾的希希沒法接受康復治療和訓練,也沒有矯正鞋,出現了扁平足;剛出生的小女兒嬌嬌發燒驚厥導致休克,何方美強行踢開門,抱著嬌嬌跑去搶救室,她十分擔心嬌嬌死在這個條件惡劣的醫院。

2022年3月22日,一群穿著制服的警察來到醫院,說要釋放她,帶她去做一個體檢,她那時還不知道,那其實是看守所的入監體檢。希希問她:「媽媽你還會回來嗎?」那天,何方美回到了希希身邊,第二天,她被警察帶到了法庭上,自此母女分離。

何方美的案件在沒有自行委託律師的情況下開庭,罪名是重婚和尋釁滋事。直到開庭,她才得知,丈夫李新早在2021年就因同樣罪名被判刑五年。

何方美在法庭上解除了官方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自行辯護。法庭並未給她看丈夫的判決文件,也未保障她作為聽障人士的權益。之後,她被當庭逮捕,羈押於新鄉市看守所,希希和嬌嬌繼續滯留在共濟醫院。

到看守所後,何方美的狀況並沒有變好。胃炎和腳痛仍在持續,但她仍要參與看守所監室內部的交替值班,在夜裡站上兩個小時,就醫的權利也無法保障。

孩子

多名消息人士確認,何方美剛被帶去看守所時,輝縣官方希望親屬儘快把孩子接走撫養,但何方美沒有料到自己會被羈押如此之久,便一直沒有委託親屬。

更現實情況是,她和李新的家屬也大多貧困,無力撫養兩個年幼的女孩。李新的父親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到底在哪裡,六十多歲的小姑也無能為力;何方美的哥哥們各自打工養家,她唯一的姐姐那時需要照顧年邁的母親和婆婆。後來,大姐成了為何方美奔走最多的親屬。

大姐沒有上過一天學,在打工的過程中自學了認字,但無法熟練地使用拼音,也並不懂政治和法律。對這個比自己小十歲的妹妹而言,她一直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何方美)一困難就來找我」。無論是和李新同居時懷孕,因為沒有領結婚證難以就醫,還是李新「犯了事」,何方美想要躲避,她都會第一時間找大姐。

2022年夏天,她和律師前往新鄉市看守所,但他們沒有見到何方美,就連律師閱卷的要求都被拒絕了。

他們又來到輝縣,試圖見李新的親屬,但李新的父親已經被送到養老院。破舊的老宅空無一人,大姐站在院子裡,崩潰大哭:「見敏(註:何方美小名),你在哪?我找不到你……我從去年就在找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裡?」

探望何方美的孩子需要有關部門批准,大姐獲得許可後,見到了何方美的兒子,帶他去醫院探望了兩個妹妹。直到這時,他才知道媽媽生了個小妹妹,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殘疾的希希和年幼的嬌嬌一起被關在共濟醫院的病房裡。嬌嬌從出生開始,就沒見過樓道之外的世界,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陽光和新鮮空氣。

希希的智力並沒有受損,她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縣級、鄉鎮級人民政府應該幫助解決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困難,但沒有人安排她上學。

她自己學會了唱歌,以及用拳頭握著筆畫畫。姨母來探望她,她問媽媽什麼時候能回來,姨母哄她說,等你學會走路,媽媽就回來了。她立刻說要一個支架,用來練習走路。

2022年的暑假,大姐把何方美的兒子接到了湖北。

大姐說,暑假結束時,何方美的兒子不願回到輝縣,哭得撕心裂肺——他在寄養家庭生活得並不好,家裡所有人都可以打他。不許他坐在桌子前吃飯,放學後就被關在臥室裡,只能在上下學路上撿瓶蓋當玩具。一次,寄養家庭出去打麻將,把他一個人關在家裡,他不知怎樣開始玩起了火,差點把房子燒掉。

由於已經在上學,加上沒有何方美的明確授權,大姐沒有辦法讓他留在湖北,他不得不回到輝縣。在那之後,家人經過協調,為他換了一個貧窮但不會虐待他的寄宿家庭,大姐定期買奶粉寄過去,給他補充營養。

2023年初,家人委託的律師終於見到了何方美。律師也拜訪了何方美的前夫,他錄視頻聲明自己從未打算控告何方美重婚,並做了公證。律師認為,重婚罪有了新的證據,應該重新開庭,但法院拒絕了,只允許律師提交書面辯護建議。

五月,大姐再一次去探望孩子們,她們狀況並不好。但在此之後,希希和嬌嬌被搬進了設有電子鎖的封閉病房,大姐再也無法爭取到探望她們的機會。

後來律師又會見到了何方美,她寫下了授權書,委託大姐代替她行使撫養權。大姐拿著授權書跑遍了各個機構,卻不斷被踢皮球:輝縣公安說要請示領導,讓她去找城關鎮政府;城關鎮政府說沒有安排何方美女兒們的情況;醫院則說只聽公安的。

大姐不太擔心方美的大孩子,他現在不會再被虐待,正常地上學,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可以照顧自己;但她越來越擔心兩個女孩,她們一個四肢無法正常活動,缺乏康復治療,一個快到四歲,卻無法上幼兒園,沒有人保護她們,教她們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清明節前,共濟醫院把孩子們送到了輝縣城關鎮的鎮長辦公室,理由是自從何方美和希希被送入共濟醫院以來,政府沒有支付醫院一分錢,欠下的各項費用已達到十幾萬,醫院不想繼續承擔費用。

城關鎮政府沒有告訴親屬,女孩們如今到底在哪裡,在經歷長達三年多的非法拘禁後,這兩個孩子又失蹤了。

家屬和律師希望通過法律訴訟爭取監護撫養孩子的權利,但不知道姐妹倆究竟在哪裡。各部門不停地互相踢皮球,他們很難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由於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接過孩子們的監護權,她們的監護權應該還屬於父母。有猜測認為目前孩子們可能在沒有監護權的村委會手裡,但村委會並不承認。家屬和律師在當地提起了三個孩子監護撫養權利的申訴,法院也沒有受理。

(網頁截圖)

 「十三妹」

講述何方美早年的經歷並不容易,作為草根維權者,她通過推特和媒體發出的聲音常常是碎片化的,我們只能靠著對她家人、朋友的訪談和各種資料拼湊出她的人生軌跡。

1985年,何方美出生在貴州遵義的貧困山村,是家裡最小的妹妹。她的雙耳先天殘疾,沒有耳洞和耳廓,這導致她很難和別人正常交流。

在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了,母親獨自務農養活六個孩子。極度貧困導致孩子們無法完成學業,何方美初中輟學,到東部城市打工。在浙江,何方美結婚生子,但很快與丈夫感情破裂,離家出走。

2010年前後,網絡環境相對寬鬆,微博成了公民社會的重要陣地。何方美學會了上網,註冊了微博,網名叫「十三妹」。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她用打工攢下的幾千塊錢安裝了助聽器,但效果不好,她要求退款。

何方美的家人說,網友李新利用媒體工作經驗幫她討回了錢,兩人開始戀愛。但李新對何方美的朋友、河南維權人士孟曉東說,何方美用微博維權,「有好多人幫她要錢」,李新是其中之一。此後,何方美在網友聚會中與李新見面,開始產生感情。

兩位講述者都對自己的記憶並不十分肯定。何方美和家人的聯繫不多,家人不支持她和李新同居,何方美一度和他們斷絕來往;而孟曉東在2019年因維權行動被捕,以「尋釁滋事罪」獲刑三年三個月。經歷長期關押後,他的記憶也已經模糊。

與李新同居時,何方美並未正式離婚。在中國的底層女性中,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對她們來說,離婚並不容易,忽視了同時存在的合法婚姻與事實婚姻可能帶來法律風險。

何方美逐漸學會利用網絡維權,她的第一次公開行動並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愛人。

李新來自輝縣貧困的農村,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到印度修讀碩士。因為關注公民社會,以及與台灣駐印度辦事處人員接觸,他回國後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拘捕,並脅迫充當線人。

由於恐懼,李新在2015年逃亡出國,當時何方美已經生下一個兒子並再次懷孕,暫時留在國內。

2016年初,李新在泰國失聯,為了聲援他,何方美接受了國際媒體的採訪。

國際社會開始關注李新案,何方美也得到了他的消息。她被叫到公安局和李新通話。李新說他自願回國協助調查,要何方美不要聯繫任何人。何方美對美聯社記者表示:「但我知道這就是老一套,他言不由衷。」

半年後,李新被釋放回家,女兒希希出生了,一家四口住在輝縣城關鎮的一處公寓裡,老朋友孟曉東成了孩子們的乾爹。

在平靜的生活中,一顆定時炸彈早已埋下。2016年2月,李新失蹤時,輝縣的兩名女警察就曾找到何方美,指責何方美犯了重婚罪。與此同時,何方美法律上的丈夫翁先生接到了一個來自輝縣的電話,打電話的女人自稱是李新的前女友,勸他出面告何方美重婚,承諾出錢幫忙請律師。他拒絕了。此後,又有自稱輝縣公安局的人打電話,慫恿他起訴何方美。

翁先生始終沒有答應,他反省過自己對何方美的冷暴力,也不想傷害自己孩子的母親。每一次輝縣的人找來,他都會聯繫何方美的家人,輾轉把情況通報給她。

在中國,重婚罪一般需要受害者起訴立案。警察和翁先生的接觸令何方美十分擔憂,有了離婚的想法。2017年,輝縣公安局的警察帶何方美去了浙江,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翁先生,讓何方美辦理了離婚手續。

與前夫離婚後,何方美終於能夠和李新登記結婚,但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讓這個小家分崩離析。

疫苗

2018年,一歲多的希希接種了政府為嬰幼兒提供的幾種減毒活疫苗,包括中國醫科院的甲肝疫苗、北京天壇生物的麻風腮疫苗和武漢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但很快她癱瘓、難以進食和呼吸,醫院診斷為病毒性脊髓炎。

經過兩個月傾家蕩產的搶救,希希活了下來,但手腳無法正常活動,需要長期康復治療。何方美和李新去尋求醫學鑑定,想通過法律途徑索賠。

曾經在中國從事乙肝、艾滋病反歧視工作的公益人士楊占青,從2012年開始關注疫苗問題,曾經為許多疫苗受害者家長提供維權諮詢。

楊占青曾經在低音播客《拒絕遺忘》中作為嘉賓講述何方美的故事,提到疫苗受害者維權困境時,他說,儘管中國有《疫苗管理法》、《疫苗異常反應鑑定辦法》等法律法規,但這套規則的運行並不利於受害者。

2014年衛生部第19號文件規定稱,「任何醫療機構或個人均不得作出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診斷。」疫苗異常鑑定只能由市級或省級專家組進行,或由縣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組織專家開展。

然而參與鑑定的專家來自政府控制的官方醫學會,專家往往不會承認疫苗問題。「99%不會認定為異常反應,都說是偶合……這樣政府就不用賠錢了,」楊占青說。

何方美和李新的信訪最初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輝縣城關鎮政府以「救助」的名義,給他們按月支付總計18萬元的救濟金,但相比於希希每月幾萬元的康復治療費用,救濟金無異於杯水車薪,兩人只能繼續上訪。

楊占青對何方美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覺得何方美比大多數疫苗受害者更有公民意識,她曾經舉著有「公民」兩個字的牌子拍照,在北京參與人權活動家許志永、丁家喜組織的聚餐,以「俠女十三妹」的網名出現在推特上,結識各種維權人士。

2018年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後,何方美組建了疫苗受害者的非正式網絡「疫苗寶寶之家」,在這個小團體中,熱心而又潑辣大膽的何方美成為了核心。

何方美一邊帶孩子去北京看病,一邊幫助其他經濟困難的疫苗受害者家屬,為他們提供食宿,介紹他們認識知名維權人士,組織受害者和家屬在北京王府井拉橫幅,一邊為孩子的治療公開募捐,一邊用拉橫幅、舉牌等方式表達疫苗群體的訴求,如推動立法、設立疫苗風險補償基金等。

來自上海的疫苗受害者譚華和她的母親華秀珍,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何方美的。

譚華原本是一名上海白領,擁有復旦MBA碩士學位,2014年被狗咬傷後接種狂犬疫苗,還未完成全程接種就患上了癲癇。她與母親華秀珍通過訴訟、上訪索賠,卻被維穩人員打斷兩根手指。華秀珍為此到北京抗議,被捕入獄,後來獲刑一年兩個月。

譚華到北京看病,也繼續上訪。她在網上認識了何方美,2018年夏天,何方美聽說譚華在北京,邀請譚華到她租的房子去住。

那是一間小公寓,譚華、何方美和孩子睡在床上,李新打地鋪。後來,華秀珍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我對她(何方美)第一印象就是俠義,正直,她家並不富裕,還經常接待去北京治病、維權的疫苗家長,免費吃住。」

2019年初,何方美作為疫苗維權群體的代表,成為美國之音中文網的「時事大家談」欄目嘉賓。在節目中,她直言不諱地批判衛生部、疾控中心和藥監局等政府部門對疫苗監管不力。

何方美堅持為疫苗致殘的女兒維權,屢遭地方政府及公安迫害。(網頁截圖)

維權

中國政府把越級進京上訪、在國家機關辦公場所和公共場所張貼散發材料、打橫幅等行為定義為擾亂社會秩序的「非法信訪」,而穩控化解不力的地方官員會遭到問責,因此,地方官員千方百計攔截可能到北京上訪的居民,並對他們進行報復。

「我們在北京,大部分時候都是被政府的人弄回去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說。

2019年3月,何方美在「兩會」期間前往北京上訪,被攔截並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11月15日,案件在輝縣市法院開庭。何方美在最後陳述中表示,一個法治、文明、民主的社會離不開控訴者的監督,她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希望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好,希望疫苗受害兒童的權益得到保障。

李新接受採訪時悲觀地認為,何方美一定會被判刑,但檢察院在2020年1月撤銷了指控,何方美獲釋,並申請到了11萬元國家賠償。

不過,國家賠償一直沒有到帳,女兒疫苗致殘的補償金也沒有下文,何方美又踏上了上訪之路。輝縣政府嚴格限制何方美進入北京,派人在她樓下盯梢,限制她購買火車票。2020年5月,因新冠疫情延期的「兩會」召開時,何方美只能坐火車到河北,步行進入北京維權。

她在推特上描述了自己的經歷:「千里走單行,從外省黑燈瞎火步行10公里3小時到北京。經過的村莊沒有路燈,只有墳墓,狗還在我後面汪汪叫。」

成功進入北京後,何方美不到兩個星期就被抓住,交給地方維穩人員帶回輝縣。她被限制人身自由總共兩天一夜,沒吃上一頓飯,只得到了一個饅頭。

大部分疫苗受害者都會被迫陷入一個怪圈:除非他們的財產足夠支撐漫長的治療,且完全放棄索賠的念頭,否則無論原先屬於哪個階層,只要遭遇了概率極小的疫苗異常反應,都註定會淪落到社會底層。

天價醫療費用讓他們的經濟狀況極為困難,法律框架內的訴訟、信訪無法得到答覆,但當他們採取其他方式表達訴求,又會遭到拘禁,失去工作和應得的社會保障。疫苗的賠償問題尚未解決,他們又要為自己遭到的打擊報復而控告、上訪,陷入維權和被打壓的惡性循環。

聲援何方美最積極的華秀珍也在近期再次被捕。上一次被判刑後,原單位寧波大學取消了她的退休金和醫保,她和女兒失去了生活來源,只能繼續為此上訪。今年四月,母女兩人在浙江省政府外用無人機和大喇叭播放抗議口號,之後一起被刑事拘留。

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說,隨著近年來維穩的擴大化,官方對疫苗群體採取日益嚴厲的維穩措施,從截訪到軟禁、拘留、判刑逐步升級,希望受害者不堪打壓,降低索賠的心理預期,「有時一條人命二三十萬也就算了」。但在拿到賠償前,很少有人退出維權。

對於想要得到賠償的受害者而言,即便代價沉重,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激烈的「非法信訪」仍然是唯一方式。

楊占青認為,合法的信訪對擅長踢皮球的官員毫無壓力,受害者們只能越級上訪,去北京「告御狀」,給地方政府官員施壓。

華秀珍曾經為何方美和自己寫道,女性天然柔弱,力不及人,但更有韌性優勢,只要一息尚存就決不放棄。為了不幸的孩子,她們願意用命換命,「哭瞎眼,跑斷腿,說破嘴,坐冤獄」,為了給殘疾和需要終身服藥的孩子「一個保障」。

華秀珍呼籲全網尋找何方美及她的女兒們。(網頁截圖)

何方美還沒有給女兒爭取來「一個保障」,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憤怒和痛苦。在記錄潑墨的視頻中,她留著齊耳短髮,穿著黑色裙子和黑色打底褲,指著兒童車上的希希,講述女兒因疫苗致殘、自己維權被關押十個月的經歷。

憤怒的母親擰開手中的墨水瓶,一邊咒罵,一邊把每一滴墨水潑在寫有「輝縣市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輝縣市委員會」的兩塊牌子上,大聲質問:「這樣的政府存在還有什麼價值呢?」

(轉自低音/《杳無音訊:何方美和她失蹤的女兒們》)

(責任編輯:何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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