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5月17日訊】上個月，中共國安部部長陳一新在《求是》雜志和《學習時報》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要推動新的五反運動，口號是反顛覆、反霸權、反恐怖、反分裂、反陰謀，聲稱要打好反顛覆保衛戰、反霸權總體戰、反恐怖阻擊戰、反分裂主動戰、反間諜攻防戰的五反鬥爭。中共歷史上曾經搞過兩次五反運動，而且都引發了剧烈的政治鬥爭，這一次的新五反運動瞄準的目標是甚麼？是否會再次引發中國社會的劇變？
習時代權力大變動 國安唱戲 公安做陪
旅居比利時的中國法律學者杜文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這次陳一新的五反言論，它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建立在國家安全法的框架之上的，它是強調國家安全機關的職責，這更多的是對現行法律的解讀和重申，是一種威懾和警告，而不是一種新的政策的啟動。
從更廣泛的政治視角來看，陳一新的這份講話可能是為即將到來的三中全會及政治局會議做政治鋪墊的，特別是可能涉及到處理軍方的高級官員，像李尚福他們的問題，這表明他們可能會被指控涉及顛覆政权、間諜等重大問題。因此這一講話在當前政治格局中的意義，顯然遠比表面的五反運動可能更深遠。
杜文說，習近平上臺後，搞了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安部和國安部在國家安全委員面的地位变化很明顯。以前的時候中央政法委的書記通常是由公安部長來接任的，現在這個職位是由國安部長來接任的，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國安部地位的上升。同時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國安部已經變成一個綜合部門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辦公室就設在國安部，而且國安部的國安在國安委員會裡面起主導作用。在國安委，國安部是唱主角，其它部門都是配角，公安是第一配角，其它部門是其它配角，這意味著在國安委，其它部門都是圍繞配合國安部來工作的，是這麼一個情況。也就是說，國安部在目前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地位是顯著提升的，它成為了中共國家安全事務的核心和主導力量。
杜文說，其實公安部門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國之重器，如果沒有公安的話，共產黨政權恐怕一個月也堅持不了。實際上公安在中共政權體中的權重是非常大的，要知道公安部長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他本身就是党和國家領導人，而且屬於最高層的範疇。但同時公安又是一個強力部門，權力極大，尋租空間廣，歷來就是腐敗的高發和多發部門，公安系統中出現了太多的政治上、法律上有問題的人，而且它直接面向一線群眾，因此民憤也特別大，形成一種系統性的信任危機。
其實習近平現在很矛盾，一方面公安是政權維穩的重要力量，他不能不信，不敢不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信，又不能全信，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國安部門的崛起。習近平的處理辦法是培植國安，使它能夠在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監督公安的同時，又能形成交叉互補的這麼一個關係。國安部門的崛起和地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平衡和監督公安的權力。通過這種方式，習近平試圖在強化國家安全的同時，也加強對公安系統的控制和監督。
這是中共近年來政治路線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中共國家安全部門的職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變成了一個綜合的國家安全部門，而這一力量它實際上是只屬於習近平的，它是完全不受地方制約的。
中共三次五反手法一致 新瓶裝舊酒還管用嗎？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中共的第一次五反運動是1952年，口號是呃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些都是針對當時國內私營企業的，當時叫民營資本家。1950年代是中國正在打朝鮮戰爭的時間，中共當時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朝鮮戰爭的費用大概占了當時GDP的40%到50%，很多物質供應必須依靠這些民間企業。那次的五反運動基本上是逼迫國內的那些企業，特別是資本家為戰爭做貢獻，結果是大量的民營企業倒閉破產，甚至被中共合併走了。
中共的第二次五反運動是1963年，口號是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這個其實和四清運動是同時進行的，目標是針對體制內的官員，強化中央的控制。1963年是三年大饑荒剛剛結束，中國老百姓當時一肚子火，因為中國打了八年抗日戰爭都沒有餓死這麼多人，共產黨拿了天下，太平時期居然餓死了四千萬，所以這次五反運動和四清運動基本上是針對基層政府官員。背後的意思就是說，餓死人這些事情都是下面這批人搞壞了，中央精神、中央政策都是好的，共產黨還是好的，只是官員不行，所以把事情搞壞了，本質上是一場甩鍋運動。然後借助這個運動讓底層的民眾出口氣，如此而已。當然這次運動的後果是黨內鬥爭的激化，各派之間的矛盾激化，最後變成了文化大革命，導致整個政府就癱瘓掉了。
郭君表示，這次陳一新提出來的五反口號是反顛覆、反霸權、反恐怖、反分裂、反陰謀，顯然這個矛頭是對外的，但是他的目標在內。矛頭在外就是說他要應付外來的威脅，外部環境變得非常惡劣了，要怎麼樣度過這個難關？就通過對內部進行清洗來達到外部的目標。說穿了就是要抓特務，抓內部的各種異議的聲音來把內部打理好，然後就可以應對外面的挑戰。
郭君說，最近大紀元有篇報導談的是澳大利亞的一個事情，涉及到兩個人。一個叫做艾瑞克（Eric），他是中共公安部一局的，就是政治保衛局的警察，他跑到澳大利亞去了；另一個是叫做尹科，是一個網路紅人，在網路上經常批評中共和習近平。這篇文章透露了一個事情，就是說異議人士反共，目前中共安全部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反習就一定要追殺到底了。其實這種事情不是現在才發生的，已經十多年了。所以我們回頭看一下這個新五反運動，中共在強調國家安全的時候一直在說政治安全是核心問題。
那什麼是政治安全呢？中紀委經常談這個問題，只是大家沒有把它和中共大政策連在一起。中紀委抓高官公佈案情的時候，罪名有兩面人，破壞政治規矩，沒有堅持兩個維護等等，這些罪名本質上其實都是對習近平的不滿和不忠的問題。所以中共說的這個政治安全其實是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問題，我認為這個新五反運動北京要主要想解決的還是這個問題。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共前兩次的五反運動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危機，一個是朝鮮戰爭的危機，一個是大饑荒帶來的危機，用的辦法是製造敵人，製造新的仇恨。現在中共面論各種危機的疊加，這一次中共用的手法也是一樣，還是製造敵人，製造新的仇恨，只不過這一套東西現在其實是不好用的，因為現在中國的情況和毛澤東時代畢竟差異很大了。
習近平大權誰人接替 彭麗媛參政可能性多大？
杜文在《菁英論壇》表示，習近平上來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體制改革，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中央層面設立了包括國安委在內的各種委員會，這實際是超越了中國憲法框架的。按舊的框架，共產黨是執政黨，執政黨派員組成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國務院，國務院總理是政府首腦，實行總理負責制及責任內閣。同時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是一個機構，不是一個人，國家主席是一個沒有實際權力的象徵機構，這是當年鄧小平直接確定的。可是習近平通過設立各種委員會，實際上是將國務院的權力收回到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手中，使政治體制向總統制轉變，不再是過去的責任內閣了。而國安委作為一個核心權力機構，一旦掌握了實際權力，就很難放棄。習近平估計很難將這項權力移交給他人或者怎麼樣，除非他的健康出了問題。
杜文說，外界猜測彭麗媛有可能進政治局，甚至去接管軍隊人事工作，我認為目前還缺乏確鑿的消息或有力的證據來表明，彭麗媛會在此次中共三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通常來說，中央政治局成員的任命，涉及複雜的政治考量和黨內權力平衡。彭麗媛雖然在中國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是她主要的成就在音樂和文化領域，而不是政治。另外她是否有意願參與高層政治事務，這也是個重要的因素。這個問題我在油管頻道裡面也聊過，提到了2017年彭麗媛拿到《杜文案件》那本書的那個例子，從這個例子來看，其實彭麗媛在習面前是缺乏話語權的。說到中共這些高層的太太們，像吳官正的太太，賈慶林的太太，溫家寶的太太，薄熙來的太太，令計劃的太太，這些人都特別能幹，特別有野心，但彭麗媛不是這樣，她性格特別保守，甚至有些抑鬱。在這種況況下，她成為江青第二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彭麗媛缺乏政治熱情，她不像江青那樣是個純粹的投機分子，她也沒有像江青那樣為了接近毛澤東而使盡各種手段。
杜文表示，目前來看，習近平的權力集中和控制是非常嚴厲的，他願意直接掌控國安委以及其它所有部門的控制權。是否有一個習近平充分信任的人來掌權的問題，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我覺得這取決於習近平的信任度和健康狀況。如果習近平認為某人能夠完全代表他的意志，並且他自己由於健康的原因無法繼續掌控這個權力了，他可能會有這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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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