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1月20日訊】新的一年剛剛開啟，有「新聞王子」美譽的香港前無線電視知名記者柳俊江卻在家中燒炭輕生，結束了42年的短暫人生，令無數香港人深感惋惜。
1月5日，柳俊江在大埔黃宜坳村住所去世的消息傳出，讓好多人感到震驚。因為他在12月31日還參加了香港的馬拉松活動，並沒有出現任何異樣。
元旦時，他在Facebook寫道：「什麼是一定擁有過，卻捉不住的？是昨天。什麼是永遠都快來到，但永遠都未來的？是明天。每一個昨天，都是過去式；每一個明天，只是未來式。」並許下2024年的目標，要把握當下，做自己喜愛的事。
柳俊江Facebook的最後一則帖文發布於1月3日，是他參加馬拉松的照片，他自言正改變跑步姿勢，看照片覺得還沒夠好。
他還在IG上陸續分享「柳爺說話教室」課程時間表，呼籲大家可以開始報名。沒想到5日卻傳來他輕生的消息。
好多香港網友說，柳俊江跨年後的發文看起來都很正面，實在沒想到他會走上絕路。
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努力、善良、充滿活力的青年才俊，會選擇離開呢？回顧柳俊江的人生經歷，可能會找到一些答案。
以敢言聞名 獲封「柳爺」
1981年4月出生的柳俊江，幼年時期在屯門區山景邨居住，有兩個弟弟。因家境貧窮，他14歲就開始兼職打工，當過私人補習老師、送貨工人、地盤工人、超市理貨員與跟單員，還做過臨時演員。
柳俊江出生寒門，卻天資聰慧，才華橫溢，他憑藉自己的努力在2003年獲得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士學位，畢業後做了一名媒體人。
2002年至2010年，柳俊江擔任無線新聞部港聞組、中國組高級記者，並被派駐北京和廣州，後轉任專題記者，負責《星期日檔案》等新聞特輯節目的編輯和採訪工作。
他參與採訪報導過2005年香港世貿會議、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風波等多宗兩岸三地重大事件。汶川發生大地震後，柳俊江和採訪團隊在惡劣的環境中徒步兩天，到達地震中心映秀鎮，成為全球第一位進入映秀鎮的國際媒體記者，他們拍攝的災區現場畫面被多家國際主流媒體引用。
柳俊江報導汶川地震一舉成名，2008年6月，他開始兼任主播，先後擔任過無線《午間新聞》、《六點半新聞報導》、《晚間新聞》和港台《議事論事》等節目的主播和主持。
柳俊江在新聞界以敢言聞名，多次為維護新聞自由而發聲，因此獲封「柳爺」的稱號。
早在20年前，柳俊江就曾為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梁珍被中共代表團拒絕採訪而即場提出質疑。
2004年6月8日，大陸奧運金牌運動員到訪香港，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梁珍在記者會上提問，被代表團副團長何慧嫻打斷，直接說「不太願意回答你的問題」，並質疑梁珍參加發布會的目的，聲稱「你這個電視台，我們了解你的背景」。當梁珍表示希望對方進一步解釋時，會場有人搶走了梁珍手中的麥克風。
同在記者會上的柳俊江之後獲得提問的機會，他追問何慧嫻，為什麼不回答美國媒體新唐人記者的提問，卻回答其他台灣及大陸傳媒的問題，是否與新唐人關於法輪功的報導有關？
對於柳俊江直指法輪功問題的提問，何慧嫻沒有正面回答，並很快結束了記者會。而梁珍在記者會後成為眾多媒體圍訪的對象。一場中共大外宣的表演，成為證實中共剝奪新聞自由的事件。
離開新聞界
1997年，隨著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對香港的滲透和管控越來越嚴重，香港新聞界受到中共鉗制，柳俊江也感受到來自中共強權的壓力。
2010年底，在新聞界頗有建樹的柳俊江選擇離開無線電視新聞部和從事八年的新聞行業。他撰寫題為「我離開了我愛的崗位」的長文，講述自己離職的原因。
他說：「近幾年記者淪為『車衣女工』，新聞部管理層對每日的新聞早已有一套『看法』，記者很多時被要求『照單執藥』」。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名記者無法進行自由真實的報導，有違職業操守，不想再做這份沒有意義的工作。
2019年9月，參加過反送中大遊行的柳俊江接受《1圈圈》專訪，再次談到他離開無線電視的原因。他直言上司在某些話題上需要保持「政治正確」，如香港「六四」周年悼念活動的報導受到壓制等，因此當年決定離職，去其他行業發展。
資深傳媒人李慧玲評價說，柳俊江在無線電視受到賞識，但他最終選擇離職，是對自己的專業有要求及原則。
離開新聞界後，柳俊江開始從事動物保育和環保工作。2013年他轉任九巴社區事務經理，2014年開設自己的製作公司，由他導演的2014年母親節萬事達卡廣告片，獲得金帆廣告大獎。
柳俊江在讀大學時就對拍攝電影很感興趣，多才多藝的他開始涉獵娛樂圈，拍攝電視劇及電影，出品了《瑪嘉烈與大衛》、《暖男爸爸》、《空手道》、《逆流大叔》等影視作品。
中共強權陰影籠罩
柳俊江離開新聞界後仍然關心時事，2015年他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同年9月，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出「香港特首地位超然於三權之上」的言論，引起社會譁然。
時任特首梁振英也大言不慚，說中央只任命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提名的主要官員，所以行政長官地位確實超然。
柳俊江撰文批評「超然論」貽笑大方，更批評梁振英「分裂社會、危害法治、玩弄權術、私相授受，危害社稷之深，已成過街老鼠」。
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柳俊江與太太一同參加了民間發起的反送中遊行。
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柳俊江得知消息後自發前往元朗，義載疏散市民，卻被白衣人打得頭破血流，頭上縫了8針。
兩個月後，他被問到是否就「7.21」被打進行追究，他很無奈地說，現在香港沒有公平、公正的環境，他擔心自己從受害者變成被告，因此不打算深究。
雖然柳俊江沒有就自己個人所受的傷害去追究，但是當香港政府試圖扭曲「7.21」元朗事件的真相時，他毅然頂著壓力，提筆著書，揭露政府的謊言。
2020年7月，中共政府強行推出《港區國安法》後不久，柳俊江撰寫出版了《元朗黑夜：我的記憶和眾人的記憶》，書中記錄了他本人及超過40名當事人的目擊證詞，還原「7.21」元朗事件前後的經過。
該書出版時，柳俊江接受《蘋果日報》的採訪，他點名批評時任警隊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和處長鄧炳強在「7.21」元朗事件上說謊，表示自己有責任寫書記錄真相。
他也坦言，在遭遇襲擊的陰影下還原「7.21」元朗事件經過，心理壓力很大，但他堅持住了，並多次重回元朗實地蒐集資料。
柳俊江在書中說，元朗襲擊事件一周年之際，有感於歷史可能會被當權者扭曲，因此進行深入調查，撰寫這本書，以留下真實的歷史紀錄。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是一個分水嶺，香港社會由此發生巨變。《港區國安法》被強制實施後，香港的法制、自由幾乎被摧毀。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大爆發，在中共施壓下，香港實施了一系列嚴苛的封控措施，引發民怨。6月，香港政府以疫情禁聚令為由，首次禁止支聯會在「六四」晚上舉行維園燭光悼念集會。
柳俊江在Facebook貼出燭光悼念的照片，及1989年天安門廣場「坦克人」的照片，他寫道：「每年今天，都只講一件事。三十一年好，三百一十年也好。」
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後，9月6日，香港市民發起「九龍大遊行」，反對《港區國安法》、健康碼與押後立法會選舉，大批香港警察在旺角駐守，攔截過往行人，尤其是年輕人。
其中一名警察將一個年僅12歲的女童推倒在地，並用膝蓋壓住女童，香港民眾對警察的做法十分憤怒，批評警方濫用武力。據女童母親說，她的女兒和兒子在逛街買顏料，沒想到無故受到驚嚇，女兒身體受傷，心理上更留下陰影。
柳俊江在Facebook大罵香港警方，「打完大肚婆（孕婦）打細路女（女孩子），渣滓都不足以形容香港警察惡行。」
他也坦言，「喺（在）我想寫幾句之時，竟然有一刻想過要按下，因為文字獄隨時到來。」
柳俊江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中共推出「港區國安法」後，無限擴大香港警察的搜查和拘捕權力，徹底摧毀了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框架，使香港失去了原有的「高度自治」。
自「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至少50多個香港民間團體和組織被迫關閉，240多名民主活動人士和反對派政治人物被以「危害國家安全」逮捕、監禁，還有許多人被迫逃離香港，流亡他國。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親民主的媒體也被迫停刊。整個香港籠罩在中共強權的陰影之下時，每一個香港人都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壓力，許多人因此逃離香港，移民他國。
柳俊江為了避開中共強權離開無線電視，離開新聞界，但面對越來越嚴苛的言論管控，他對香港的現狀感到失望和無奈，從他在Facebook留下的文字中就能感受到。
柳俊江去世後，他的家人通過柳俊江Facebook勸慰大家「生命寶貴，我們相信柳爺尚有壯志未酬，請各位好好生活，為未及目標跑下去。」
——《人物真相》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