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12月15日訊】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中共早期領導人王稼祥，曾在三個關鍵時刻力挺毛澤東，但他後來卻受到排擠與整肅，唯一的兒子被迫自殺，妻子被打成「反革命」，孫子也受到牽連。
主動站隊、緊跟領袖，為什麼還會落得如此下場？今天，我們根據《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等資料，說說事情的來龍去脈。
中共早期要員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於安徽涇縣，在上海大學附中讀書時，加入共青團。
1925年，他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28年2月，他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入紅色教授學院繼續學習。
1930年回國後，王稼祥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祕書長、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外交委員（外長）、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等。
抗日戰爭期間，他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等；國共內戰爆發後，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長等。
1949年中共奪權後，歷任中共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
三次力挺毛澤東
王稼祥曾三次力挺毛澤東。
第一次：遵義會議上投毛關鍵一票。
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與會者分成兩派：一派以博古為代表，一派以毛澤東為代表。雙方為紅軍接連不斷的失敗爭論不休。前者怪敵人太強大；後者怪前者指揮有問題。
雙方相持不下之際，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站在毛澤東一邊，投了毛關鍵一票，促成軍事指揮權的變更。之後，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負責指揮軍隊。
這次會議，為毛此後逐步將軍權掌控在自己手上，並最終成為中共的領導核心鋪平了道路。
王稼祥第二次力挺毛，是抗日戰爭爆發後。
當時，延安的中共高層兩派又鬥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學蘇聯的王明為代表；一派以毛澤東為代表。
王明自恃有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為中共黨內的實力派，也有許多支持者，為爭取最高領導權，內外做了很多工作。
那次王、毛爭權中，王稼祥再次發揮重要作用。1937年7月，王稼祥經西安、天津、上海輾轉到達蘇聯治療傷病。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期間，他積極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介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最終促使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讓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先後在中共政治局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此，確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1940年代，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一場排除異己、進一步確立毛核心領導地位的運動，而王稼祥選擇第三次力挺他。
1943年7月5日，為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王稼祥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稱該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延安整風中，他為確立毛在黨內的理論權威地位立了頭功。
「三和一少」與「三鬥一多」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內政外交全面左轉，甚至走向極左。
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疊加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導致中國出現餓死4000多萬人的大饑荒。
1962年1月，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以來的工作。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被迫承認自己有錯，並說：「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
聽了這些話，王稼祥給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認為，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政策，不要四面樹敵；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另外，中國的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當時，中共對外即反對美帝國主義，又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還反對印度等國的反動派。
在對外援助方面，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分別為：265.99萬噸、415.55萬噸、265.41萬噸。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已大面積出現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糧食共計680萬噸，等於136億斤。這是什麼概念呢？
1960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標準計算，136億斤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可使3,400萬人免於飢餓。
1960年1月，中共專門成立一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負責對外贈送現款、食品等，以換取亞、非、拉一些國家的肉麻吹捧和在聯合國支持中共。
正因為看到這些事，王稼祥才提了些意見。
據毛澤東的「大筆桿子」王力回憶，毛看了王稼祥的信後，掰著指頭說：「這是對美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當時，毛的指導思想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這「三鬥一多」與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正好相反。
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三和一少」變成了「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這給王稼祥之後的遭遇埋下伏筆。
大禍降臨王家
1966年5月，「文革」爆發。當時，王稼祥仍是中央委員、中聯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都沒有通知他參加。他的中聯部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被劉寧一代替。
1966年7月，王稼祥被迫搬出中南海，搬到什剎海旁邊的一座房子裡。中聯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機關大院內貼他的大字報，再把他從家裡架到中聯部看大字報，開他的批鬥會，給他掛黑牌子，令他坐「噴氣式」。
後來，造反派直接跑到王稼祥家裡，在客廳拴上一條條繩子，把大字報掛在繩子上，四面牆上也貼滿大字報。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罪魁禍首」等大帽子。造反派誓言要把他「鬥倒、鬥臭、鬥垮」。
1968年，王稼祥在《我的履歷》中寫道：「在這個期間，又是談話，又是寫材料，我又緊張起來了，心跳又加快了。我雖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藥，但睡眠仍不安，於是我處於疲倦、不安、緊張、恐懼的情況下過日子。」「再加之，這時候街上出現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稼祥』的標語，於是我就更加恐懼了。」
有一天，造反派剛離開他家，他就高喊：「我沒有罪！」當晚，他服下安眠藥，但仍然大聲喊叫，不能入睡。無奈，他只好增加安眠藥的劑量，結果呼吸困難，昏迷不醒。他的夫人不得不將他送到北京醫院搶救，直到第三天，人才醒過來。
經歷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後，1969年10月的一天，因所謂「戰備」需要，王稼祥被疏散到河南信陽，「軟禁」在一個封閉的小院裡。1970年10月初，他突發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不得不回北京醫治。
1971年9月13日，中共二號人物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此後，一批老幹部復出工作，王稼祥也恢復工作。但是接下來，毛澤東又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令他十分不解、不安。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心臟病發作離世，終年68歲。「文革」中，王稼祥倒楣，他的妻子朱仲麗也被打成「反革命」，被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裡，一關六七個月。
王稼祥的兒子王命先，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工作，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貼大字報，被批鬥、侮辱。王命先性格內向，少言寡語，平時只知埋頭工作，突然遭到這一連串的打擊，身心受到巨大打擊。他怎麼也想不通，一氣之下跳河自殺。
王稼祥的兩個孫子也失去升學、參軍的機會，跟他的養女一起，被下放到邊遠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今天，我們經常談論中共的「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搞的「三鬥一多」，就是「戰狼外交」和「大撒幣」外交。
在中國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下，王稼祥希望中共稍微緩和一下，對亞非拉國家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實際上，這是他堅持黨性的前提下，人性的一面對老百姓動了惻隱之心。但是，就是這一點點人性也不被容忍。
回首百年中共史，每當黨員的黨性與人性發生衝突時，誰不服從黨性，誰就會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幾乎成了一條定律。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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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