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不著邊際的浮誇和大量死人的嚴重事實，環江縣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但在當時狂熱的背景下，抗爭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屢遭無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在剛出現饑荒時，就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飢餓情況。「木薯在環江來說約在1940年引進的，至1954年王定號召推廣作養豬的飼料，自古以來人民是沒有吃過的，……洪華看待環江人民（連）雞狗也不如，……現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還壓迫群眾講每天吃兩飯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湯，……請（問）洪華書記，三菜一湯在哪裡。請上級黨委深入農村調查。」
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定公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後來查出是譚的筆跡，便下令組織機關幹部進行鬥爭，並在全縣輪流批鬥。譚後來被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
1959年3月，譚紹儒又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在我們環江縣委直接領導下，在實踐中，有些是與中央提的不相稱的，請派員下來深入調查，針對問題糾正。」「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糧食是怎樣得來的呢，縣委領導把那塊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頭穀粒已黃近收時，把禾株全部拔出來雲集在那塊田裡（發動整個的群眾來搞），這不是浪費勞動力嗎？這樣做我認為十三萬斤太多（少）了，那塊田可堆百多萬斤穀子呀」。這封信也成為譚攻擊「三面紅旗」的罪證。
為了掩蓋環江死人的真相，洪華曾對郵電局長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
1959年上半年，環江各地開始出現餓死人現象，幹部群眾議論紛紛。洪華則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1959年下半年，縣人委監察室副主任羅傑多次反映明倫公社死人多、餓死路邊也無人掩埋的真實情況，結果被扣以「對黨不滿，是反領導」的罪名，於當年10月被停職反省，管制勞改，在機關反覆批鬥，每天罰撿三擔牛糞。
1960年1月，城關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蘭大隊，見到病人很多，死人現象嚴重，回來後與醫院院長談論。院長向洪華匯報此事，洪華聽後氣憤地說：「莫仁忠反映社員沒飯吃，病人死得多，真是豈有此理！這個人一向右傾，你們要好好解決他的問題。」結果，莫在反右傾中給戴了頂「右傾分子」的帽子。
有些環江籍部隊戰士回家探親，見餓死家人，寫信到報社被批迴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後來，自治區還是覺察出環江縣大量死人的現象。1960年3月，區黨委、地委檢查團的一個組來環江縣實地調查。
洪華等人如臨大敵，想方設法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組織召開祕密會議，在會上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共青團區委幹部李月清帶調查組來到環江後，發現死人嚴重，想把死人情況向上級反映，電話無法掛通，拍電報電報稿還沒發出去，便被扣壓下來交到了洪華手中。
洪華指責檢查組是「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人年輕無知，生活在城市裡很少下鄉，下來後專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還指責檢查組不向縣委匯報就直接報自治區黨委；強迫檢查組在上報材料中把死人的數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說成是傳染病引起的。改成這樣後，才允許向區黨委匯報。
在對待敢於向檢查組反映情況的幹部和群眾，洪華等人的態度也很惡劣。腰間常掛有手槍的縣委副書記韋某曾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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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