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4月28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五（4月28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主持人）。
今日焦點：出逃美國！他從部隊轉業當村支書，為民辦事，卻觸動權貴利益；噩夢：被栽贓判刑、遭公安跨省騷擾、地下車庫的便衣與手銬⋯⋯老百姓：共產黨的話千萬別信。
大家都聽過一個說法：中共官場遵循「逆向淘汰」的機制。清廉不貪、有真才實幹的官員，一個個被排擠出體制，而擅於溜鬚拍馬、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卻能在這個環境中混得風聲水起。
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蔡志剛，就是被中共官場的黑色逆流「淘汰」下來的這麼一位。他當了村官，想為老百姓多爭取權益，不料觸動當地權貴利益，於是被栽贓陷害，甚至引來牢獄之災。
多重打壓之下，蔡志剛計劃逃出共產中國。他具體經歷了什麼？我們請蔡先生親自來說。
【部隊轉業當村支書 蔡志剛得罪地權貴】
蔡志剛：我姓蔡，來自浙江台州。19歲我參軍入伍，當了7年的兵。然後回來以後，是在我們老家當了一個村支書，就當了6年。我同時自己也是在做生意，在上海。我是2006年年底，從部隊轉業了。
我是提前退伍的，當時本來我是準備提幹的。我立了兩個三等功，其它所有的這種獎項也不少，優秀士兵、團嘉獎、師嘉獎、演習嘉獎，各方面拿得太多了。當時我們的部隊就是在福建，就是針對台海。所以，我們參加這種野戰的訓練、海上的訓練、還有演習的訓練是非常多的，每年都會參加，除了我在軍校兩年以外。
我在軍校待了兩年。當時準備是提幹的。但是因為我的年齡。我是19歲參軍的，然後本身就比正常的參軍的年齡晚了一年。這個部隊提幹不有個時間時間限制嘛，25週歲之前。但是我兩個三等功以後，因為當時也要找關係，你也知道，其實軍隊當時也是挺那個的。我是時間超了，後來就是感覺提幹也沒有希望啦，然後就回來了。實際上我也不怎麼喜歡待部隊裡面，你看我也是很喜歡那種自由的人。
扶搖：2006年底，蔡志剛從部隊轉業後，到上海做生意。第二年，他在經商的同時當上老家的村支書。本來，家裡以為出了一個體制內的人，對整個家族來說都是好事。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開始發生在蔡志剛身上。
蔡志剛：迫害就是因為我們村裡邊那個城中村改造。我們是屬於那種城鄉結合部的，這塊土地它是「肥肉」。它整個價值最少也幾十個億，幾十個億是最少最少的。我們村總共的土地應該有五六百畝吧，當時我們的土地，政府給我們徵收的土地價格是4萬5千600塊錢一畝；後來最高也是，前些年是升到了10萬3千800塊錢一畝。但是最終他們賣出去的土地價格500萬到800萬不等。這直接就是我們老百姓的錢啊。
你收回去，5萬塊錢賣500萬，10萬塊錢你賣800萬，地價不是每年都在提高嘛。如果這個錢，直接使這個權益享受到老百姓自己身上的話，那老百姓多富有，多有錢。他自己也不讓你開發，他說你不行。當時我們就據理力爭，跟政府裡邊談判嘛，把土地拿來幾百畝，自己拿回來了。
我為了村子裡面做了那麼多的事情，土地徵收了，然後集體整個弄下來，以後跟我們新城開發委員會都已經簽訂合同了。就是說，當時還給我們173畝土地，再加上18畝的返回用地，就是村集體使用的。那我們總共就可以拿到191畝土地，用於自己我們村裡邊、集體經濟自己開發，自己老百姓蓋房子自己分。
當時縣裡面他不同意啊，實際上就是這個縣長不同意，他當時是在我們那裡當縣長，他是2010年前後在我們那裡當縣長的，溫州調過去的。現在已經抓了，前幾年已經抓了。
我當書記的時間是6年，當了6年的書記。其實我當書記也花了不少錢，就是說自己花的錢。因為自己在上海有做生意，然後你村子裡邊這個事情、那個事情，那個時候剛好又有土地徵收、房子有拆遷，然後我就自己來來回回，自己折騰、自己跑。
都是自己掏錢。那自己當時想的就是說，你為老百姓辦點事情那也是應該的，本身他們這麼信任我，我選書記的時候，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高票，不是說全票，基本上也是高票就當選了，就沒人跟我搶了。他們也知道我是為了村子裡面踏踏實實地做事情，自己本身也是老百姓，也是村裡邊的人。大家好了，自己也才好。
也就是說當時的觀念、這些想法也比較樸素，不會想得太多。但是你這樣子弄的話，就很容易對那些政府部門、還有這些當權者，就造成了一些壓力了，他們覺得你這個人太死釘板，他們怎麼說你也不聽，你老想著老百姓老百姓的，那他們怎麼辦？他嘴巴當然不說了，開會都是正兒八經的、冠冕堂皇的，實際上他們就想著心裡的小九九。
【老百姓：共產黨的話千萬別信】
我們那裡的街道書記嘴巴一講話，那個天花亂墜的。教育局局長出來的，背後你幹了什麼勾當啊，包教育局裡面的那個女人（教師），包了以後，教師她老公發現這個問題以後，寫成大字報，交到我們整個縣裡邊的所有政府部門，每個辦公室發一份。就這麼幹啦，他們在哪裡幹什麼、在哪裡幹什麼、給她承諾買什麼，在他們那裡買別墅。都是這樣子的，他表面就冠冕堂皇，把我們老百姓忽悠得一套一套的。
農村裡面很多老百姓，他實際上還是挺懂得，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因為我當初年紀也輕了，二十幾歲三十歲都不到，他們就跟我說了：共產黨的話你千萬不要信。
七八十歲的、六七十歲上了年紀的老百姓，不管男的還是女的，他就這樣說的，我是聽了很多次：就是共產黨的話，你就不要聽。他就說了嘛，他的意思就是說，共產黨假話就是順口溜一樣嘛，就是假話都是亂講的，就這個意思。
這種話確實我聽了很多，老百姓對共產黨辦的事情，確實是很多是不相信的。他們是嘴上說的一套，背地裡做的又是一套。
如果沒有簽合同的話，那這個話肯定是不作算了，甚至是簽了合同也不作算。我當時跟村裡邊、跟我們的街道簽了個土地協議的，總共加起來（拿到）191畝土地。
我當時算了一下，每個人就是說我們自己開發完、做完房子以後，剩下的我們老百姓自己就蓋那種聯排別墅、獨棟都綽綽有餘。然後街面（店面）三四百間全部是我們自己的，那就作為一個村的集體的。
但人家就是說直接影響到他們縣裡邊了，他們政府的利益了，他們就不幹了，肯定不幹了。然後想方設法把我們簽的合同騙回去。他說，這個方案不行。後來談了，當時我都跟那個街道書記打架了，我就直接抓到他的衣領，就跟他幹起來。
【替村民爭取權益 被判五年緩刑】
扶搖：蔡志剛想要為村裡的人多爭取些權益，但是，中共官場黑暗。他沒想到，自己因此惹禍上身。
蔡志剛：那他表面上他也沒什麼事，好像大人有大量似的，但實際上背後他就搞我了。後來是給我羅織一個罪名，說我挪用公款。
當時那個土地款，它是分批次下來，但是，當時我們村鎮銀行它有一個規定。就是說，你這個土地款你要下放的話，必須要先打到一個人的卡裡邊，這是銀行明確規定必須要這麼辦。後來我們村兩委商量了以後，就是因為我是村支書嘛，我是最大的，這個錢就大家決定是放在我的卡裡面。放到我的卡裡面，由我這個卡作為一個支付。
當時是過年，剛好是過年嘛，有一戶人家，他是跟我們要這個土地款了。我們財務那邊做過備案以後，我就把這個錢領出來了，當時是領了50萬吧，拿到村裡邊打電話給他，叫他來領錢的時候，我到財務家裡在等他，結果他說剛好是過年，他到東陽那邊去，他說是過兩天再回來。我就先把它存到我自己的卡裡面去，存回去，你什麼時候要你過來跟我拿。
也就三四天時間，他回來就跟我要了，他要這個錢，那我就給他了。當時的銀行有個（取款額度）規定，我當時也是沒有這種概念，因為這個錢本身取出來就給老百姓的，那你就給他。他如果不要，那我就先存著，我不管存哪個卡都一樣的。我存了另外一個卡。
三四天以後，他跟我要，我就直接取了給他。當時銀行只能說是20萬。那我說你有什麼辦法呢？他說，你這個錢從哪裡取出來的？我說，是另外一個銀行。他說，那邊的話，他可不可以直接一次性取50萬？我說那邊我覺得應該可以吧，因為那邊自由度相對比較大一點。然後他說，那你就本票直接打回去吧。那我就把這個50萬塊錢用本票打回了我以前那個銀行，就這樣子。
然後到那個銀行，我馬上又取出來。因為我性子也比較急，人家要錢了，我不可能還等到明天我還分批次取給他。然後我當時就一次性把本票打到另外一個銀行，把銀行裡面的50萬把這個錢取出來了，直接就給了那個拆遷戶了，就這麼一件事情。已經交給他了，我沒有貪污這個錢，我也沒有挪用這個錢。
他現在是什麼樣子，他不是說我把這個錢私吞了或者怎麼樣子，因為他找不到我任何其它的犯罪證據，我沒有。我當了五六年的書記，我沒有給村裡邊貪污任何錢，也沒有任何挪用，也沒有其它我什麼時候做生意上面的有什麼證據。他們就是找到了我這麼一條，就是說雞蛋裡面挑骨頭，挑了這麼一個罪名，你知道共產黨它就這個套路的，它就是給你冠冕堂皇的一些理由，他就是想把你給搞下來。
所有人都覺得我委屈，那委屈也沒有辦法。他就說，我這三四天時間，這個錢我一分錢都沒有挪用，我也沒有任何利益在裡邊，他們非說我有什麼利益。三四天時間的錢，人家要了，我取出來，我放在這裡，無非就是因為有一個銀行卡那個本票、那個匯款的一個記錄在裡面。他說我這個錢是挪用了，挪用公款，給我判了3年，然後緩刑5年，已經是緩刑裡面最嚴重的。
當時要不是我操作了一下，他搞不好就給我判3年，直接就是判了實刑了，準備就把我給弄死掉了呀，你不弄死我，他這個村子他沒辦法弄。政府它的利益，它感覺保證不了啦。
因為這個利益，說難聽一點，它要麼是政府（中共）的，要麼是老百姓的。有了老百姓的，就沒有政府的；有了政府的，就沒有老百姓的了。政府它靠土地財政它生存了。所以，我是動了它們這樣的一塊奶酪。那它不把我搞下來，不換一個聽話的人上去，它怎麼弄啊？
到現在，我們現在村子這種房子是什麼房子？拆遷房蓋好不到幾年時間，所有的牆皮全部脫落了，牆皮都脫落掉了，就一塊一塊的，斑斑點點的。當時那個我們街道的書記，就那個搞女人的書記，教育局出來的，嘴巴一套套，現在好像被雙規了，我出來之前也聽說也是雙規了。這些人都不會有什麼好報的。
他當時跟我們承諾說，我們這個房子肯定有蓋得比某某某更好，就是我們當地最好的一家房地產建築企業。那你後來看看蓋到什麼程度了？那個電梯不像電梯，吱吱呀呀、嘎嘎嘎嘎，晚上聲音很大，經常會停，然後地下室漏水滲水，地面上面的外牆全部脫落。
是高層，24層高層。本來我們想就一部分建高層，你願意習慣住高層的人住高層，你代價更小一點，你錢可以拿得更多一點；你願意住別墅的或者聯排的，那就住聯排。當時我們的這樣一個計劃了，但是計劃根本都還沒有成形，就被他們中共的那個政府直接打壓掉了。
我判刑是2013年9月份給我判的，直接給我押了5年，我到2018年9月份，我這個緩刑才取消掉。
【拒簽拆遷合同 遭公安跨省恐嚇】
扶搖：判緩刑期間，蔡志剛因為後續的拆遷問題，又被當地公安和司法局跨省騷擾，差點被從緩刑轉成實刑。
蔡志剛：我2013年判了緩刑，2017年那個時候，村裡就是前幾年一直都沒有拆遷，就土地徵收做一個規劃，然後17年開始村裡邊就是說拆遷了。那拆遷，我覺得你們這個合同，我覺得這個待遇應該還不夠，就是說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太多了。而且我們這個村子，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弄，（村子）自己可以有更好的發展，當時我也不想拆。
但是不行，人家那個公安局（派出所）的所長，就我們片區的所長，包括我們街道政府的這些領導，包括司法局的局長，追到上海，我不是在上海做生意嗎，我雖然在浙江我自己村子裡面做了書記，但是我上海的生意我一直都沒有丟的。我基本上都在上海的多，直到前幾年才因為疫情，然後這塊生意也不好做了，所以才回到浙江的。
他們追到上海來，幸虧當時我是把我的那個司法⋯⋯當時就是說你如果判緩刑的話，它不是有一個司法監視的嗎？它是要當地司法局管理，每個星期、每個月報到，還有給你定位的，就是說你不能出這個縣城什麼的。當時我是因為在上海有公司，然後把我的司法關係轉到了上海。
我幸虧是轉到了上海，我要是不轉到上海的話，當時因為村子裡的拆遷，我百分之百又被他們重新直接抓起來，就變成實刑了。
因為我不拆，我就不拆，不拆的話他們就追到上海來，整整就在上海市的浦東新區的司法局裡邊，跟我幹了12個小時，12個小時整整。
他們直接就到上海來，找到上海的司法局，就是想把我帶走了。但是上海的司法局因為我屬於他們管轄的，上海的相對來說，法制還是比較健全、文明一點，所以相對浙江更好，可能浙江相對其它省份，可能又相對還是會好一點。但是他們也這麼幹，就為了一個拆遷的事情，出動了大批人馬到上海來找我。
他們一進來，在司法局那個大桌子上面一坐。在那裡以後，直接他們那個街道的一個領導，屬於那種主任級別的，拿了一個拆遷的那個合同，「啪」一下就拍到我的桌子上。意思好像說到這個地盤上面了，你簽你也得簽，不簽也得簽，他就這樣子。當時我也不敢拍桌子，當時我心裡面拍了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了，我就是不簽，你能把我怎麼樣子？
我就跟他們磨，磨到實際上12個小時都不止，上午11點鐘開始，一直磨到晚上12點多。他們後來實在是沒有辦法了，反正派出所所長也出面跟我說，親自到了上海的。一個所長，雖然說這一個官銜不大，但是在當地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了；司法局的局長也親自到了上海。他們輪流做我工作，要麼就給我硬的，硬的不行就給我軟的，要麼就軟硬兼施，他就這麼幹。
反正我當時死活我就抱定了，就是說，你要敢把我從上海抓回浙江，那你就抓回浙江，你要給我關到牢裡就關了牢裡，反正我就是不簽。
那後來他們沒辦法又回去了，回去以後又通過無數的那種人，不停地給我打電話，然後到上海來找我。就這樣做我的工作，他們就通過親戚、朋友，然後你家裡邊有這些在政府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上班的，就給他們壓力。
這是共產黨的慣用的伎倆，他們就經常幹這種事情。他表面上給你看，我很合法、我很好怎麼樣子，他就說不想把這個偽裝的面具把它給扯下來，但是背地裡他幹的就是這些事情，無所不用其極。
你要是開公司，他就查你的稅，查你的帳。但是你也知道，中國這些做公司的也好，他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原罪」在裡面的。你要查，說難聽一點，無論哪個公司一查一個準，雞蛋裡都能挑出骨頭來，這東西能找不到嗎？你要是做那個餐飲的，哪怕你搞得一塵不染，所有地方全部消了毒了，他又說你衛生不合格，他能找出問題來的，讓你那個餐飲就是先關門。
我們村裡就一個這樣的，當時就拆遷的時候，他開了一個飯店，生意很好的，他就是一家的經濟來源啊，主要支柱。一年他也能賺個三、五十萬，挺不錯的啦。本來他生活條件也不好的，後來開了這麼一家店，生意也挺好，日子也過得慢慢有起色了。就因為拆遷，他不同意拆遷這一塊，然後就把那個店給封掉了，直接就給他封了，第二天就把他店給封了。
我當時是因為我這樣硬頂著，然後上海相對來說，法制在整個中國大陸方面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健全的，會好一點。他們要是把我抓回天台、抓回老家去的話，那我就是案板上的魚肉。
後來談不下來，沒辦法，當時上海市浦東新區司法局的領導也一直陪著。然後包括那個浦東新區的那邊那個派出所的，他們也專門派了一個警察就陪著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有一個原則，不會讓他們把我帶回浙江，就是這樣子才把我救了一回，是這樣子的。
【被當「低端人口」驅趕 工廠經營受挫】
扶搖：幸好當時，蔡志剛在外做生意，把司法關係轉到上海，才逃過一劫。不過，他生意上也並不順利。
蔡志剛：我那個時候做的是中央空調的通風管道，像我們地下室那種消防排煙，對，就像類似於這種，消防排煙的這種。鐵皮做的，還有復合型的，就是那種帶保溫層的，我們新型材料，這種聚氨酯、XPS，還有那種玻鎂，類似於這種防火級別相對比較好的、保溫性能比較好的這種，我們廠自己生產的。
我這個人比較喜歡研究。我有工廠，工廠三四十號人。在上海那邊，這種絕對是屬於微小企業，但是對於一戶普通人家來說也不錯了，一年的產值也有一兩千萬，就是做得好的時候一兩千萬。剛開始這一兩年，也就三五百萬、六七百萬，後來好的時候最高可以到兩千萬差不多一年的產值。
沒有疫情的話⋯⋯那不要說疫情了，因為上海當時還做了一個驅趕低端人口的嘛，跟北京差不多。它就把周邊所有那種⋯⋯它所謂的低端人口，就是說勞動密集型的、高噪音、高污染，然後這種有帶油漆或者噴漆的，噴漆這個很多的，很多機器的聲音也很大的。
但是我們這種本身就是科技水平沒有跟上，肯定是有勞動密集型的。但是勞動密集型的話，實際上上海周邊的區域，它都是慢慢這樣發展起來。因為外來的人口多，他們打工的人多以後，他們的生活、住宿、外面的開銷，都是花在上海的。
但是他們後來就出了一個政策，那個時候也是2014年、2015年那個時候，就驅趕低端人口，把我們這種工廠全部就驅趕掉了，驅趕到外地去了。那你這樣子的話，少了上海這個依託，再說你機器搬來搬去，你這個損耗、時間上面⋯⋯
就覺得這個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我們沒飯吃了。但是你也知道，共產黨它的宣傳是非常厲害的，它就是一堆屎也能給它說出香味來。我們也沒有其它外來的渠道，也沒有其它的新聞可以看，只有他們灌輸給我們的一些理念：這個未來城市好哇，未來怎麼樣子啊，為了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啊，我們這個廠就是說不允許存在了，你要搬走或者就直接解散。
那政府說了，政府最大，本身一直教育它就是這樣子的，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老百姓你個人的生存、你的生意，其實它就是個屁。他們好了，你才能好，他們不好，你們先死，這就是他們的一個邏輯。
那你沒辦法，那他們說只能是這樣幹，就這樣幹，你說搬那就搬吧，你不搬也不行，你硬得過他們嗎？不可能的事情，你也沒辦法遊行，你也沒辦法示威，你也沒地方去申訴，申訴了他們也不管，你要是申訴得厲害的話，人家就直接打壓你，你生意還做不做啦。
生意後來慢慢就轉到一個類似於皮包公司，因為有生意的，以前的資源都在嘛，那我材料該賣的賣一下，有些工廠我們一起合作一下。我們工程反正全國各地都在做的，因為我們本身就直接跟那種建築打交道的。現在就那種房地產、銷售的，它的地下室的防排煙是硬性規定，必須要做的。像商場、商務樓、寫字樓，那你肯定就必須要做一些暖通設備的，進風、排風，都需要用到我們的材料，我們也可以給他們做一些加工，然後就是說在工地現場安裝，就這樣子。
【被防疫封鎖在家 意外打開新世界大門】
扶搖：看得出來，在經歷被誣判、被逼拆遷和被當作低端人口驅趕後，蔡志剛深深體會到中共政權對老百姓的傷害。不過，正如他所說的，他當時雖然覺得這一切太過分，但多年的洗腦教育讓他依然認為「政府最大」，它說什麼就是什麼了，老百姓只能默默承受。
那麼，後來發生了什麼事，讓他開始有不同的思考呢？
蔡志剛：實際上就是因為疫情才醒過來的。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因為疫情才醒過來的。因為疫情大家都沒事幹，你沒事幹，呆在家裡幹什麼呢？你只能不停地去搜羅一些信息，多一些渠道去看看。我也是很慚愧，因為疫情、實際上主要還是因為疫情（才醒悟）。
疫情前半年，實際上我也有逐步地接觸一些外面的世界，因為你也知道中國這個世界，它本來就是封閉式的。你看不到外面的新聞，你也不知道整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你甚至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對你來說，是對還是錯。錯了，你以為是對的；對了，你以為是錯的，真的是這樣子的。
我是因為疫情也沒什麼事幹，經常封在家裡邊，然後我會經常會聽聽一些國外的，當時就是說有認識一些朋友嘛，那就推薦了一些國外的視頻。當時也覺得很新鮮：原來是這樣子的，這個事情觀點好像又不一樣，那個是不一樣。
然後聽多了以後，我把我以前所有的疑問還有心結，我感覺打開了，「原來它本來就是這樣子的啊」。我本身覺得很鬱悶的事情，實際上並不鬱悶，因為就是由中共它自己的邪惡本質造成的，老百姓（的視角）被你這個心理給扭曲掉了。
我不想被扭曲，我堅持我自己的，我本身性格也是這樣子，本身我也部隊出來，我就是一個這麼強硬的人，我憑什麼非要說你們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你們說對的就是對的，我覺得就是不對，很多老百姓也覺得是不對呀。這只不過說是不敢發聲，不想去惹麻煩。那我也敢發聲，我也不怕麻煩，那我就去不停地了解了。
了解以後豁然開朗啦，原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的，外面的世界跟我們現在接觸的世界、跟我們所看到的、我聽到的、人家灌輸給我的一些思想，其實不一樣的。人應該是怎麼樣一個人？這個世界是怎麼樣子的？你的觀點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通過疫情三年才慢慢地確立了自己的一個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所以說，雖然疫情對於整個中國來說，它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但是實際上，對於我個人或者我的家庭來說，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折。因為有這樣一個情況存在，所以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我才會帶領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來到了美國。
【地下車庫 五六個便衣 手銬】
實際上是當時⋯⋯2019年吧，就我們美國的有教會，還有包括那個地產公司、新能源公司到中國去考察，（我）通過教會來認識了他們。當時我就有想法，我覺得就是教育各方面，總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疫情還沒開始之前。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不對，但是我就這麼一個認為，把孩子送出去肯定是對的。
為什麼那麼多的有錢人、當官的，他們都把孩子往外面送的、往資本主義這麼邪惡的國家去送呢？這沒辦法理解。他們的腦子肯定比我們要好使太多了，他的眼界、思想的那個思考的層次，肯定比我們要高得太多了。雖然這裡面包含了很多的貪官污吏，但是你不能否定他們這個眼光，特別是不能否定他們對於後代所考慮的眼光，這絕對是不會錯的。
那我當時就考慮，因為當時美國這邊，他們的教會學校也在招生，所以我去聽了講課，然後問了很多的問題，當時就決定把孩子送到國外來上學了，教會學校。我也希望他們儘早加入基督的大家庭。因為人有信仰，不管怎麼樣都比沒有信仰好。沒有信仰的人，他就為所欲為了，他沒有敬畏之心，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有信仰的話，你總有一個神在你的心裡邊，你知道什麼對什麼錯，你就會去遵守，那這個世界才會慢慢地越變越好。
接回到上面的話題，就是當時是美國的教會、還有公司到我們中國來考察，招收這些學生。然後我有這個想法以後，因為我孩子太小，說過幾年。過幾年，結果一弄馬上就變成疫情來了，出不去了，沒辦法出去了。到第二年，疫情稍微相對好一點的時候，實際上是2021年，我是21年年底，利用我上海的公司去申請了一個美簽，包括我媽媽，因為我媽也是上海的公司的法人代表，她也申請了美簽。
但是孩子的事情，一直就拖在那裡，因為也不方便出來，疫情也正嚴重。然後我們就是通過美國這邊教會，他們給我們提供這些學校的資料，包括校長、還有包括招生辦，給我們通電話，然後了解了我們家庭的情況，最後也給我們發了F1，就學校的錄取通知書。
還有包括我們面試全部都通過了，通過以後，我們就到領事館去拿個美國簽證、留學簽證了。當時我們本來應該到上海簽，那是最方便的。上海因為疫情嚴重，一直等，就是去年22年4月份的時候⋯⋯本來我們準備22年5月份就把孩子送到美國來讀書的。
我準備還是留在中國的，就沒有想出來，因為畢竟我四十幾歲了，然後我那邊還有一點人脈關係，生意還在做。我每年掙的錢供養他們幾個孩子讀書，我覺得還行、還湊合，就這樣，也沒想出來。
然後就是給孩子們簽證的時候，結果到北京簽了兩次，它沒有出來。我很奇怪的事情，當時美國這邊也跟我說，他說，你這個孩子留學簽肯定沒有問題的，你直接一起三個孩子帶過去。可能當時帶多了，一下子把三個孩子全部帶過去簽了。
關鍵孩子簽證沒有簽出來呀，我是21年年底就簽出來了，本來想準備先去看看⋯⋯然後沒有簽成功回來以後，第二次簽證回來是（2022年）8月5號還不是6號，回到浙江就過了一個星期六星期天還是什麼時候，兩三天時間就在家裡休息了，結果突然就警察上門把我給抓了。
那天早上是8月9號早上9點鐘的時候，我到外面去辦點事情，然後到地下車庫取車的時候，過來五六個便衣的，就是沒有穿著警服的。他就過來問我：你是不是叫蔡志剛？我說是啊，馬上就把我手給抓出來，手銬就「啪啪啪」扣上了，然後說這是拘捕令什麼的。我莫名其妙的，我說，你怎麼⋯⋯這什麼情況，什麼情況？我根本就不知道，很莫名其妙的。
我問他：我犯了什麼罪，你又為什麼拘捕？你東西給我看一下。他不給我看，他就是不給我看。然後就把我戴著手銬從電梯上了樓上面，把我家裡全部抄遍了，就是把我孩子的所有留學的資料，我剛好整本的放在那裡的，留學的資料就全部抄出來。
後來就把我抓到派出所裡面去訊問。我以為再怎麼訊問，你訊問一下以後就出來了，結果他把我關了23天，關到9月2號才出來的。那個時候，牢裡面正熱，哎唷，天啊，溫度最少42度以上。牢裡面那個裡邊的樓板，我們幾十個人睡在一個牢裡面，那看守所那個樓板都是燙的，你根本沒辦法睡覺。
關了23天，22年8月9號開始。大家如果說知道氣象印象深刻的話，你們可以查一下浙江那邊，當時那個溫度確實高得不得了。22年8月份，8月9號以後那個溫度是最高最高的，熱的不得了。
扶搖：就在為孩子的美簽煩惱之時，蔡志剛突然被抓。公安為什麼抓他？拋出怎樣荒謬的罪名？而他，終於以怎樣冒險的方式迅速離開中國、逃往美國？途中又發生了什麼事？更多驚心動魄的故事，請關注下期的《新聞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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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