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強及中共多名部長密集會見外企高管，頻頻釋出「開放」信號，以竭力挽留大型外企。但中外專家都表示，中共政策的不可預見性等因素已讓中國喪失其市場吸引力，供應鏈紛紛遷出中國的趨勢難以挽回。
中共高官密集會見外企高管
3月26日，由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在京舉行。黨媒視頻顯示，約70名外國高管出席了該論壇，包括頻繁接受中共官員會見的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
開會期間，李強對中共「開放」表態，並「感謝」外國代表多年來的支持。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論壇演講中，則稱「外國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並表示該部將提供一流的服務等。
商務部網站顯示，3月23日、24日、26日和27日，王文濤四天會見了十多名外企高管。此外，國家發改委、工信部、中國銀保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均發布了主要負責人會見外企高管的消息。
從會見內容來看，官員們大談「開放」、「合作」，表態歡迎外資企業繼續在華投資興業。
據中共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還被列為今年工作重點之一。
中共為何對外企示好 專家給出原因
3月31日，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對大紀元表示，在帶動中國人就業方面，外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多時，中國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資企業在支撐。
他說，外資撤離後，外需訂單掉得非常快，導致中國經濟幾乎沒有成長動能。中共高層大概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現在中共應該非常著急，希望能想辦法留住或者是吸引一些外資。
2022年，白宮制裁加上中共疫情的封鎖措施，導致該年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急劇降溫，從第一季度創紀錄高位的1020億美元，降到第三季度的20年最低位——130億美元。
據榮鼎諮詢對官方數據的分析，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該數字略有反彈，但多年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在放緩。
3月31日，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根據中國國家外管局以及商務部的數據，與往年同期相比，2022年外資對中國國內投資減少約73%。最近五年半以來，中國的海外投資資金基本上是淨流出。
他認為，疫情三年，中國經濟受衝擊，房地產市場很低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現在中國國內的生意不好做，整體經濟形勢很不樂觀。所以，北京肯定希望外資企業能夠重新進入中國，加大對中國的投資，有利於中國的整體經濟增長。
「脫鉤已開始」 外企或已不看好中國市場
4月3日，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在《福布斯》撰文指出，中共領導層近年來急於擴張實力，其日益強硬的政策、慣常採用的欺凌或報復性行動，已讓中國經濟越發喪失其吸引力。「脫鉤」顯然已開始，而且「主要是出於市場原因，而非美國或任何其它西方政府的強迫」。
埃茲拉蒂指出，中國經濟開始崛起時，廉價勞動力是吸引西方及日企投資的主要原因。「在2000年中國首次加入WTO時，其年平均工資僅略高於美國同等水平的3%」，
「到2021年，即有完整數據的最後一年，中國平均工資幾乎達到美國同等水平的三分之一」。
而中共日益強硬的政策，使其經濟吸引力進一步減弱。埃茲拉蒂舉例說，在COVID-19疫情期間，北京封鎖外科口罩等關鍵物資的出口，使得西方和日本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他們在中國採購的可靠性。而後中共嚴格的清零政策，更加劇了外企的擔憂。
同時，埃茲拉蒂在文中寫道，中共當局要求任何在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必須與中國夥伴分享技術和商業機密，或是對知識產權公然盜竊，這讓國際社會及外企對中共政策越發不滿。
埃茲拉蒂還指出了中共當局在國際社會上的一系列報復性行為，例如中共無視國際法庭調查結果，一直在南海和東海駐軍；經常威脅對台灣動武；因韓國政府安裝「薩德」反導系統，就利用各種手段，在商業利益上報復；還切斷澳大利亞的葡萄酒銷售，以懲罰該國質疑COVID-19疫情的起源。
他說，中共當局的這些行為已讓外國企業開始擔心陷入外交糾紛，且根據最近外國商會的幾項調查，眾多企業態度已明顯有變。
例如，英國工商總會（CBI）總幹事托尼‧丹克（Tony Danker）表示，和他交談的每家公司，都在重新考慮其供應鏈問題，「因為他們預計，我們的政治家將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一個與中國脫鉤的世界」。
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分會主席許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則指出：「中國（中共）唯一可預測的就是其不可預測性，這對商業環境有害。」
跨國保險經紀公司「韋萊韜悅」（Willis Towers Watson）報告指出，高達95%的跨國公司擔心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僅在兩年前，這一比例為62%。
外企已紛紛把供應鏈移出中國
儘管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近期頻繁與中共官員會面，該公司已將AirPod Pro 2的生產安排在越南。
據路透社報導，在高額補貼下，台灣蘋果供應商也開始在印度生產更多iPhone。台灣富士康去年12月表示，其新加坡子公司已向其印度子公司投資5億美元。而該媒體去年11月還透露，富士康計劃在兩年內將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廠員工數再增53,000名，至70,000人。
此外，這次受中共盛情邀請的還有荷蘭的芯片巨頭ASML的高管，但現在荷蘭政府已加入美國行列，限制高端芯片製造設備出口中共。
另外，三星準備移出在中國的產能；沃爾沃（Volvo）拒絕在中國建新廠，廠址選擇了斯洛伐克；阿迪達斯（Adidas）和其它鞋類和服裝製造商，早已開始將產能移到越南和其它地方；日本公司開始將其部分生產從中國帶回國內。
就中共高層表態能否留住外企的問題，邱俊榮教授表示，這非常難，曾經把中國視為最大市場的德國，都開始改變其中國政策了，大的趨勢已經在形成，中共高層官員的喊話，收效甚微。
「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在吸引外資這個部分的動能越來越小，所以外資企業在中國將來的前景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不樂觀的，」他指出。
經濟學者黃大衛則表示，中美關係，或者說一些不可預見的政治經濟風險等，會讓外企擔心他們未來在中國的生意損失更大。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雖然各級官員一再表態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管迫於中共壓力，在不同場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類會議，但另一邊卻在加快把供應鏈移出中國，例如蘋果公司，這是最讓中共難堪的地方。
他說，無論中共各級官員如何表態，都只是暫時的。到了中共渡過難關後，要打擊外企的時候，政策又會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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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