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大家談】王維洛：鄧小平收到一封信嚇壞黨中央

北京時間：2023-01-13 22:55

王維洛說往事：鄧小平收到一封實名信，嚇壞黨中央。（新聞大家談）

北京時間：2023-01-13 22:55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1月13日訊】扶搖：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五（1月13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

今日焦點：王維洛憶上山下鄉：親人追著火車跑，哭聲直上雲霄；「老三屆」沒有青春，去北大荒只爭生存；基辛格的同學，被關進牛棚；給鄧小平寫實名信的勇者：共產黨下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被鼓動的民眾、軍隊人員，紛紛冒著嚴寒和風雪，敲鑼打鼓，集會遊行，歡呼「領袖」又發表「最新指示」。

全國範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這樣開始了。這是在工業化期間，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非正常大遷移，在人類現代史上實屬罕見。有統計顯示，中國10%的城市人口被捲入其中。

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被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剝奪了；千百萬家庭，也因此被撕裂。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時候，著名的旅德水利專家王維洛，正是個17歲的少年。屬於「老三屆」的他，沒有自主選擇的機會，只能被滾滾的時代洪流裹挾著，去到幾千里之外的「北大荒」。

荒誕的歲月，給他準備了怎樣不可預知的經歷呢？

【從杭州到北大荒送行親人追著火車跑】

扶搖：王維洛博士，很高興您能來我們節目，聊聊您當「知青」的往事。那時候是什麼樣一個情況，您就被安排下鄉了呢？

王維洛：當時我們學校裡就來了黑龍江合江地區的代表團，向我們介紹情況。當時介紹的情況主要是說蘇聯怎麼樣侵占我國的領土，殺害中國人，比如說像海參崴、海蘭泡這些國土，都被蘇聯人給搶走了，主要就是講這件事情。

那麼，就這麼就下鄉了。當時我們在學校的一共是六屆，從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一共六屆，他們叫「老三屆」（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其實包括了六屆，高中的三屆和初中的三屆。我當時是不到17歲，或者說17歲吧，就是那一年應該是17歲。因為我那年是初二，所以我一共上學就是 7年多不到8年，就7年多，8年還沒畢業。

就是因為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開始是1966年的6月份就停課了，那我們就停在那了，從那個時候到1969年就再沒有（學生）進來，也沒有出去。那麼我們下鄉的時候是1969年的3月9號。

很多人不知道1969年的3月2號，中國和蘇聯發生了第一次珍寶島戰役。在當時蘇聯是比較吃虧的，蘇聯吃虧了以後它就要進行報復，當時是第2次報復，第二次戰爭馬上就要打響了。我們正好是在第一次戰爭第一次中蘇珍寶島戰爭和第二次珍寶島戰爭之間到黑龍江去的。

那麼我跟你講一下，我們去的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在黑龍江，就是中國（版圖）那個所謂的雞頭，差不多是雞頭上面，就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大家也叫「北大荒」。我們去的是黑龍江省富錦縣，一起去的。當時一開始說的是不到1000個杭州知識青年到富錦縣去，後來統計，那天去的應該是1050個人。大多數都是杭州各個中學的，好像還有幾個小學生，還有10個人是杭州市少年勞教所的。

用現在的人來理解這個富錦在什麼地方呢？比較好理解，大家都知道中國房價最便宜的兩個地方，一個叫鶴崗，還有個叫雙鴨山。我們這個縣正好是和它們這兩個組成一個三角形，組成一個三角形，就在那個地方。富錦的城市名稱是來自於少數民族赫哲族的，意思是「高地」。那邊的人幾乎都是清朝以後移民過去的。

所以我們那個地方大多數的人都是山東或者是遼寧、河北那些地方來的。富錦縣離杭州，就是離我們的家，有多遠呢？正好四千公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特別喜歡背岳飛的那首《滿江紅》裡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三十功名塵與土」，就是正好是八千里路。需要走多長時間呢？需要走四天三夜，坐火車四天三夜或者是三天四夜，坐了這麼長的火車。

扶搖：杭州人到那邊應該首先氣候上就很不適應吧，而且您那時候才17歲。

王維洛：講笑話啊，那東北的老鄉們一開始就欺負我們，我們去的時候正好是3月份，天氣還是很冷的時候。老鄉就告訴我們說，我們這裡天氣很冷啊，最冷的時候，他說能達到零下40度。

但是，我是沒有經歷過零下40度，我經歷過零下20多度。他說，我們那裡撒尿，你要拿棍子敲著，否則尿出來以後馬上就凍上了。那我們就知道他是壞我們吧。我們說我們那地方也很厲害，我們那都是竹筍，你要到地裡拉泡屎，就直接扎你屁眼裡，那叫雨後春筍，筍長得特快，反正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我就給你講兩個故事，隨便講吧。我們這一列列車上面裝了杭州的青年，那天不是從杭州火車站發的車，而是從杭州的一個貨運站，就是南京橋的一個貨台上發的車。因為去送的人太多，沒有站台，那些送的家長都是站在下面，車上的人夠不著車下的人。

當列車開的時候，下面這些送的爹媽、爺爺奶奶，或者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就跟著這個車子跑，跟著火車跑。據說就是那一天，撿了幾卡車的鞋子，就是那些親人們送我們的時候，他們把鞋子全都掉了，他們一直追到我們，就說看不到我們這個車子。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寫的說，那個哭聲「直上雲霄」，就是哭得很悲慘吧。

但是車上就分作了兩個狀態，車上的女生都哭了，我指的是我們那一節列車上的女生都哭了，車上的男生一個也沒有哭。車上的男生好像就要去打仗，和蘇聯拼命，是的，好像這我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就是那個馬革裹屍，就是我這麼回來的，那一點沒哭。

扶搖：那麼您當時心裡什麼樣？

王維洛：我當時也沒哭，別人不哭，我也不哭。女生哭我男生不哭，我們也不哭啊，我也不哭。

扶搖：您家人當時有追著火車跑嗎？

王維洛：有。我媽沒去送我，我是我爸爸送我，我是和我哥哥一起去，我爸送我們去。但是當火車開到嘉興站的時候，就是離開杭州100公里的時候，淚不知道怎麼一下子，就是全車廂的男生全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男生哭了以後女生也跟著哭，反正就是特別悲慘吧。那個場景，比剛送親人的時候那些哭得還要悲慘。為什麼呢？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哭。

【沒有選擇的「自願」沒有青春的一代】

現在的人他老是在講說，你們都是自願出去的，自願「上山下鄉」的。到了德國以後，我學了決策學，決策學裡面就說，你有個選擇，你有不同方案的選擇，有自願和非自願的，你有選A和選B的可能，那叫選擇，那是我自願選A不選B。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是沒有選擇，你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你就沒有自願。

我們唯一可以選擇的，那不叫選擇，無非是你到黑龍江是插隊當農民的，還是到黑龍江的農場，還是到黑龍江的兵團，還是到浙江插隊當農民，還到浙江的農場或者浙江的兵團，就是這些選擇。這些選擇它的總體是一樣的，就是一個：你要「上山下鄉」。所以你沒有選擇，你就沒有自願。

很多人都說你們寫了決心書，寫了自願書的。對，你寫了決心書和寫了自願書的，就像現在的死了親人的那些家屬一樣，他都寫上我們這個家屬不是死於新冠的，是死於別的病的，你也是「自願」的。但是你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這個「自願」就不是自願，因為你沒有選擇。你沒有選擇，就是說你沒有自願。

還有人老是在那裡討論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上山下鄉」是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很多人就討論這個問題，青春有悔還是青春無悔？

我在這裡講一下，另外一個杭州知識青年，就是中國比較著名的女作家張抗抗。她寫了一個東西，她說我們「沒有春天」。大家都說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冬天到了春天就不遠了。張抗抗說，我們的是冬天已經到了，但是過了冬天以後，那不是春天，我們已經到了夏末了。我們從來就沒有春天過，我們就沒有青春這個時期。

因為我17歲去的時候，我們以前在家裡靠的是爹媽，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怎麼生活，我們不知道怎麼生活。我們不知道怎麼生活，那一下子我們就被投入到這個生活裡面去了。所以說，你要說我們青春有悔還是無悔，我可以告訴你們，青春我們沒有過。我們沒有過青春，沒有過像現在人這樣的那樣的青春，你說可以談戀愛、找女朋友或者是幹什麼，上學都是很浪漫的事情，我們沒有那樣的時間。

「那是我們老三屆整整一代人啊。」

「那個青春花季的年齡，十年也許更多，恰是一個人生命的春天。稚嫩的花蕾被嚴冬的風霜雨雪侵襲，許多本應燦爛本該絢麗一季的花朵，都沒有等到春天。那冬天是過於嚴酷和漫長了，且固執地徘徊不去，碾磨似地一輪輪回風不止。待到終於氣息奄奄地鳴金收兵，大地已是春老紅殘。即使偶有堅忍的花芽挺過寒冬，噩夢初醒時，只見草木葳蕤，花葉繁茂，滿目是仲夏的蒼翠，沒有了種子的位置。」

「與同齡人交談，時時有青春不再的悲涼，絲絲縷縷地浮升上來。」

「曾被嚴寒肆虐，又被春風所誤，何處去尋回屬於我們的日子？」

——張抗抗《沒有春天》

【一個現實檢驗「上山下鄉」是否正確】

王維洛：你要說我現在回想起來，回想起來那個9年，我是在這兒待了9年，你說後不後悔？我絕對後悔，我絕對後悔。

我先把我的一些觀點講出來。別人說，那你怎麼檢驗你是後悔還是不後悔，你是自願去的，還是不自願去的？我寫過一篇文章，我說檢驗知識青年是不是自願「上山下鄉」的，或者認為這個「上山下鄉」是對的，只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很簡單，就是你有沒有把你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你有沒有把你的子女送下去？

比如說習近平，他是一個「知青」。他說，「知青」的這條路是對的。好，這是一條好的路，這是一條正確的路，那你就把你的女兒送到鄉下去，走這條路，對不對？你不要把女兒送到美國去上學去，不用送到哈佛去上學。那麼李克強你也是「知青」，你也不要把你的女兒送到美國去。汪洋你也是「知青」，你不要把你的女兒送到國外去。王岐山是例外，因為他無兒無女。

我在這篇文章上說，我說就這麼一個標準，只要這個人他把他的子女送到鄉下去，那麼他就認為這一條路是對的。而且我在文章結束的時候，我就呼籲說，你們有誰知道「上山下鄉」這個知青，把他的子女又重新送到鄉下去了，請你們告訴我一下。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收到一個人的回應，說他把他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他認為那條路是對的，那條路就是唯一正確的，沒有一個人。

所以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不認為是對的，所以你拼命把孩子就送出去。我們所有的知青，現在的所有的這一些知青，他們的孩子現在都已經成家立業，都有孩子了。我們這一批知青，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學去。

而且就是我們這一車人裡的子女，上北大的，有上清華的，有上浙大的，反正全國最好的大學裡面，都有他們的身影，都有父母對他們的栽培，而且也是父母他們自己願望在子女身上的實現。不是在自己身上的實現，而是在子女身上的實現。這其實是很可悲的，父母們都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而子女們卻在父母的這個辛勤的培養下，獲得了這個機會。

那麼我們就繼續再講，就是火車開了三天。

【逃票坐車回家遇到「特別的」列車員】

扶搖：是啊，這真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就像作家方方說的，「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那一代人的青春、教育等等，都被毀了。

我想再問問，您當時被下放到黑龍江富錦縣9年，多長時間能回家一次？然後您說當時是沒有選擇的，那有沒有人是有選擇的，他/她沒有去？

王維洛：有，很少，很少有人有選擇的。比如說像我小姐姐沒去，因為我們家四個孩子要上山下鄉了，我們三個男的走了，那麼家裡就有留一個，她可以不去，這是「政治許可」的。還有的人他有病不去，也有人轉了個彎去的。

比如說我們班有個同學，他是最早「上山下鄉」的，但是他沒有把他戶口遷走。我們不知道他沒把戶口遷走，大家不知道那個戶口是什麼東西。其實戶口是比你到哪裡去更重要的一個東西。他是上山下鄉到一個親戚家去，他到山東去了，從杭州到山東去，他就在人們的視線裡消失了。但兩年以後三年以後他回來了，他戶口沒動，他只是在那裡避了一下風頭，就這樣。

那你要說回家，我就跟你講一個故事。回家呢，第一年我掙的錢，第一年我們生產隊的收成不好，我第一年除了扣除我口糧的錢，扣去我當時這一年裡面從生產隊裡面分到的肉、分到的豆腐，或者是買的豆腐，這些蔬菜什麼東西，我還剩下38塊錢。從富錦到杭州的一張火車票，來回一張火車票正好38塊錢。所以我們也就不可能把這個錢拿去買車票，因為我明年就沒錢花了。

有什麼辦法呢？那就逃票吧，就是沒票就這麼坐車。當時的知青沒票坐車那很多，那我們三個人沒票，採取什麼措施呢？就是說，反正我要被你抓住了我就下車，你讓我下車吧我就下車，反正我就前進了這麼幾百公里了。再上一輛車還是沒有票，那麼再抓住了，我再下車，就這麼的。

那錢放什麼地方呢？錢可能放在牙膏裡啊，放在鞋底裡啊，什麼什麼地方都放。

我們三個人上（車）來以後其實挺顯眼的，那我們三個人就被一個乘務員給叫起來了，就查票。沒票，那她就把我們叫起來了：你們出來吧。那我們沒辦法，我們就只能跟著她走。然後她就把我們帶到她的一個小的乘務員室裡頭。她就告訴我，你們坐這兒不要動，也不要響。然後她去給我們拿水，給我們拿吃的。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哈爾濱人，她跑的這趟車是從上海到哈爾濱三棵樹的，一個列車員。她給我們拿來吃的，她給我帶來喝。她叫我不要動，一直把我們送到地方。然後她告訴我們一句，她的孩子和我們一樣也是「知青」（哽咽）。她說，她看到我們，她就想起她自己的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在兵團裡。她就把我們一路送回來了。

這是我自己一個逃票的經歷，所以有時候想起中國的綠皮火車，我就想起了這位列車員，這位「知青」的媽媽。就是說，我們這麼多年來，我最後想起的就是，那個美國的中國女導演她說的一句話，她說，世界上還是好人多。我總結我這9年的生活，我就說，還是好人多。

【火車上的大打出手下車後的實地震撼】

扶搖：嗯，是啊，您現在說到這件事還很動容啊。那我們再説回您第一次去黑龍江的那趟火車，那次有給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嗎？

王維洛：那麼，我們的火車上發生了一件事情。過了綏化以後，這是最後一天的旅行了。到了綏化吃中飯，吃過中飯的時候，我們車裡的女生要到餐車去吃飯，後來說是有幾個男生在那裡調戲她們，她們就回來了。我們這個學校的男生聽說女生被調戲了就急了，就過去要說理去，然後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的時候，突然之間發現我們這些「知青」去「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都帶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常用的一些武器，匕首、手銬。手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過手扣，就是5隻手指這裡鐵圈一樣的，打拳的，但是這裡是鋼的那個手扣。還有就是武裝帶，就是解放軍用的皮帶，它是一個鋼頭的，用這個抽人的。大家突然這樣發現，還有那個叫三節棍、九節鞭都有，都帶了，就打了。

打了以後，我們這個車廂的人打敗了，我們打敗了，就退回到我們自己的車廂裡。退回到自己的車廂裡，然後他們那批人就過來了，過來以後我們就把這個車門給堵住。車門堵住了以後，把自己車廂裡的凳子都拆下來，把門給賭上了。兩邊就在通過破的這個門窗這裡打，就這麼打。一直打到哪兒呢，打到佳木斯。中國電視劇《知青》的開始，它用的就是我們「知青」列車的這一段，就說「知青」在火車上打架了。

我前面講了，當時正好是珍寶島第一次戰爭和珍寶島第二次戰爭之間。這條鐵路線，從哈爾濱到福利屯的這條，當時正好是運送軍火的，珍寶島戰的武器都是從這條線上運過去的。我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到了佳木斯的時候就忽然發現，一個排的三十多名解放軍上來了，持槍的，把我們兩邊拆開。然後經過大概一個小時的火車就到了我們的終點，我們是被解放軍押下火車的。

但是當我們到了村子裡頭，下了火車上了汽車，看到那邊一片荒涼，看到那地方，我們今後要生活的實際情況，我們好像把我們當時在車上打架結下來的仇恨全都忘了。

我們打架的雙方，有的都是分在一個公社裡的，你在路上都能看見的。幾天前我們還在火車上大打出手，幾天以後你說，說什麼，還有什麼好打的？在這裡也就活下去嘛，當時就沒有想到這麼一個情況。

【高幹子弟成批「上山下鄉」】

扶搖：是。那和您一起去的這一批「知青」，都是來自怎樣的家庭呢？

王維洛：那就介紹一下我們這一批1000多個知識青年，他們都是一些什麼人。我們這一車的知識青年可都是「了不起」的。

你知不知道原來中石油的老總陳同海？他最後是因為說，陳同海和他們6個官員共用一個情婦，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兩年的。他爸爸是誰呢？他爸爸是陳偉達，當時是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後來是天津市委書記，再後來是中紀委第二書記。

現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大概今年就要下來的那個盧展工，也是和我們一車去的。還有一位大家也許不知道，他在四人幫時期很紅，但是四人幫倒台以後，他就很吃虧，他就沒路了。他是當時的最紅的中國「紅九連」，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標兵連，瀋陽軍區「紅九連」的指導員。你要讓他說馬列主義那一套一套的，他叫余小平。

我們一起下鄉的還有誰？原浙江省委書記江華的兒子。江華就是審判江青的最高法院的院長，他是特別檢察廳的廳長，江華，他的兒子。還有原浙江省公安廳的廳長王芳的兒子，王芳後來是中國公安部的部長。有原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陳冰的兒子，他後來是寧夏的副書記。還有幾個副省長的兒子和女兒，這是幹部一級的。

那還有誰呢？還有一個從國民黨投誠的國民黨上將，原杭州警備區司令員吳化文上將的兒子；有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曾孫子；有中國著名哲學家馮至的侄女；還有一對姐妹，父親是杭大的教授，和我們一車去的。那他父親是特別「罪大惡極」的，為什麼呢？他膽敢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毛澤東的詩詞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講平仄的，他不會寫詩的。這是這位教授說的，那時候就打得很厲害。

再說說我們這個村子的人。我們村子的裡面有一個同學，他的外祖父，其實不是真正的外祖父，是外祖父的哥哥。外祖父的哥哥中國人是不是也叫外祖父的？那麼他的外祖父就是孫中山中華民國的開國元老，國民黨國民政府裡監察院的院長于右任。于右任一直是在國民黨裡面偏左的，也就是共產黨「團結」的對象，當過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院長。因為國民政府是五院制，不是三院制，它不是三權分立，它是五權分立，所以他監察院權力很大的。

還有一個同學的爸爸，1927年的時候就是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當時的中共浙江省委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部部長是李鵬他爹。那麼這個同學他爸爸，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他是退黨了，以後就去當中學老師、小學老師。所以他是帶著一個頭銜，就是「大叛徒」。

【實名要求共產黨下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孤勇者】

我們同學裡頭，還有兩個人的父親是「美國特務」。第一個「美國特務」，他爸爸是原來的美國長老會在杭州建的之江大學的負責人。美國在中國建了好多大學，那麼他父親是之江大學的負責人。後來49年之前，他離開中國到了美國，後來一直主持美國和中國關於財產方面的談判，關於之江大學的財產的談判。就是說中國要賠美國多少錢，怎麼樣怎麼樣，他爸爸就從事這個工作的，他爸爸是「美國特務」。

還有一個同學，他爸爸也是「美國特務」，因為他爸爸在美國留過學。這個同學就比較「神奇」了，如果大家說去年的「白紙革命」第一次喊出了「共產黨下台」這個口號，我們這位同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用真名實姓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共產黨下台。

他當時是杭州大學一個體育教研室的老師。那麼中央從上面一層層壓下來，壓到浙江省委，壓到杭州市委，壓到杭州大學黨委，要求他檢討，就承認錯誤檢討。那他不承認錯誤，他沒有承認錯誤。所以就像現在的很多人一樣，他就不能當老師了，他就被貶到資料室當資料員去了。

當時，他的父母就因為這件事情和他斷絕關係，和他斷絕子女關係，而且斷得很徹底。他父親母親去世的時候，就沒有讓他去參加追悼會。他當時正好在談戀愛的一個女朋友也和他斷絕關係，就說你必須承認錯誤，如果你不承認錯誤的話，我們只有斷絕關係。那他也就斷了。

所有的同學都不理解他，有的同學認為你說得盡管對，但你這麼說了也沒用，只能給自己招來禍水。整個宿舍裡的人、大多數的人都認為他是神經病。他這麼多年，他就活著像被別人看作是一個神經病一樣的一個人。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孤獨的前行者。他當時就是用真名實姓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共產黨下台，就是說你犯了這麼多的錯誤，你一直是以這個「與人鬥、與地鬥、與天鬥」，以鬥爭為自己的使命的。他說，你現在改變了政策說搞經濟了，那你說不過去，你應該先檢討，然後怎麽樣。

那麼他就成了我們居民區的「朝陽大媽們」重點管控的對象，而管控他的這些「朝陽大媽們」都是「知青」，有一個還是我們一輛火車上、一起下鄉的「知青」的妹妹，大家都是「知青」。那麼他也不時地被派出所的警察叫去，給他一個隔離，大概拘留一天吧。他最長的居留的時間是一天，沒有長過一天的。

那麼我們現在回到他的這個故事，他爸爸是「美國特務」。

這個同學現在什麼樣？

死了，他在新冠這個疫情爆發之前他就離開了，離開人間的時候，當時是死在家裡，沒人知道的。

我們現在就把故事講回來。

他個很高，1米97。他下鄉兩年以後，就被黑龍江省隊挑選去當專業運動員了，他是黑龍江省一隊的主力隊員。然後他要求回杭州，黑龍江省隊就不放他走，最後把他「以人換物」，把他換給了解放軍工程兵部隊的籃球隊，換回了20噸水泥的指標，不是說換回20噸水泥，而是20噸水泥的指標。就是說黑龍江省體委可以拿著這張紙頭去買20噸的水泥，這就是他的代價。

那麼他就換到了工程兵部隊，他在到了工程兵部隊以後就是解放軍了，他就是一個軍官了。最後鄧小平裁軍之前，把他們工程兵部隊精簡掉以後，他就轉業回家了，回到杭州大學，在公共體育教研組當體育老師，並且帶著杭大的學校籃球隊，他當教練也是隊員。當時他都幹得好好的，大家都覺得他春風得意吧，還談了戀愛快要結婚了，都已經談婚論嫁了。

但是，他就寫了這麼一封信，用真名實姓要求共產黨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