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之後起，黨內鬥爭就沒停過，但在1929年之前，這種鬥爭總體上還僅僅局限在意見之爭的範圍內。可到1929 年後的蘇區肅反就不一樣了，此時的黨內鬥爭已經演變成了各派之間的血腥殺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西富田與黃陂的大屠殺事件。
司馬璐描述那時的情形說，「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蘇區真是一個恐怖世界，遍地肅反，人人自危，互相懷疑，帽子滿天飛，誰是『AB 團』？誰是『社會民主黨』？誰是『改組派』？誰是『托洛茨基派』？一起喝茶的叫『喝茶會』，一起散步的叫『並肩會』，一起吃飯的叫『牙祭會』，男女談戀愛的叫『交心會』等等，每一頂帽子，每一條罪名，都是可以致人於死命的。」
「在那個時代，在共產黨內部鬥爭中，凡是政敵都被加上『托派』的罪名，把政敵稱為『托派』處死，即使殺錯了也沒有關係。當時黨內有兩句話，一句話是：『以防萬一』，意思是說，寧可冤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不可放掉一個。如果你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應該不斷在冤案中接受考驗。另一句話是，『敵特在哪裡？敵特就在我們的隊伍中間。我們抬著頭看不見螞蟻，低下頭不是可以看到地上到處是螞蟻嗎？』這句話的意思是，敵特之多，遍地皆是。」
中共六大以後，黨內存在著兩大勢力，一個勢力以中共實際當權者周恩來為代表，控制著在上海的中央，背後是共產國際，可稱之為中央派或國際派。另一個勢力以毛澤東領頭，控制著紅軍主力和江西蘇區，可稱之為土共派。按中共的組織系統，周恩來兼中央軍委書記，黨指揮槍，毛應該聽周的，但實際上這兩派之間卻一直明爭暗鬥。按司馬璐的說法，「兩雄相爭，誰也奈何不了誰」。「江西富田與黃陂的大屠殺事件，實際上就是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你死我活的一場鬥爭，這個蓋子在中共黨內從來沒有人敢於公開揭開。」
事情得先從肅清AB 團說起。
什麼是AB 團？
據司馬璐介紹，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左派於 1926 年底在武漢確有一個 AB團政治小組織，但到1927 年 4 月就就宣布解散了。由於AB團成立時，鄧演達、陳公博、徐謙、顧孟余等都在大會上講過話，這些講話的人，當時都是擁護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或後日的第三黨人，第三黨又是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所以中共有關資料中，將 AB 團與改組派和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混為一談。後日中共所稱的 AB 團，沒有任何資料證明與上述的 AB 團有直接的關係。
為了爭取紅軍的控制權反覆交鋒。周恩來與毛澤東相互指對方為 AB 團，紅軍屠殺紅軍，死者無數，史稱「AB 團事件」。
根據司馬璐的研究，反AB團是周恩來籍黨中央的名義首先發難，隨後毛派立即接招。1929 年 11 月 13 日，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指示江西蘇區，「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積極地展開反 AB 團、改組派、第三黨的鬥爭。」 在 AB 團莫須有的罪名下，毛派與反毛派互整。黃克誠的回憶中有一段簡要的敘述：「毛澤東同志曾根據中央的精神」「動員打 AB 團」「但是在嚴打 AB 團的問題上，卻出現了擴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黃克誠自述》）。司馬璐認為，黃克誠的這幾句話，說明了兩點：第一，打AB 團最初是中央（周恩來）提出的；第二，打 AB 團「擴大化的偏差」是毛澤東造成的。
1930 年 9 月三中全會時，周恩來在傳達共產國際精神的報告中說：「今後中央的工作以蘇區紅軍為重點，成立蘇區中央局，統一中央對蘇區和紅軍的領導。」 9 月 30 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又說：「成立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蘇區的最高指揮機關。」所有各蘇區軍委應受中共中央軍委指揮。這就使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在江西蘇區短兵相接了。
10 月 4日，毛派紅一軍團攻入吉安，據說獲得的敵人文件中，有一份是 AB團的暗碼，簽字的是李文林的父親。毛澤東接到報告，得意地說：「我早就知道，AB 團就在共產黨內，就在江西省委，AB 團的頭子就是李文林」。
這李文林是什麼人呢？
司馬璐說，李文林是中共一大時 59 個黨員之一，黨齡和毛澤東差不多，是江西紅軍最早的創造者，是江西蘇區的地頭蛇，也是最大的實力派。
李文林這時剛從上海參加過蘇區代表會議回到江西。
李文林時年 30 歲，自視很高，火氣很大。他回到江西見到毛澤東，第一句話便責問毛：「你為什麼不去上海參加中央蘇區會議？」毛瞪著眼沒有答他。李文林挺著胸，一個箭步向前，指著毛澤東說：「你毛澤東不敢打南昌，你毛澤東一貫拒絕執行中央路線，你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毛澤東說：「李文林，你懂得個屁。」李文林又激動地說：「毛澤東，你聽著，江西蘇區是我們江西工農拼出來的，不容許你的逃跑路線。」
10 月 14 日，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發出指示說：現在贛西南的黨和團內充滿 AB 團反革命分子，必須「改革全部黨的組織」，「嚴厲地鎮壓 AB 團，處決 AB 團中的一切活動分子」。這時，毛派抓 AB 團的「指示」、「通告」滿天飛，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第一方面軍有四萬多人，抓了四千六百多人。陳正人（毛派）的緊急通告中說：「最近破獲 AB團最多的，莫過於贛南及一方面軍。贛南 CY（青年團）幹部大批是AB 團分子。」「紅軍 AB 團自總部（設在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一直到團部，師團部以及下級整個組織，幾乎全部破獲……」
1930 年 12 月 7 日總行委政治部主任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毛派）李韶九率領人馬，直撲富田，按名單抓人，當時李韶九打的旗號是幫助行委肅反，把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祕書長李伯芳，組織部長江克清，宣傳部長袁紹黃，委員段良弼、王懷，省蘇維埃祕書長馬銘，軍事部長金萬邦，財政部長周冕，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全被稱為 AB 團核心分子的一百二十餘人逮捕。其後受株連被捕者有五千二百多人。
李韶九漏夜審判被捕者。毛澤東又加派他的祕書古柏協助李韶九，古 8 日也趕到富田。
當時的審訊有一條規定，不准否認，只准供人。因為李韶九說，你是 AB 團，我們絕不會抓錯人，所以「不准否認」，現在的任務是徹底消滅 AB 團，被捕者「只准供人」，供出你的 AB 團同黨。供不出，用刑；再供不出，再用刑。毛派的一份緊急通告中說：「AB 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非用拷打，不肯招認，必須用硬軟兼施的辦法。」「不招供，不停刑。」「AB 團近在眼前，無所不在，組織嚴密。」
所謂「硬軟兼施」根據當時總前委的指示，軟的是「態度誠懇」，騙出對方的口供；硬的是捆著犯人，雙手吊起，人身懸空，或者用牛尾竹杆子鞭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燒身。
有的被捕者完全無辜，因為受不了酷刑，便作偽證，胡亂咬人。當時胡亂咬人，有的為了自保，有的為了私怨，有的為了男女之爭，有的為了看到幾個人一起引起懷疑，有的為了對某人看不順眼，有的為了個人某種企圖等等。同志出賣同志，親人出賣親人，被捕者不斷擴大，怕死者編造謊言，爭先立功。有的被捕者被逼瘋了，便亂咬毛派是 AB 團份子。被咬者便抓，一抓便審，今天審人，第二天又以同樣的罪名被別人審判。
被捕者中有一個叫劉敵的，是二十軍的團政委兼獨立營營長，他和李韶九是同鄉又是朋友，他被捕後對李韶九說：「我擁護你，抓二十軍的 AB 團，我執行你的指示，保證辦好。」李韶九說：「劉敵，你好好立功。」劉敵說：「我是你和毛澤東同志的老部下，執行命令，絕對堅決。」
劉敵向李韶九提出「保證」被釋以後，星夜趕到東固二十軍軍部。劉敵揚言：「不得了，李韶九在富田抓人殺人，我們的政治部主任也被抓了，李韶九還準備到我們二十軍抓人，我們如果不制止他，就快被殺光了。」全軍譁然。二十軍的一部紅軍，在劉敵帶領下，從東固打到富田，釋放了被逮捕的謝漢昌等，毛派的李韶九、曾山、古柏、陳伯鈞等本來被捕的，劉敵對李韶九說：「你對我講過義氣，咱們義氣還義氣。」就將李韶九等釋放了。
12 月 16 日，李伯芳、金萬邦（江西蘇維埃委員）等被釋放出的反毛派，在富田召開群眾大會。會上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指控毛澤東不聽中央（周恩來）的命令。會上有人說：「毛澤東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會上還有人說：「毛澤東是許克祥第二。」許克祥是 1927 年國民黨軍隊鎮壓共產黨的首領。
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共江西省行委寫信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等，認為以 AB 團罪名被逮捕的，其實是反 AB 團有功的，如段良弼等。江西行委又說，他們截獲一封毛澤東致古柏的信，信中說：「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系紅軍中 AB 團主犯。」段指段良弼，李指李伯芳，王指王懷，均屬江西行委成員。毛派說，這封信屬於偽造。
富田反毛大會推出蕭大鵬為二十軍軍長，他們結合江西的反毛派，把隊伍拉到贛江以西，建立根據地。準備長期對抗毛派。
1931 年 1 月，蘇區中央局成立，項英為書記。項英是周恩來的親信，他到蘇區的首項任務是處理 AB 團問題。
1 月 15 日，項英宣布，江西行委，紅軍前委，各級蘇維埃統歸蘇區中央局的領導。1 月 16 日，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件作出決議，認為富田事變是由於黨的領導不健全造成的，富田事變實質上是反革命，但參加者不一定都是 AB 團分子。毛澤東的處理是過火的行動，項英並派前二十軍軍長曾炳春為二十軍政委，希望緩和雙方的敵對關係。
2 月 19 日，蘇區中央局又發出通告，認為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 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黨內無原則派別鬥爭糾紛演進而成的。在這同時，毛澤東的總前委也作出決議，肯定富田事變是 AB 團取消派領導，與項英的蘇區中央局針鋒相對。
正在項英準備安排富田事變的雙方在寧都的黃陂舉行會議解決分歧時，黨中央的態度突然變了，周恩來的態度當然也變了。原來派項英到江西主持蘇區中央局，是三中全會決定的。1931 年 1 月，項英到達蘇區的同時，中央舉行四中全會，當時中央的路線正處於焦頭爛額之際，因此把一切失敗的責任都推在李立三和三中全會身上，周恩來從三中的主帥一變而為四中的主帥；同時又考慮到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實力地位，因此只好暫時犧牲項英。
2 月 20 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 AB 團為反革命組織，也等於肯定了毛的血腥鎮壓，周恩來又派了任弼時為首的三人代表團處理蘇區糾紛。2 月 23 日，周恩來致電蘇區各領導系統，在三人團未到達前，停止爭論，服從前委（毛澤東）領導。
4 月 17 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抵達黃陂，由項英召開黃陂會議的反毛的江西行委代表團，完全不知道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已與毛派祕密妥協，行委代表團於 4 月 18 日也到達黃陂，立刻被毛澤東逮捕。三人團表示支持毛澤東壓制 AB 團的行動。毛派大受鼓舞，將行委代表團團員和二十軍在黃陂的幹部全部殺害，其中包括被毛澤東稱為地頭蛇的李文林和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王懷等，史稱「黃陂慘案」。李韶九被毛稱為肅反有功，升為蘇區保衛局長。
反毛派至此，見大勢已去，反抗無力，只好服從，在河西的二十軍殘部一千七百多人，於 7 月中旬奉命東渡作戰，軍行至宇都平頭寨，遭到林彪、彭德懷、陳毅包圍聚殲。這場紅軍屠殺紅軍的場面慘絕人寰，兩方紅旗遮天，梭標如林，分不清敵我，見人就殺，屍體橫七豎八，有人拼著最後的一口氣哀號：「馬克思，你在哪裡？」最後二十軍無一生還，被殺的人中包括二十軍軍長蕭大鵬和政委曾炳春，前軍長劉鐵超等。曾當時還是中央委員。二十軍被完全消滅後，番號也被取消了。
當年反毛派的一份緊急通告說：「亂捉，亂打，亂殺。」「苦打成招」下承認自己是 AB 團。「若我們一味相信 AB 團的口供，江西全省的幹部大半都是 AB 團，過去江西鬥爭的局面，是誰製造出來的。」
被稱為 AB 團要角的段良弼，後來逃到上海，找到黨中央，秦邦憲和他談話。段良弼對秦邦憲說：「江西肅反，我執行的是黨中央的政策，是周恩來親自領導的；我是江西肅反委員會的委員長，我是捉AB 團的第一人，怎麼說我是 AB 團呢？」段良弼要求平反，秦邦憲始終未發一言。
在江西，凡是因 AB 團受牽連的家屬或熟人，或是遠走他鄉，或是隱姓埋名，甚至自己的兒女聽到有人提到 AB 團，會當場昏倒。1976年毛周逝世以前，對中共篡政貢獻最大的江西贛西南老蘇區，被稱為「啞區」、「鬼區」，沒有人敢說話。甚至黨委書記領導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時，群眾也不敢鼓掌，害怕站錯隊遭殺身之禍。
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時，才有江西上訪者對中央說：「我們是當年 AB 團事件死難者的兒女。」誰都說不清他們的父母是被什麼人殺掉的。
江西省委黨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關AB團的駭人聽聞的資料，送到胡耀邦身邊，當時中央負責人兼管黨史的馮文彬奉命到江西一一核實問題弄清了，胡耀邦正準備平反這個早期黨內最殘酷的大冤案，不久 1987 年胡耀邦下台了。
這份資料後來由中央主管黨史的楊尚昆給中共領導傳閱，其中一段是：「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蘇區肅反中，以 AB 團罪名處決者有七萬多人，以改組派罪名處決者有二萬多人，以社會民主黨罪名處決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資料說，這是「不完全的統計」。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