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3月17日訊】《有冇搞錯》。3月17日。
《華爾街日報》星期一（3月15日）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經濟活動收縮暴露習近平權力裂痕」，習近平如今不僅因維繫與俄羅斯的關係而面臨西方施壓，同時還面臨國內經濟嚴重放緩的難題。這種新的不安局面，令他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受到質疑。
報導引述中共內部人士透露，一些仍有政治話語權的中共退休大佬，最近公開反對習近平打破既定領導層繼承制度的願望，反對者包括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而朱鎔基私下即對習近平「以國企為中心」的政策，提出質疑。
這篇報導指出，習近平的權力在2021年似乎所向無敵。但現在，他帶領中國遠離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舉動，使中國經濟陷入不確定性，並暴露出他對政權的執掌「出現了細微裂痕」。
報導說，在習近平緊縮了科技業、房地產業等一系列民企的控制後，2021年底中國經濟成長急劇放緩，引起中國決策者的警覺。
與此同時，隨著COVID-19感染病例的激增，中國嚴格的防控封鎖措施再次加碼，削弱了消費者支出和工廠產出。而嚴格防控是習近平因應疫情危機策略的重要一環。
至於對外關係，報導提到，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週前，中國2月初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卻擴大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鴻溝。為此，中國政府努力維繫與俄羅斯的協議，同時避免與西方關係崩盤。
這篇報導和以前一樣，說是中共內部消息人士透露，當然不會有姓名。不過，這篇報導和我自己過去幾年做新聞得到的印象非常吻合。中共現在的情況，真的非常像是泥足巨人，表面看似強大無比，但實際非常虛弱，而且主要是內部的各種問題不斷激化。
《華爾街日報》說的，主要還是經濟，但實際上中共內部矛盾焦點，還是圍繞政治權力展開的。昨天有位小朋友查資料，很驚訝地問我，為什麼北京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這大概是谷歌查出來的結果。我告訴他說，因為北京的億萬富豪數量很多。他隨後問我一個問題，北京有什麼很有名的大企業嗎？
當然，小朋友是美國人，所以問這個問題。他以為財富總是和經濟聯繫在一起的。但實際上，中共這樣的極權制度，財富其實是和權力聯繫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家和社會運作的中心是資本，資本不是錢，而是可以賺錢的錢。所以美國富人最多的地方在華爾街，香港富人最多的地方在中環。但極權主義的國家，國家和社會運作圍繞著權力，所以中國富人最多的地方，當然是北京，而不可能是出了什麼大企業的深圳和上海。
繞了這麼個話題，是想說《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談的是經濟，但核心其實是政治。
習近平上台之後，尤其他的第二任期，中共對政治忠誠的強調，已經到了文革的程度。說明中共內部的政治分歧，也到了文革的程度。
極權體制的特點，可以從中國歷朝歷代皇帝權力的變化觀察到。第一個皇帝權威很高，而且剛剛打倒舊王朝，所以他建立新王朝的時候，可以充分控制整個政治運作，可以控制整個官僚系統。但隨著時間推移，皇帝的這個權力實際上是不斷衰退的。到了末期，皇帝已經不能完全控制官僚系統，很多時候，甚至官僚系統反過來控制了皇帝。
如果皇權和官僚體系之間達成默契，這個朝代可能可以拖延很長時間，比如唐代和宋代，如果默契到了英國大憲章那種程度，可能發展出另外一套體制了。但如果皇帝採取斷然措施，直接搶奪控制權力，那情況可能糟糕得多。明朝崇禎皇帝，大概算是一個例子吧。
現在中共的情況，確實很像是明末。關鍵的一點，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統發生了很大矛盾。這一點，我們過去幾年看到很多了。比如中共說處理了90萬黨員幹部，高級幹部就有好幾萬，到現在還沒有停止。下面官場，一片風聲鶴唳，鴉雀無聲，但這個並不正常，它意味著各種怨恨和不滿正在集聚。
專制體制不是法治社會，而是人治社會。在人治社會裡面，大量的工作其實是依靠潛規則進行的。所謂潛規則，是通過精英階層內部的約定成俗，雖然法律公開規定了一套，但實際運作中可以左右躲避，採取各種折衷。
這些折衷，其實就是貪腐。所以專制體制如果沒有貪腐，其實根本無法運作。改革初期，中共內部精英就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官員沒有利益，為什麼要去推動改革？所以中央放權給地方，財政包幹，上繳一個固定的數額，剩下都是你們的，隨便你們自己怎麼用。地方也一樣，國營工廠承包了，上繳一定數量的利潤，其它都是你們自己的。這樣一級一級，其實都是嚴格意義上的貪腐，因為法律規定這樣做是不行的，違法的。
所以，當習近平上來之後，他想要回到50年代，回到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全力反貪，倒查20年、30年。對中共官員來說，過去幾十年就是靠著「貪腐」，就是我們說的那種廣義的貪腐來管理社會的，現在潛規則不行了，明規則又玩不轉，那麼最好的情況是「躺平」，你說什麼是什麼，任何問題都等上級指示，等上面的精神，糟糕的情況，當然就是直接組織反對力量啦。
習近平也許真的想要肅清官場，肅清吏治，但必定是反體制的，和官僚系統發生巨大矛盾。
習近平面對的情況，比崇禎皇帝更糟糕。崇禎皇帝還是皇帝，如果沒有李自成和滿清，內部官僚系統誰也沒有任何推翻他的法理基礎，更談不上反攻倒算的問題。但現代專制體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你不是皇帝，你隨時可以下台，隨時可能被人清算，所以現代的專制體制內，權力的矛盾和鬥爭也就更激烈更血腥，也就更不敢輕易放棄了。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就烏克蘭危機做了預測，很有意思。其中對俄羅斯政局，他認為，如果俄羅斯軍事行動失敗，普京將無法在政治上存活下來。原因是：普京得到俄國人的支持，是因為他被認為是一個鐵腕人物，一旦他表現出無能，被剝奪了強制權力，他還有什麼用呢？
這是現代專制體制政治領袖都面對的一個難題。
中共和俄羅斯都一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崩潰了，因此都需要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來填補價值觀空缺。在這方面，中國比俄羅斯走得更遠。普京說，「俄羅斯都沒有了，還要這個世界幹什麼？」這句話在中國大陸獲得了小粉紅和憤青們的高度讚賞，這體現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基本基調。
普京講這句話，大概和「核威懾」戰略有關，如果我們失敗了，俄羅斯成了第三流國家，那這個世界，這個人類繼續存在就沒有意義了，所以乾脆「攬炒」，同歸於盡算了。我不理解，如果核子大戰，中國人因為俄羅斯和西方的衝突，結果一起同歸於盡，對中國來說怎麼就成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福山說的這個普京的困境，現在中共是一樣的。
中共比蘇聯共產黨更缺乏合法性，蘇聯共產黨好歹還真的和納粹德國死磕過，而且打贏了。中共八年抗戰基本沒打，然後由蘇聯共產黨一手援助得到了中國，實際上就是武裝暴動得到政權。原來號召天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現在也崩潰了，剩下唯一的東西，就是大家可以「過好日子」了，然後就是民族主義。
所以過去20年，中共的合法性來源，其中之一是經濟增長，大家賺錢越來越多。中共所有獲得共鳴的政策，包括鄧小平的貓論、摸石頭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胡錦濤的先進生產力論，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論、全面小康論等等，全都是和經濟，和大家收入掛鉤的。
其次，就是民族主義，統一台灣。這是一種情緒煽動。
現在中共面臨的問題，首先是烏克蘭危機，大概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入侵台灣比入侵烏克蘭難太多了。別的不說，中共一直有專家說，我們有3萬億美元外匯，賣掉美債，美國人就很難受。這次，俄羅斯6千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直接被凍結了，等於中共那3萬美億元外匯儲備，不但不是武器，還成了把柄了。
其次是經濟。這就是這篇《華爾街日報》文章報導的中心意思了。中共因為經濟收縮，而遭遇內部嚴重激化的政治鬥爭問題。當中國大陸經濟增長不斷下滑，通脹嚴重，居民收入下降，就嚴重觸及到中共所謂合法性難題。現在不是共同富裕的問題，而是要共同貧困，不是全面小康，而是全面過苦日子。
這種局面，朱鎔基當然不願意看到了，其他的人，其實也是同樣的。今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可能還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咱們繼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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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