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就業難題，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2年預期目標，「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與去年相同；但是，即使從官方表述來看，也會發現今年的就業難度遠大於去年。
經濟走勢積弱不振，勢難實現「比較充分就業」
當局評估今年經濟形勢嚴峻，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故將GDP增速從去年的「6%以上」降至「5.5%左右」。「5.5%左右」其實也是個底氣不足的政治口號，並不是中國經濟真能達到的目標。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25日修訂的世界經濟預測，認為中國2022年增長率為4.8%，下調了0.8個百分點。這比2021年的8.1%大幅減速。
大家知道，2020年中國經濟遭疫情重創，這麼低的基數，中共2021年的GDP增速目標也僅是「6%以上」，說明當局不是不知悉中國經濟存在重症；而2022年中國經濟的國內國際處境比2021年艱難得多（比如俄烏戰爭的重大衝擊），卻還硬要「5.5%左右」，是有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確保「二十大」勝利召開、圓滿結束。當然，在政治任務面前經濟常識靠後擺，是中共一貫做法。
經濟走勢不振，就業率就難看了。經濟學中有個奧肯定律（Okun’s Law），這是一個從數據總結出的經驗規律，大意是說：失業率與GDP增長率二者呈反方向變化的關係，即高增長率使失業率降低，低增長率則會提高失業率。這在西方國家獲得了較好的驗證。雖在中國出現了嚴重偏離（學術界認為，嚴重偏離的一大主因是中共官方統計失業率失真，沒有包括近3億農民工群體），但奧肯定律的涵義——勞動力需求的水平，在動態意義上主要決定於經濟增長，這在中國仍是適用的。2022中國經濟衰蔽，這就決定了就業環境的惡劣，「比較充分就業」說說而已。
這裡有必要揭露一個謊言。這些年中共一再聲稱每年新增就業超一千數百萬人，也有論者稱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於近年來經濟轉型過程中服務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勞動統計年鑑數據顯示，製造業就業人口自2013年起持續下降，5年間減少超過1000萬人）。其實，「就業始終保持穩定」的假象，是用農民工（隱性）失業的血淚凝結成的，因為他們被迫回鄉務農被認為是就業，不納入失業統計。有農民工這個大蓄水池，中共的數據永遠是「好看」的。何況中共操控數據和造假早就臭名昭著了。
中國「就業難」主要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本文要指出一點，中國的就業難並不是因為人多。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長期認為勞動力太多、無限供給，因此造成了就業的巨大壓力，中共藉此搞「強制一胎化」計劃生育。歷史證明，這是錯誤的。當今，中國的人口總量和結構已發生歷史性變化，從1992年的「低增長率」轉變為2021年的「零增長」（當年末 141,260萬人，淨增長僅48萬人），2022年以後可能進入「負增長」；同時，生育率極低化，加劇老齡化。入口結構的日益畸形，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再具體到勞動人口：（一）勞動力供給將持續減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2002年首次出現下降。15至59歲人口，2012年為93,727萬，比2011年減少345萬，進入負增長的歷史拐點；2020年更降至8.8億人。（二）勞動參與率（有就業意願的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降低。國家統計局並未正式公布全國的勞動參與率數據， 可從匯總數據推算， 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呈現出上升趨勢；但研究發現，2010 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持續下降。
在以上兩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勞動力已從「過剩」轉向「短缺」。2019年經濟學人智庫發表預測稱，203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這將限制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過去數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將急速消散。又有論者指，勞動供給缺口預計到2025年擴大到600萬人左右，到2035年將擴大到2000萬人左右。
既然勞動力已經「短缺」，為什麼中國還就業難呢？問題出在勞動力供給的結構問題上，也就是說勞動力所能提供的勞動與工作所需的勞動之間的不匹配，因此「缺工作」和「缺人」並存。
例如，2月22日，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反映出製造業缺工狀況持續，智能製造領域缺工程度加大。從100個職業分布看，有43個屬於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自2019年第三季度該排行發布以來，製造業類職業占比一直較高。此前，其預測到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總量將接近6,200萬人，人才需求缺口將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
就業結構性矛盾中共長期不去解決，現已積重難返
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在中國長期存在，但中共就是不作為；而且，近幾十年經濟的畸形發展和扭曲性的教育政策，使這個問題愈演愈烈。以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為例。
先說農民工。早在本世紀初，中國沿海地區就開始出現民工荒，甚至一些普通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出現了勞動力不足。這顯示（一）總量問題不是中國就業的主要矛盾，（二）大量的「血汗工廠」使勞動者一方面工資無法合理增長，另一方面無法發展勞動技能，就業的結構性矛盾開始醞釀、發展，這意味著中共大大浪費了勞動力供給充足的「人口紅利期」。當前，農民工大齡化問題愈顯突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2008年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4歲，2020年上升至41.4歲，高於2020年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38.8歲），2020年16-30歲農民工數量僅占22.7%。2021年末全國農民工規模達到29251萬人，40歲以上占比過半，50歲以上占比達到26.4%，這部分人（約1.5億）已很難通過職業培訓來轉型、勝任傳統產業的作業要求，再就業挑戰極大。
再看大學畢業生。這幾十年，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階段轉入大眾化階段（毛入學率15%~50%），2019年開始普及化（毛入學率大於50%，「十四五」期間計劃提高到60%）。應屆大學生人數逐年增加，2022年首次過千萬（為1,076萬，增量167萬，遠遠超過2021年35萬人增量和該指標值此前十年約30萬人的均值）。但是，中國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匹配，教育鏈—人才鏈—工作崗位鏈失衡， 早就出現了「畢業即失業」 、「大學生就業難」 、「白領失業」等等現象。2020年12月，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20-2021）》顯示，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工作崗位的匹配率為39.70%，過度教育的發生率為24.40%，教育不足發生率為35.90%，錯配程度突出。相對而言，美國等發達國家教育錯配率平均在10%以下。
結語
當前，中國就業壓力與部分行業、地區招工難同時存在。這種「結構性錯配」，絕不只是產業升級趨勢下高技術勞動力相對匱乏造成的「技能錯配」問題，也不只是青年勞動力不滿工廠「長時間、單調勞動」模式的「期待錯配」問題，而是中國經濟轉型、教育轉型和社會轉型問題，以及這三者的耦合、共振問題。恰恰，中共在這些方面口惠而實不至，貽誤時機，致使問題積重難返。2022年將很難過，但這還只是開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