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被打成「右派」的茅于軾下放到了山東滕縣。他回憶說，他在當地農村待了整整10個月。剛到村裡的時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留下一個戶主和他的大女兒，他的愛人和小女兒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媽媽活著時能夠保護孩子，媽媽一死，孩子就難逃一死了。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個人。
在茅于軾的記憶中，那時候最難看到的是一個人嘴巴在動，這意味著他在吃東西。他們一起下放的人盼望的就是能搆到縣裡去開會，有一頓飽飯吃。這種機會很少，只記得開過兩次，每次差不多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中茅于軾每天早中晚三頓飯每頓都吃一斤饅頭（五個）。一個禮拜吃下來，並沒有解餓。解餓要有油吃。沒有油，光吃糧食，肚皮照樣餓。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到了野獸的狀態。」
茅于軾在滕縣餓的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肚子餓了就靠喝水填充飢餓感。因此小便特別多，一個晚上要起來七八次。他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在田野裡有許多螞蚱，抓住一個就放入一個信封口袋裡。等有了七八個，就把信封放到火裡燒。信封燒掉了，螞蚱也燒熟了，放進嘴裡嚼嚼咽下肚去。螞蚱的消化系統裡有一股綠色的水，是它吃草後消化過程中的產物，非常苦，很難咽。但是餓使人不顧一切。
人都說災年撐死的比餓死的多，茅于軾認為這是有道理的。人餓急了，會不顧一切地進食，就有可能撐死。他記的有一位華僑青年，肚子餓得不行。他媽媽從香港寄來一大包食物，他不顧一切地吃，最後活活地撐死了，情況慘不忍睹。他媽媽來領屍時痛不欲生。茅于軾從滕縣回北京，當天晚上他太太給他開了一個豬肉罐頭，他還算有節制地吃了一大碗帶豬油的大米飯，到了晚上全吐了。
茅于軾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一次是進入深水游泳，那時他11歲，不懂會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齊齊哈爾當副司機，冬天，他拎著一桶油追趕前進中的火車頭，差一點被車頭撞死。再就是在滕縣挨餓。如果再在那兒留兩個月，他說自己必死無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衛兵用皮帶抽，幸虧當時是早上七八點鐘，馬路上的人不多，沒有圍觀的人，否則幾個紅衛兵湊起來打人，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打死。
由於有了挨餓的慘痛經歷，後來茅于軾每次吃宴席，剩下許多菜時，都有一種沉重感。「我吃東西從來不挑食，不管是什麼，都是好吃的，因為有挨餓的經驗。挨餓真正是『切膚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內心的深處，痛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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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