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壇二歸」，指的是出生於美國而力圖為中共奪金的「海歸」花樣滑冰選手朱易和自由滑雪選手谷愛凌。
2月6號（北京冬奧會第三天），「朱易摔倒」，速成微博熱門搜索標籤，瀏覽量一度超過2億次；「丟人丟到家」之評論獲1萬2千多點讚和回復，大有超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的文革暴風雨之勢。有分析認為，這是「愚民」之果。顯然，不止於此，更是中共因要藉眾口出惡氣而為之。對「朱易摔倒」最怒不可遏的，是中共，儘管朱易因為黨效力而放棄了美籍，雖「有情」而亦無可原。不然，「惡評」怎能成潮？哪會容呆幾小時？早就秒殺於萌芽狀態了。而翌日朱易在比賽中再次失誤摔倒，引發更多的撻伐，「朱易連續失誤」的標籤在大陸社交媒體上又火爆起來，再次佐證了這一點。
而同為「冰歸」的谷愛凌，卻因奪了金牌而倍受中共「熱捧」：「谷愛凌創造歷史」。黨媒稱之為「雪上公主」、「天才少女」，多個大陸品牌請其代言。何謂「創造歷史」？苟延快咽氣的歷史。黨末陷入空前的「合法性」危機，就指望冬奧金牌延續一下了。事關黨的生死存亡，這塊金牌太沉重了。
奪金「捧爆」， 摔倒「棒打」。「金牌至上」，別的，全是被「壓倒的一切」。
競賽中失誤，本屬正常現象。這時，觀眾的正常心理應該是惋惜與同情，給予運動員撫慰。可是，十九歲的朱易流淚的時候，眾多黨奴們卻只有批評、譏諷，甚或臭罵。當然，背後也隱含著對中共挑選朱易參賽的憤懣。朱易，你摔碎的是黨媽續命的夢啊！哪裡會輕饒你啊。
只是你人忒嫩，沖你笑迷迷的那張臉遮擋的萬丈怒火，你看不到。谷愛凌為你辯解，說「體育就是體育」。其實，黨求之不得。它正需要掩蓋其政治企圖。正因為如此，加之對輿論失控的恐懼，那個標籤熱到黨認為的極限後才被撤下。中共官媒才不得不對「批、諷、罵」予以裝腔作勢的遏制：「對觀眾來說，最重要的是克服某種功利主義心態，能夠奪冠或者取得好成績的，就是『我們的？』如果失誤或者發揮失常，就成了『異類？』甚至在網上奚落與嘲諷。」既然已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偷雞不成白撒了一把米」，那就不能在讓其發酵了。終究這種狹隘的劣根性情緒化「愛國主義」是雙刃劍，直接給中共實現「體育強國夢」的「類千人計劃」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統戰築牆。
而朱易的這一悲劇，其實，完全是由中共不擇手段的網絡人才手段所致。中共把獎牌數量代表視為「國家實力」的標誌，自己政權合法性的籌碼，這種套路向運動員施加了奪金搶銀的巨大壓力。朱易對黨媒新華社直言：「我想證明自己，因為我昨天表現不太好，網上每個人都說的話真的影響了我。」 「我訓練得很刻苦。現在的問題是心理上的。我會儘量不被外界影響。」可是，這些「心裡話」，黨哪裡會聽啊。在黨看來，你怎麼努力，包括搭上小命，都是應該的。摔死人，黨都不會在乎的。看的出，她第二次摔倒，八成是由於給嚇著了。但願可憐的朱易，挨過這一陣陣「棒打」之後，能夠清醒過來。
不知哪位斥責被人販子拐騙的八孩母們「活該」的作家，於此吐何感言，恐怕難有純真的撫慰之詞，因為他站在黨媽那邊，對著黨的口徑說話。而黨是最大的人販子，是把朱易谷愛凌們騙回來當「奪牌奴」的。黨的基本原則是物質利益原則，是不講道德而敗壞道德的。
對此，鄧小平援引了一句俚語詮釋曰：「黑貓白貓狸花貓，逮住老鼠是好貓」。但是，俚語一成為黨話，那就「紅毒素」了。共產黨的本性是極端自私的。三百六十行，行行不通，卻要行行通吃。沒有任何產出，卻要共盡天下之產。從不「養貓」，卻要所有的「貓」都要「把一切獻給黨」。
「正是這種為了黨的利益不顧一切的原則，中共以邪教的運作方式扭曲了中國社會，在人類社會造出了一個真正的另類。這個另類和任何國家、政黨、團體都不一樣。它的原則是無原則，在它的微笑背後沒有誠意可言。不過善良的人們理解不了中共，因為他們按人類通行的道德標準推測中共，無法想像竟有那麼流氓的一個東西，代表著一個國家。黨以這樣的『中國特色』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縮寫。」（《九評共產黨》之九）
共產，憑什麼？以貓王自居。而且它黨拿你當「貓」你算「貓」，拿你當「鼠」你就是「鼠」。靠什麼？連搶帶騙，誘逼「貓」當其爪牙，向其獻「鼠肉」。怎麼搶騙到手？再說白一點兒，就是不擇手段。不過，它不敢這麼講，而是忽悠曰「千方百計完成任務」。
話茬說到這兒，年齡大的讀者很容易會想起「乒壇三傑」：上世紀50年代自香港返回內地，紅朝乒乓事業的三位先驅，即著名教練傅其芳、奠基人姜永寧和頂尖球員容國團。
傅其芳帶出了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等一大批高手，連續三年率隊捧得「斯韋思林杯」；兩度獲中共國家體委授予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年起，被委任為紅朝乒乓球協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姜永寧回國最早（1952年），曾獲全國首屆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第一屆全運會冠軍，也是第一個打敗世界冠軍的紅朝乒乓球運動員，參加過四屆世乒賽，為紅朝隊晉級世界四強立下了汗馬功勞；1963年，調任北京隊總教練。
容國團1958年獲得「國家運動健將」稱號，1959年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為紅朝奪下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兩度獲得國家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年，擔任中共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使該女隊在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他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接見，並經常成為外國政要來訪時的嘉賓。
然而，這都是黨需要「當貓」之時的光景，而當黨需要「當老鼠」的時候，那就只剩下被別的「貓」吃掉的份了。在文革期間，這三位乒乓宿將受到無情的衝擊，被戴上「漢奸」、「特務」的帽子，挨打受罵，被抄家，接受無休止的批鬥。1968年4月、5月、6月，在兩個月零四天內，45歲的傅其芳、51歲的姜永寧、29歲的容國團相繼自縊而亡。
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乒壇三傑」選擇了紅朝。向「黨」奉獻青春、才華和赤誠。最終，被由「貓」變「鼠」，含冤而死去。多年後，給「平反」了，大陸乒協設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請賽，「死鼠」又被變回「死貓」。中共又以紀念這三位乒乓元老的名義，繼續玩弄和消費他們，其無恥和歹毒，無以言表。
年紀輕輕的「冰壇二歸」，哪裡會想到這些。而「乒壇三傑」最終所吞咽的，正是當初「沒想到」的後果。而今天北京冬奧冰壇上兩個不同境遇姑娘的身影，不外是「乒壇三傑」身影的重疊罷了，也就是隨時可以被轉換的「貓」「鼠」角色的行蹤而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