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中，有出於多種原因不得不沉默的情形。如礙於情面或場合，亦或話題、時機不對，人們有話不想說，不便說，不好說，不忍心說，等等。上述情形，我不會將其歸入「迫默：被迫沉默」之中。
我用「迫默」這個詞，乃是特指人的一種制度性生存狀況：出於政治恐懼不敢說真話，因而被迫沉默。在2016年6月27日發表的《被迫沉默：自由，還是不自由？》一文中[1]，我專門聚焦「迫默」展開了自己的論述，並表達了「應鳴而尊，不默而辱」的共勉期許。2020年春夏，上述八個字衍變為「應鳴而尊，迫默則辱」[2]。這裡的「鳴」，當然是指敢於說出真話，發出心聲。「迫默」這個詞，百度已知道。
人的生活中，也有出於多種原因藏匿內心想法而說違心話的情形。如為了掩飾情緒、維護面子，為了不致違和而烘托氣氛，為了減輕或免去親人的擔心，人們會無師自通地說些違心話。此外，還有必要錄以備忘：對於奸佞小人、馬屁高手、無良家奴來說，故意和刻意說違心話，乃是他們的本能和長技。類似地，我不會將上述情形歸入「迫鳴：被迫說違心話」之中。
在本文中，我用「迫鳴」這個詞，意在描述人的另一種制度性生存狀況：出於政治恐懼不敢保持沉默，因而被迫說違心話、寫違心文（包括違心地鼓掌、點頭、簽字、舉手、投票等）。這種被迫發聲、被迫表態的制度性生存狀況，我將其稱之為「迫鳴」。「迫鳴」這個詞，百度不知道。
1950年9月，胡適先生的兒子胡思杜寫了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3]。胡適讀到上述文章後，傷心感懷、切中肯綮地說：思杜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4]。胡適所說的話，上半句點出的，是胡思杜「迫默」的生存狀況；而下半句點出的，則是胡思杜「迫鳴」的生存狀況——在政治高壓下，胡思杜沒有說（真）話的自由，就只能迫默；胡思杜也沒有不說（違心）話的自由，就必須迫鳴。
無疑，迫默是屈辱的。然相比於迫默，迫鳴則更為屈辱。
生而為人，因不敢說真話而迫默，已是夠屈辱的了；但還可憑「惹不起，躲得起」來聊以自解。一個國家，國人莫敢言，已是夠可悲的了；但還可有「道路以目」來展示內心的怨怒與憎恨。
然而，生而為人，不僅不敢說真話，還非得違背良心說假話，這種屈辱，已幾乎無以復加。一個國家，國人莫敢默，除了違心地自責、自貶、自誣，違心地「大義滅親」，違心地怒斥恩師摯友，還要違心地唯上、媚權和頌聖，這種可悲，亦幾乎無以復加。
迫鳴之大辱，由吳宓先生的痛切陳詞可見一斑。上世紀50年代，吳宓先生不願到北京教書，其理由之一是：「宓最怕被命追隨馮（友蘭）、朱（光潛）、賀（麟）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願……」[5]嗚呼，迫鳴之大辱，竟使吳宓先生「寧默而死，不鳴而生」！這裡的「默」，是自主沉默，拒不說違心話。這裡的「鳴」，是被迫發聲，違心而鳴。
迫鳴之痛楚，由徐鑄成先生的即時記述可知況味。1957年7月5日，處於反右風暴中的徐鑄成先生在日記裡寫道：幾天來，皮膚下面刻刻在發火，心往下沉，半月來幾乎沒有好好睡過（天天晚上要寫檢查，以備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寫不出一個字。每晚要抽兩包煙，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亂上綱，湊寫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難眠，每晚必出幾身冷汗，汗衫濕透，入睡至多只有兩小時）。嘴裡發膩，吃不下東西，飯菜到喉頭就卡住了[6]。身為《文匯報》總編輯的徐鑄成萬般無奈迫鳴求生，但要過自己的良知之坎，又談何容易！致使身心備受煎熬，苦不堪言。
迫鳴之可悲，由韋君宜女士的真誠懺悔可聞其狀。1973年至1976年的三年中，韋君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管業務、當編輯。她所做的，是違心地、屈從地「編出領導所需要的書來」。韋君宜痛定思痛，袒懷寫道：「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7]
迫鳴之辱，迫鳴之痛，迫鳴之悲，在於心靈被戕害，良知被碾壓，底線被踐踏，以致生而為人之天性，喪失殆盡；生而為人之尊嚴，盪而無存。
為了守護僅存的尊嚴，國人別無選擇，必須拒絕迫鳴，不說違心話。文革結束之後，曾造成中華大地迫鳴之聲無日不在、處處可聞的黑暗魔法，開始難於大行其道，並逐漸走向式微。國人對迫鳴的拒絕，不妨以季羨林先生為例。2007年9月，季先生說：「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8]假話全不說，就是以良知拒絕迫鳴，決不違心地把鹿說成馬，留一點骨氣在身上。
可怕的迫鳴，曾令吳宓、徐鑄成和韋君宜倍感屈辱、無可逃遁。如今，儘管黑暗魔法仍不收手，甚至還要瘋狂幾把；儘管迫鳴還大量存在、遠未絕跡，但是我覺得，能夠像季先生那樣做到拒絕迫鳴、不說違心話的人，還是越來越多了。至少在我的交往範圍和關注視野中，我能明確地體察到：對有良知的普通人而言，不說假話已沒什麼恐懼；儘管他們還不太敢說真話。我以為，這個大趨勢不可逆轉；任誰做再多的倒車夢，這個大趨勢，也不可能逆轉。
不過，拒絕迫鳴，還只是享有起碼的尊嚴。為了贏得更多的尊嚴，國人必須驅離迫默，儘量說真話。文革浩劫中倖存的巴金，在經歷了沉痛的反省之後說：現在，我的座右銘是：儘可能多說真話[9]。40多年前巴金立下的驅默座右銘，理應成為多數國人的座右銘。也就是說，在權勢面前，國人不應大概率地被迫沉默，而要鼓起勇氣多說真話，如實地把鹿說成鹿。
應當承認，巴金的驅默座右銘，至今尚未成為國人的主流座右銘。驅離迫默還在路上，驅離迫默還很艱難。國人依然必須冷峻拷問自身：如何不斷提升尊嚴度、減少屈辱感？又如何不使後人復哀後人？幸運的是，這個問題已並非無解。其中一個可取的答案是：如果越來越多不願愧對人生、愧對後代的國人，能像艾曉明、郭於華、鄭也夫那樣，驅離迫默、發出心聲，就可令迫默步迫鳴之後塵，走向消亡，從而使「後人復哀後人」之悲劇不復重演。
2022年1月28日 於北京家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