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10日訊】提要：麻雀被毛澤東判以極刑後，全國各地展開了瘋狂的捕雀運動。一批科學家仍頂住巨大的壓力，為麻雀抗爭了五年，才迫使毛放棄了消滅麻雀的肆意妄為。這些科學家在文革中又遭到迫害。
六億多中國人為了響應毛澤東發出的號召，全民出動消滅「四害」。這種場景著實地令毛澤東興奮。他把自己與中國幾千年前的孔聖人相比，「幾千年來，包括孔夫子在內都沒有除四害的志向。」但是，對麻雀發起攻擊是不明智的，因為生物界是複雜的，麻雀不只是吃糧食，還吃那些吃糧食的害蟲。害蟲像龍捲風一樣襲擊農民的莊稼。毛澤東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義，把麻雀取消，讓臭蟲頂替麻雀成為四害之一。[1]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位中共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商定了《農業十七條》。所定《農業十七條》第13條為：「除四害，即在7年內基本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未研究），蒼蠅，蚊子。」
在醞釀《農業十七條》過程中，農業部一位責任人曾約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鳥類學家鄭作新，就該不該消滅麻雀聽取意見。鄭作新表示：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該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鳥類專家鄭作新的理性意見，沒有被毛澤東採納。
麻雀被定性為害鳥，並被毛澤東的「聖旨」判以極刑後，各地展開了捕雀運動。有的地方規定了捕雀的定額，為了交足麻雀腿，群眾不管什麼小鳥都捕殺，包括許多明顯的益鳥。1955年冬，甘肅省就有百萬青少年齊出動、七天消滅麻雀23.4萬隻的報導。
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仍頂住巨大的壓力，坦陳麻雀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益的一面，不要提消滅麻雀，最好提消滅雀害或控制雀害。
1956年10月，在青島舉行的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大會上，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朱洗首先發言，發言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自然界的奧妙》一書中「麻雀篇」的許多科學資料。他說，1744年，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也稱腓特烈大帝），因為討厭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個不停，而且還偷吃櫻桃園裡的果子，就下令懸賞消滅麻雀，誰殺死一隻麻雀就可以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於是大家爭相捕雀，結果麻雀沒有了，果樹上害蟲沒了天敵，越繁殖越多，把果樹葉子都吃光了，結不出一個果子來。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國外運來麻雀，加以保護和繁殖。
朱洗在繼續引用美國紐約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亞為撲滅害蟲從國外引進麻雀的成果後說：我們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應該承認麻雀在某些季節確實有害，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他鄭重地提出：是否應該消滅麻雀尚應考慮。
鳥類學家鄭作新接著發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表達過的兩點意見：一、防治麻雀應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飼雛期間是吃蟲的，在這一階段是有相當益處的。他說：對麻雀的益害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應該辯證地對待。在農作地區，牠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園、山區、森林地帶，牠是否同樣有害，尚屬疑問。在農業發展綱要中關於除四害的規定，說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滅麻雀。為明確起見，似乎應該改為在一切麻雀可能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復旦大學教授張孟文、西北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等幾位動物學家認為，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暫緩捕殺麻雀，政府不要轟轟烈烈地發動消滅麻雀運動；同時呼籲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麻雀的益害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會議過後，力主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連續發表文章，歷數國外保護麻雀和撲滅麻雀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並在分析麻雀的生活習性和食性後認為：麻雀之益不能一筆抹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作人，在《對麻雀問題提一點參考的意見》一文中說：「其實這是行政上的事務，是一種想增加農業生產的行政事務，應當加以修正。」
但是，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毫無作用。
1958年，「大躍進」時代，全民圍剿聚殲麻雀運動全面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隻！《人民日報》認為，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工作者也奉命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勝利」。
不過，無視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不重視科學，忽視生態平衡的中國人，必然要受到懲罰。1959年春，上海、揚州等城市樹木害蟲大發生，有些地方人行道樹的葉子幾乎被害蟲吃光。生物學家更加強烈要翻麻雀冤案。但是，毛澤東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廬山會議上講到《農業四十條》時，他不滿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還要搞；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除掉了他捏造出來的彭德懷反黨集團，進而又開展了無中生有的反右傾運動。面對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強大浪潮，朱洗、馮德培、張香桐等幾位科學家，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繼續為麻雀鳴冤。所幸的是，他們的強烈反對意見此時實際得到中國科學院有理智領導的支持（鄙人估計不包括如同牆頭草一樣隨風歌頌消滅麻雀的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吧），他們十分策略地決定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959年11月27日送請胡喬木轉報毛澤東。
由有關國家機關和諸多科研單位人員組成、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任童第周任負責人的「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於1960年3月4日正式成立了。看中國科學院的架勢，是一定要弄個科學結論的了，毛澤東感到繼續堅持消滅麻雀就未免顯得實在太蠢了，他金蟬脫殼地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但是，並不准人們說打麻雀打錯了。1960年4月6日，譚震林在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報告》時，以假亂真地塗脂抹粉：「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
一些生物學家從1955年冬開始為麻雀的命運抗爭，在跨六個年度近五年後的1960年春，才迫使毛澤東放棄了在消滅麻雀這件事情上的肆意妄為。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
但是，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浩劫之中，卻開始了科學家們的慘劇。這些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先生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偉大領袖毛澤東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相提並論、公開反對毛澤東的罪狀，因此，竟令人髮指地受到掘墳、砸碑、曝屍骨的懲罰！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1978年11月26日，人們才為他重新安葬。[2]
註：
[1][美]特里爾：《毛澤東傳》，劉路新、高慶國等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327頁。
[2]薛攀皋：《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北京：《炎黃春秋》雜誌1998第12期，第9～15頁。蔣濱建：《飛翔的生命——紀念鄭作新院士誕辰100週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10頁。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