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亂世自警】花未全開月未圓

系列之三 勞謙君子 不問功名 文/宋寶藍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30日訊】前言:瘟疫,兵禍,天災相繼而至。晚清風雨飄搖,災異不斷。身逢亂世,應當隨波逐流,渾噩且過?還是砥礪猛進,慧眼警醒?曾國藩感嘆身在亂世,實為不幸。面對欺辱、毀謗、功名與誘惑,他戰戰兢兢遵循傳統,勤謹修身。經歷千百險阻,不屈不挫,終於亂世中脫穎而出。他立德立言立功,是大清第一位以文臣封武侯,雖位極人臣,功高震主,仍能善始善終。我們擷取曾國藩家書、日記及史稿,從財富觀、修身思想、治家智慧、養生之道等不同層面,呈現曾國藩秉承的傳統價值,為讀者再現遺忘的精華傳統。

清軍常年與太平軍戰爭,導致百姓饑饉,民不安生。面對人間疾苦,曾國藩除了傷嘆,別無選擇。他只是朝廷的欽差大臣,不是聖人。但當戰局扭轉,清軍接連反敗為勝,曾國藩總督的軍隊所到之處,面對黎民塗炭,他無法再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於是在轄區發放米票,賑濟百姓。百姓憑米票換取救濟糧。然而當米票回收後,曾國藩發現竟然多了二千三百多張假票。在如此艱難的時局下,地方官員竟敢公開造假,與民奪利。他直嘆:「人心之壞,殊可痛恨。」

久經官場,目睹風雲,曾國藩對人心人性也了解得愈加透徹。身處功利官場,他更希望自己和弟弟們能兢兢業業,做一個不問功名的「勞謙君子」。

曾氏兄弟同在官場,難免觀點不同,政見不一。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二人志向興趣不同。曾國藩家書中曾說曾國荃比較外放,接近於春夏發舒之氣;自己比較內斂,接近於秋冬收嗇之氣。曾國荃認為有了抒發才有生機和旺盛。曾國藩的意思則是凡事有收嗇,才能促成生機和厚實。因此,他平日很喜歡古人說的一句話「花未全開月未圓」,覺得那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花未全開月未圓」出自北宋名臣蔡襄(1012年-1067年)詩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全詩曰:
「花未全開月未圓,看(一作尋)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原詩見於北宋書法家蔡襄《山堂詩帖》】

大意是說,當花兒全部盛開,那就意味著開始凋謝了;當月亮滿盤後,就要開始殘缺了。然而花未全開,月未全圓之時,會使人心有所期待、有所嚮往。雖然明知花月無情,還自作多情豈不是更加可憐。曾國藩欣賞這句「花未全開月未圓」,或許言外之意,人生也是如此。當達到巔峰後,接著就要開始下滑了。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闕齋」,「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兄弟二人,一個主張抒發,猶如花兒完美盛開;一個主張收嗇,猶如花苞靜待綻放。觀點不同,處世態度也不同,曾國荃一度對兄長頗有怨言,兄弟不和的傳聞也日益甚囂。曾國荃經常抱怨,他看到聽到了一些不滿意的事,但又壓在心裡,不明說到底是哪些事?曾國藩開導他,如果是與兄長意見不合,盡可敞開胸懷說明,不必憂鬱自抑。

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國藩開始布署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之戰,他把主要進攻的重任交給了曾國荃。凡是曾國荃率領的軍營索要銀錢、軍械等事,曾國藩每次都會加以節制,也正是借鑑「花未全開月末圓」的意思。但是每當到了至關危機之時,曾國藩救焚拯溺,往往出手非常慷慨。他知道,因為沒有滿足弟弟索要軍餉、武器諸事,所以弟弟心生怨氣,憤憤不平。所以主動說破了弟弟心中的鬱結,希望他不要抑鬱,再心生疑慮。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清軍和太平軍之間的戰事,進行得如火如荼。曾國荃作為一員悍將,為保大清江山,立下諸多戰功。曾國藩對曾國荃等人說:「我們現在辦理軍務,正是處於功利場中,應當時刻保持勤謹。」他一連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像農夫一樣努力地耕種,像商賈一樣追求盈利,像背纖的船工辛苦地在上灘拉縴。如此辛苦地營生,白天勞心勞力,夜晚勞思勞神,為的就是求得一個好結果。曾國藩叫人刻了一枚「勞謙君子」印章,送給曾國荃。同年四月,曾國荃寫信向兄長訴苦,「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這些難處具體指哪些,在書信中並沒有提及。但從曾國藩的回覆看,曾國荃這十個字也說到了他的心裡。或許因他們大權擅專,引起他人忌憚。所以曾國藩主張分放權力,將總督官位交出去,另外選拔大員擔任。他希望兄弟們能保持兢兢業業,將來如果遇到適合的機會,便立刻抽身引退,也許這樣可以善始善終,以免蹈大災大禍!

清軍圍攻金陵傷亡慘重,仍然沒能攻克金陵。加之軍餉奇缺,諸事不順,曾國藩溫郁成疾,他的弟弟曾國荃身為主將,更是心血久虧,甚是勞苦。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的信中,曾國藩安慰沅弟(曾國荃):「 自古以來,凡是出現大的戰爭,大的事業,人的謀略只占十分之三,而天意占到十分之七。往往勞累日久的人,不就是成名之人嗎?成名之人,不就是享福之人嗎?」曾國荃率領清軍收復了武漢、九江、安慶等地,曾國藩認為:「積勞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從天意來看,自然十分公道的事。然而,不可以依仗這一點。我們兄弟在『積勞』二字上多下些功夫,『成名』兩字不必去問;『享福』兩字,更不必去問。」他認為只要下足了功夫,不必去問功名,自然會水到渠成。

時局艱難,軍務繁瑣,曾國藩每日仍然堅持披閱詩詞古文,閱讀一卷經史,並分四條編記,分別是: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節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這四條涉及修身養性,慎取、自許、反躬,遇到挫折不去責怪他人,而是先找出自己的問題,加以修正。

清軍攻克金陵,曾國藩感嘆這實在是「本朝之大勛,千古之大名」。雖然其弟曾國荃屢建奇功,他也沒有把奇功都算在弟弟身上,而是認為「全憑天意主張」,完全是天意所致。他說:「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曾國荃攻克了金陵,肅清了江蘇全境,曾氏兄弟為清廷除掉了心腹大患。此後,名望雖減,但不至於身敗名裂;帶兵雖久,朝廷也沒有貶斥之辭,全局也沒有其它變故,曾國藩認為這已經是家門之福,兄弟之幸。此時此刻,只應該敬畏上天,認知天命,不能埋怨上天,歸咎他人。

當他和兄弟為社稷立下奇功,他有功不居,反而上疏懇求開缺,或請求削除封爵,盡可能把功勳歸於同僚或屬下。曾國藩在人生功業的巔峰,著作了《求闕齋讀書錄》。求,指責求;闕,指過失。他一生嚴於責己,反省己身求闕不斷。直到生命的最終,他什麼都沒有失去,反而應有盡有。在渾噩的世俗,那朵未全開的花始終保持著開放的姿態,歷經百年長久不敗。

參考資料:
《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日記》
《曾國藩全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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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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