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1935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51年，倪匡16歲時，為了追尋共產黨宣傳的烏托邦理想，即空想社會主義，輟學離家，隻身從上海去蘇州，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後，成為中共的一名公安幹警。
1952年～1953年間，他參加過江蘇省南部地區的「土改」鬥地主、抓「反革命」。鬥地主判死刑的時候，領導叫倪匡寫公示布告。倪匡問判處死刑的理由？領導說寫「地主」，他說「地主不構成死刑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什麼！」
1955年，倪匡報名去了內蒙呼倫貝爾盟，志願開闢勞改農場，即內蒙第四勞改管理大隊，現在是內蒙保安沼監獄。他負責監管裡面的犯人。
在組建勞改農場期間，他爭取到多次出差機會，進到大興安嶺林區深處採購基建木材，到東北的大中城市採購物資。在深入接觸中國社會各階層中，他看到了很多社會的陰暗面，這與官方宣傳的烏托邦理想社會相差甚遠，尤其中共內部的種種特權令人厭惡。
更討厭的是那種對人思想的管控。在勞改大隊，要求勞改犯必須向他們匯報思想。而他們作為體制內管理人員，也要向上面領導匯報思想，大事小事都得匯報，一旦招惹領導不滿意了，就被扣上政治帽子上綱上線，開會批判，讓人作檢討，沒完沒了。不容許你有不同意見，有個人隱私，更沒有你自己選擇的自由空間。這讓酷愛自由的倪匡越發感到不滿和失望，所以他經常跟上級爭辯。這也為他日後被打成反革命埋下了伏筆。
整肅他的機會很快就來了。那年發生了一個小事故，倪匡飼養的小狼狗咬傷了書記的手，因此遭多次批鬥。多次寫檢查認錯也過不了關，非逼他認罪是蓄意謀害書記方可罷休。倪匡被迫承認自己有「潛在的反革命思想」。
1956年冬天，因風雪太大，冰天雪地，運煤車開不過來，沒有煤燒，農場裡很多人都凍死了。他拆了一座搖搖欲墜的木橋運回來燒柴取暖，才熬過了那斷了煤的三四天。他說，「我想河水已經凍到底了，要化凍至少也要到6月，那時我砍一些樹再搭好就是了。我以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結果被扣上了破壞交通的罪名」，而那是現行反革命罪。
為徹查他的「反革命」背景，農場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他被禁閉在一個透風的小屋裡，裡面只有一個炕，「每天晚上，狼就圍著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聲真是可怕……」
總隊部政治處的一位蒙古族朋友，有天悄悄跑來告訴倪匡：「情況不對勁，看來你有危險了！聽說要組織一個法庭審判你。」倪匡不以為然，說：「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橋嗎？到夏天再重新鋪上去。」那朋友說，依我看，事情不那麼簡單，會很麻煩。一旦成立特別法庭，那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
倪匡驚呆了，不知如何是好，慌忙問：「那怎麼辦？」那朋友說：「你趕快逃跑！遠離這裡。」
此時，倪匡苦苦追尋的烏托邦夢想徹底破滅了。於是他聽從朋友的忠告，連夜騎馬往北方逃去。原本想逃到外蒙古避難，結果那匹馬把他駝到了火車站。
他來不及細想了，和那匹老馬道別後，跳上一列載貨的火車。貨車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車，客車停了，他又扒上貨車。就這樣瞎摸亂闖，他來到了黑龍江泰來縣車站。
候車室牆上的一幅遼寧省地圖，讓他想起了在鞍鋼當工程師的哥哥。他就跟著一幫盲流，見火車就上。查票了，被趕下火車，就在車站睡覺，有火車了，再上。一路往南。他終於來到鞍山鋼鐵廠找到了哥哥。
在哥哥倪亦方家也不便久留，他從大連坐船回到上海，躲到了舅公家裡。上海的親戚聽說他回來了都很害怕，一個叛逃的公安人員，一旦被捕，而親友又沒舉報，那個個都犯有包庇、窩藏罪。他倪匡必定會株連九族。
這會兒，倪匡更清楚自己的處境了，他在大陸沒有立錐之地了。要想活命必須逃離，他決定逃亡至香港。1951年倪匡父母帶著弟妹於已移居香港，而那時他正沉浸在「烏托邦理想」的夢幻裡。
焦躁不安中，倪匡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稱能幫忙去香港定居，實際就是「偷渡」。倪匡找到那家蛇頭，談妥偷渡到香港的價碼。倪匡回家籌措這筆錢，親友都巴不他這個大麻煩趕快離開，所以錢很快湊足了。
倪匡知道前面的路生死未卜，生死各半，但至少有一半能活下來的機會。他接到啟程通知，聽從安排坐火車去了廣州，三天後偷渡去了澳門。在澳門逗留了幾天後，他與十幾人被塞進運菜的一艘貨輪的底層暗艙裡，駛去香港。他們堆擠在一個狹小空間裡，到了公海沒人巡邏時，才能上甲板透透氣。終於，他們在香港九龍一個碼頭偷偷上了岸。他偷渡到了香港。
倪匡記得很清楚，1957年7月的一個雨天，他被帶去政府機構辦身分證，填表、拍照片，他成了英國管轄下的香港公民。他逃港成功了，那時，他22歲。
多年後，倪匡說：「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
初到香港，倪匡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什麼雜工都做，但他非常開心，因為他可以吃飽叉燒飯，而且自由自在。
做了三個月的苦工後，倪匡便投身文壇。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活埋》，講述了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自己的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之類的情節語言，令讀者欲哭無淚，悲憤至極。
這個從大陸逃出來的「公安幹警」，在香港如魚得水，如日中天。他曾為古龍做過槍手，曾在金庸出國期間代寫《天龍八部》連載的數回共四萬多字。他創作的韋斯利系列小說風靡全球。他成為了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而他始終難忘當年蒙古草原的一切，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倫池的微波》，就是以蒙古草原為背景的。
倪匡日後的寫作生涯，得益於他年輕時在中國大陸的經歷和傳統教育。他說：小時候家裡很窮，兄弟姐妹眾多，沒有什麼娛樂，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中國的幾本著名小說，他在十二歲前已讀過，那時最喜歡的書是《孟子》，升上中學後就愛看翻譯小說。讀書讓他頭腦裡有不少庫存。但幾十年後，倪匡發現，他的寫作天賦是與生俱來的，2005年封筆後他坦言：「我的寫作配額用完了，江郎才盡了，現在連一百字散文都寫不出來了。」
1958年開始，倪匡以岳川筆名寫武俠小說。1960年代末，倪匡轉而從事劇本創作。十多年間，他寫的電影劇本超過四百部，其中拍出三百套電影，代表作如張徹導演的《獨臂刀》。他稱自己三四天可以寫好一套劇本，同時還在寫七八篇連載小說。在高峰期時曾一天寫下二萬字。文壇鬼才的美稱，倪匡可當之無愧。
海外華人世界流傳著倪匡的許多逸聞趣事。比如，倪匡不懂駕駛，但當他迷上研究汽車時，曾把一部汽車化整為零，再化零為整，裝嵌回原狀。
又如，他幫金庸寫連載《天龍八部》中的章節，因為他不喜歡故事中的阿紫，就故意把她弄瞎了，害得金庸費了好大勁才讓阿紫的雙眼復明。
才華橫溢的倪匡，不修邊幅，笑容可掬，他搖把羽毛扇，嬉笑怒罵。多年來，他反共的政治立場始終不變，也從不掩飾。他針砭時弊，刀刀見骨，令中共如芒在背。
倪匡離開大陸50年時，《亞洲週刊》曾為他策劃返回大陸的回鄉之行，被倪匡拒絕了。他說過，共產黨不死光，他不會回來的。他說所謂共產党進步了，猶如說食人部落開始改穿西裝用刀叉吃人肉了。
倪匡說自己是愛國的，愛到極致，但「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這是倪匡膾炙人口的金句之一。他是「四大才子」中的一條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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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