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0月25日訊】被處死的殺人犯和他們在武鬥中殺的人，彼此對立，但有一點完全相同：都是死於文革，都是因文革而死。這就是說，文革在實質上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殺人運動。
四十年前爆發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以文革為名的浩劫，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這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也無法否認的。僅在1966至1969年間，我耳聞目睹的慘死者就不知有多少。以我此刻回憶，略記如下。
廣西南寧一中學的武鬥工事
我1965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但因1964年和1965年先後到農村和工廠參加了兩期社教運動，緊接著碰上了文革，未能按時分配工作，只能留在學校參加「鬥批改」，所以耳聞目睹了許多師生被迫害致死的慘劇，現在想起來的就有好幾個：我的恩師高斌，湖北人，四十年代畢業於劍橋大學，回國後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俄羅斯文學教授，調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後被打成右派份子，發配農場勞動改造，因表現好而恢復教職，但降為副教授，任寫作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給我授課時，我全學期的作文皆由他當面批改，使我受益終身。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鬥，不堪忍受迫害，自縊身亡。
我的另一個恩師余學文，漢中人，國學功底很深，因曾任國民黨縣長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1962年給我授課時也曾對我重點栽培。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鬥，不堪忍受迫害，自縊身亡。
我的俄語老師艾小秋，四川人，1966年因反對文革，被作為保皇派批鬥，不堪忍受迫害，和同為俄語教師的夫人一起自縊身亡。
地理系一級教授黃國璋，在學界享有很高聲望，據說是當年蔣介石炸花園口的決策參謀之一，在文革中自然成為重點批鬥對象，不堪忍受迫害，和夫人一起自縊身亡。
歷史系教師孫達人的妻子，姓譚，也是歷史系教師，據說有什麼歷史問題，成為批鬥對象，自縊身亡。
那一時期陝西師範大學因不見容於文革或者反對文革而自縊身亡的有幾十個。不僅有教工，而且有學生。物理系學生吳敏，陝南人，游泳健將，在學校有些名氣，文革開始不久就上吊了，教師和學生普遍感到震驚。
1966年，各地死於文革的多半是因為不堪忍受迫害而自殺，但也有在批鬥中直接被打死的。位於小寨附近的一所中學，就讀者多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幹部子弟，臭名昭著的「紅色恐怖隊」的骨幹。運動一開始，他們就把許多教師拉出來以「觸及皮肉」的方式狠狠批鬥。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教師，姓王，因為平時對學生要求很嚴格，被那些瘋狂的學生誣為資產階級分子，勒令站在桌子上，不停地用皮帶抽打，打到地下，再拉到桌子上繼續打，就那樣活活打死了。此事在西安引起了很大震動，但是沒有任何人制止，以至於同類事件在許多地方屢屢重演。
1967年的情況有所不同，迅速發展為大規模的屠戮。在中央文革小組鼓動下，學校停課鬧革命，機關企業停工鬧革命，而江青的「文攻武衛」指示更使大大小小的武鬥相繼爆發，各派都使用各種武器成批成批地殺人，各種凶殺案也層出不窮，到處瀰漫血腥氣。
1967年夏秋之交，西安地區大規模武鬥達到高潮，工人、農民、市民和大學生、中學生普遍捲入，連軍事院校也參加了。作為最重要的三線建設基地之一，軍工重鎮，西安什麼武器都能生產，加之軍火庫普遍被搶，就使兩大派都擁有了很精良的裝備。西郊「九二」戰役，北郊攻打白家口戰役，規模、聲勢、慘烈程度，均與四十年代末期國共兩軍的拚死搏殺相彷。
是年春，我和新婚妻子曾一起被臨時分配到位於西郊的西安標準件廠當工人，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朋友。幾個月後回校編書辦刊，處於相對自由的逍遙狀態，經常回我家或她娘家閒住。9月1日深夜，實際上是9月2日凌晨，我們在西門外八家巷她娘家被密集的槍炮聲驚醒，連忙起床出門。鄰居們也起來了。有人說，這是兩派在西郊打仗。大家議論了一陣，就回去再睡。2日清晨，我和妻子比平日晚半小時起床，出門沿八家巷東行，打算到學校去，快到巷口時，卻被一群驚慌的居民堵住，他們說：「不敢出巷子，打死人了！」我和妻子很吃驚，但是沒被嚇住，繼續往前走。出了八家巷，到了南火巷（即環城西路），很快發現路中間有一大灘正在變黑的鮮血。邊上的人說，被打死的是一個騎自行車上班的糧站女子，屍體已經拉走。還有人講得更具體：攻打西郊的一派在激戰中失利，連忙從各地增派許多人乘大卡車趕去援助，經過此處時，西門城樓上另一派的戰士鳴槍阻攔，車上的人開槍回擊，過路的糧站女子被擊中，當即斃命，另有幾人受傷。我和妻子商議了一陣，決定不去學校了，改去西郊戰場，特別是標準件廠，看看那裡的情況，瞭解一下朋友們有無死傷。當天下午，憑學生證通過幾道關卡，到了已經停火的戰場，聽說標準件廠沒事，我們就進了曾是主戰區的五四四廠，只見好些房屋已經破損，還倒了幾面牆。偶然碰到幾個人，對我們說幾小時前才結束的戰鬥死傷無數，屍體和傷員都已運走。但在一個牆倒屋塌碎磚遍地的小院，我們還是看到了一具年輕男子的屍體，赤裸的身體很壯實，白嫩的肌膚上竟佈滿了棍棒抽打的上百道血痕，腰上還有一個被人用利器戳出的洞。這是個什麼人？為什麼死得這樣慘？他的屍體為什麼還扔在這裡沒人管？均不得而知。我們目睹的只是中國人的殘酷，而這殘酷的源頭當時無人能說。
就在那些日子，我們還聽說了一件當時被認為很「悲壯」的事情：西北工業大學的一群學生乘卡車去西郊支援同一派的工人，路過西安儀錶廠時遭到對立派的伏擊，卡車被燃燒彈擊中，大約六七名已經被火球裹住的大學生，同時高呼著「毛主席萬歲」跳下車，死於非命。
不久，西安地區上百單位決定聯合發出制止「XX兵團」武鬥殺人的「緊急呼籲」，我被派到慶安公司去起草，稿成後立即送到鄰近的新華印刷廠排印，我由慶安公司派人武裝保護著前去校對。剛到新華印刷廠就聽說，當天又有兩個路人在附近街道上被冷槍打死。
使我感到最恐怖的是一起凶殺案。也是在那個時期，某日下午我和妻子從南大街步行到南門外，要在那裡乘公共汽車去學校。剛出南門就看見下面城河邊站滿了人，我和妻子就下去看，只見河岸上橫陳著一具從水中撈出的已經泡漲的男屍，身著當時很時髦的舊軍裝，年齡在三十歲以上。他不是淹死的，而是被刺殺後扔進城河的。被刺的部位是脖頸，從左到右，非常整齊地戳了上十個紅棗大的窟窿，一個緊挨一個，看上去儼如鑲嵌在脖頸上的血紅寶石。
但是在我內心引起最大震動的還是一個同學無端被處死。此人姓郝，也是中文系學生，本來低我一級，可能是因病休學又降了一級。他身材高大，長得像俄羅斯人，所以被同學們稱為托爾斯泰。他平時沉默寡言，也不同別人來往，只是讀自己的書。文革開始後，他根本不參加運動，也沒人注意他，卻在1967年突然被抓起來判了死刑，理由是寫了些不供發表只是抒發個人感慨的據說有「惡攻」性質的文章。我是偶然在街上看到佈告才知道他已經被殺掉了，難過了好幾天。
1967年底，我和妻子被分配到安康地區工作，但是安康地區武鬥仍很嚴重，所以只能由我一個人先去報到，旋即回西安繼續編印已經搞了很長時間的《魯迅詩注》，直至翌年冬天安康武鬥完全平息之後才正式去上班。我們被分配到安康日報，按規定頭一年在報社印刷廠勞動，我排字，我妻子裝訂。沒多長時間，我就成了排字骨幹，地區革委會的文件和地區判處犯人的佈告，都交給我鎖起門來揀字排版。1969年，全國根據中央指示展開「一打三反」運動，過段時間就要殺一批人，類似於後來的嚴打，我排殺人佈告的任務也就很重。有時一次殺幾十人，佈告得排好幾張，連排帶校改，要連續工作兩天兩夜甚至三天三夜。殺的人既有一般的刑事犯，也有在文革中犯了事的。槍斃犯人的刑場有時在河灘，有時在黃土梁。犯人被槍斃後，有的屍首被家屬領回去，有的無人認領，便就地以浮土掩埋，很快就被狼或其他野獸刨出來吃掉。給我印象最深而且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議論的是朱友誠「反革命集團」案，那一次我排佈告整整折騰了三天三夜，累得要死。朱友誠和他的幾十個同夥都是安康恆口區的青年農民，其中還有女性，包括朱友誠的女友鮑XX。他們都明確反對文革，對社會現實極其不滿，為此成立了組織，發表了宣言，但很快被破獲。當時公檢法都砸爛了，根本沒有正常審判程序，死刑判決也是由軍事管制下的政法組作出，報省批准即可執行。朱友誠一案原定處死六七人，佈告排好後，省上臨時通知改判，立即處死的減為朱友誠等四人，鮑XX和另幾人改為死緩，其餘幾十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所以佈告重排了一次。很快，朱友誠等反對文革的青年就被拉到河灘槍殺了。那些日子，安康人的心情普遍很低沉，我的心情也非常沈重。
安康是個武鬥很嚴重的地區，死於武鬥者據說有好幾千，因此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抓起來判處死刑的殺人犯也很多。當然，被處死的殺人犯都是普通人，多半是農民，而武鬥的策劃者和鼓動者，那些依然身居高位的傢伙，沒一個受懲處的。
被處死的殺人犯和他們在武鬥中殺的人，彼此對立，但有一點完全相同：都是死於文革，都是因文革而死。
這就是說，文革在實質上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殺人運動。
在去安康以前，我就聽說那裡武鬥殺人的手段很殘忍，包括把一堆人綁在一起用炸藥包炸死，用粗鐵絲把若干人串起來綁上石頭扔進漢江，以及集體活埋，等等。1969年冬，我和妻兒乘長途汽車回西安探親，途經恆口時，聽人說恆口中學操場挖出了武鬥時被活埋的一批人的屍骨，正好車要在附近車站停一小時，我給司機打了招呼，就跑步趕過去看，果然發現學校操場邊上堆著一些屍骨和毛髮，證明同車人所言不虛。這也是文革的「偉大成果」啊！目睹眼前情景，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那情景，時隔幾十年，至今在我心頭還是那麼清晰，那麼恐怖，我不能不感到異常痛苦。
「往事微痕」供稿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