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0月25日訊】1970年元旦前後，我父親從五七幹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並回到家鄉，要我到他那裡小住，養養身體，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買菜回來，不安地悄悄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罪犯，布告貼出來了，有像你這樣的右派份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萬萬沒有想到，在被槍斃的罪犯名單上，我看到了姚祖彞、王桐竹、陸魯山、孫本喬這幾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他們的罪行是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經過兩年多大飢饉存活下來的幾百名右派勞教分子從各個勞改單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團河農場。我因咯血編入病號組，不參加勞動。病號組的另一人負責打掃院內廁所，也不用下地出工，這人就是外貿部的英文翻譯姚祖彞。
在當時的右派隊裡，姚祖彞算得上是衣著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雙長筒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打掃完廁所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他枕頭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把豬油抹在窩頭上，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有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
一天上午，風和日麗，人們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晒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靠在牆邊上休息，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進燕京大學英語系，1952年畢業分配到外貿部當翻譯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見過面。
王桐竹是我在勞教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個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他的父親很早入黨，後來被打成「托派」，開除黨籍，這對他的政治處境可能有影響。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在麥田裡鋤草時，我們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
王桐竹1963年解除勞教，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9點，他會把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果然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偷偷吃掉了。這在當時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從心裡感激他。
陸魯山和孫本喬同我沒有個人交往，他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一個是北京農機學院的，一個是北京工業大學的，都是1960年以後「升級」送來勞教的。他們都是很可愛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樣飢餓難忍的年月裡，仍拼著命賣力幹活。甚至在很冷的冬天，他們都會脫光了膀子拚命幹，顯示出青春生命的頑強。
1961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一個叫「584」的分場勞動，每到親人探視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戴紅圍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裡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陸魯山勞動教養後，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並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獲釋。每到探視日，她都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澱農場，帶著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上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著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姑娘的故事在右派隊裡傳誦，讓我們在嚴寒中也分享到一絲暖意。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飢餓，也從不偷吃地裡的東西。幹活時他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始終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算出答案，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
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裡，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垂著頭，在短短幾秒鐘裡，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彞。我還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我站在街頭，渾身戰慄，不敢想像他們被槍決的那個恐怖的場面。這之後連著幾天，政府組織了幾個知青到各區居民當中巡迴控訴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沒有勇氣去聽，我不想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但我猜想，他們當時一定是對這片土地絕望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四個可憐的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們遺忘。「文革」中何止千萬個普通人蒙冤死去，並非每個冤案後來都能得到平反，我也無從再打聽到這個案子是否有新的說法。但是，他們被綁赴刑場的那可怖的一瞬，永遠印刻在我的記憶裡。
「往事微痕」供稿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