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28日訊】十幾年前，大陸曾播放過韓國電視劇《商道》。描述的是19世紀韓國富甲天下的商界鉅子林尚沃，他的經商理念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不應該追求所謂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謂的義」；「視財物如水一樣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樣的公正剛直」。
與林尚沃幾乎同時代的清朝山西富商喬致庸的成功，同樣在於他非常重視「德行」，無論做人辦事還是任人立規，都是如此。其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在平日的訓講中，喬志庸也多次強調「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的道理。即要以信譽贏得顧客，不能以權術欺人，更不能將「利」字放在首位賺昧心錢。
無疑，林尚沃、喬致庸是韓國、中國晉商的傑出代表，他們重義輕利、扶危濟困、樂善好施。中國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商業團體，他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絕大多數人都秉承著誠信、重義的商業道德，且樂善好施，他們中的富商巨賈數不勝數。這就是明清時期的第一商幫：徽商。
徽商出現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日趨發達，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經商的行列，並逐漸根據地域形成了商幫。最有名的商幫有徽商、晉商、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等十幾個，而徽商當仁不讓穩居首位。
徽商主要指由明清徽州府六縣，即績溪縣、歙縣、休寧縣、黟縣、祁門縣和婺源縣的商人組成的鬆散的商幫團體。歷史上的徽州總面積一萬多平方公里，山多耕地少，加之大量北方移民因戰亂移居在此崇山峻岭間，更加劇了生存的壓力。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大力發展經濟，鼓勵移民、開墾荒地，同時採取減輕商業稅、放鬆對工匠限制、統一貨幣等對商業發展有利的政策。其後的幾個皇帝延續了明太祖的政策，因此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明朝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區域性農業經濟，即棉花、桑蠶、糧食、甘蔗、菸草等分地區種植速度加快。如湖廣成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蘇州、湖州等江南地區成為生產桑蠶和棉花的重要區域。
隨之而來的是手工業區域化的形成，如松江府成為全國的棉織業中心，南方絲織業中心則在蘇州、杭州、松江、湖州，江西浮梁（景德鎮）是瓷器製造中心，浙江崇德縣石門鎮是東南榨油業中心……這些生產中心出產的產品自然需要投向更為廣大的市場。
此外，從南到北城鎮的繁榮推動了各區域間商業貿易的加強，市場更為廣大，加之白銀的普遍使用，都使得經商更加有利可圖，從而為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無法靠貧瘠土地養家糊口的徽州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很多人走向了經商的道路。明朝人王世貞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也就是說，徽州的風俗，13歲還在家裡，17歲就開始在外面經商了，可見徽州人經商人數之多。
與其它地方的人相比，身處山地、生活艱苦的徽州人特別能吃苦，因此在外行走，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都會想辦法克服。要知道，當年出外經商是很辛苦的事情，有時離家幾年甚至十幾年，這絕非是那些安於小日子的人願意忍受的。
更為重要的是，吃苦的徽州人還有文化。因戰亂從北方遷往徽州的有很多世家大族和士人，他們尊儒重教，因此早在南宋時期，徽州就出現了「十家之村，不廢誦讀」的現象。當地人家即便再窮，都要送孩子去讀書學習「仁義禮智信」，家族中的祠堂以及每家每戶廳堂上的楹聯，寫的也都是與德行和讀書有關的字句。無疑，有著儒家文化背景的徽州人，在經商的過程中除了有著敏銳的判斷力外，更能將儒家的仁義、誠信準則貫穿於商業活動中，形成了具有鮮明商業道德的一個大商幫。
此外，重視宗族的徽州人，更容易結成相互信賴的團體，並與其它商幫展開競爭，而同一宗族的人也更容易在同一商業領域傳承經驗。
徽商天下行 涉足行業廣
民國大儒也是徽商後裔的胡適曾說過：「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具體來說，徽州人最主要的經商範圍在今天長三角地區，涵蓋上海和江浙兩省，因為這個地區也是明清兩朝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除此之外，徽商的足跡還遍及長江和大運河沿線城市，如武漢、九江、蕪湖等地。沿江地區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當然，全國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徽商的影子，如北到北京、東北，南到廣州、泉州，西到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中部如河南、山東、江西、湖南、湖北等。很多徽商還在上述地方安家立業。另據史料記載，徽商的足跡還曾遠至日本、東南亞以及葡萄牙。
關於徽商，民間有這樣的描述：「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即對徽商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賣的，沒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去的，沒有什麼趕不上的，沒有什麼計算不精準的，沒有什麼生意不專的，沒有什麼利權不敢握的。只要有市場、有需求、有利潤，且政府許可，就都有徽商涉足。不過，明清時期徽商主要經營的行業有鹽、典當、茶、木材、糧食、棉布、絲綢等幾大行業，這些行業同樣遍天下。
在上述行業中，資本最為雄厚的當屬徽州鹽商，當時很多鹽商的財富都達到了上百萬兩乃至上千萬兩銀子，一些富有的鹽商不僅有豐富的經驗，還有文化，因此被推選擔任兩淮總商，作為朝廷和其他鹽商溝通的橋梁。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等，都是世代經營鹽業。
再如典當業。徽州人早在明中葉就開始從事典當業，典當商人主要是休寧人，並且以汪姓和吳姓為多，很多人家也是世代從事典當業。據說北京當鋪通用的行話就是徽州方言，足見徽商的影響力。
在涉足上述幾大行業外，徽商還涉足瓷器、中藥、製墨、刻書、旅館等行業，也都是卓有成就。
徽商重視商業道德
明清兩朝徽商的迅速發展和綿延幾百年不衰，自然是因為經商有道。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徽商形成了自己的商業道德，即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以質取勝。這樣的例子在徽商中舉不勝舉，因為篇幅有限，每項只能舉一例子說明。
以誠待人就是誠實為本。如婺源商人江恭壎與浙江湖州德清人陳萬年合夥經商，幾年下來，賺了不少錢。不料陳萬年突患疾病，一年後就病亡了，此時他的兒子只有4歲。江恭壎沒有貪下所有錢財，而是立即根據歷年帳簿，算出陳萬年應得的本金和利息共1800餘兩銀子，並親自送到陳的妻子手中。陳妻非常感動，要拿出一部分銀兩表示感謝，但江恭壎婉言謝絕了。
以信接物就是守信、重視信用。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有一年販運了大批徽州新茶去廣東珠江銷售，因路途遙遠，途中又耽擱了一些時日，待茶葉到達目的地後，已經錯過了大宗貿易的日期。於是他和其他商人交易，交易時必書「陳茶」二字，「以示不欺」。這自然影響了茶葉的價格和利潤，但朱文熾堅持不改。
以義取利就是賺錢也要講究「義」，不符合「義」的昧心錢，是不能賺的，而這完全符合儒家的義利觀。如明代歙縣商人胡山經營糧業，有一年運糧到嘉禾，正趕上當地饑荒，糧價上漲，一斗米要上千錢，同行有人建議在米中摻雜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賺大錢，但胡山堅決反對。還有明代徽商汪平山，在糧荒時將手中的糧食全部貸給窮人，而且不要利息，而不是像其他商人那樣囤積，售賣高價。
以質取勝就是保證商品的質量，不以次充好。如清代績溪商人胡天注創立的胡開文墨店，為了保證質量，不惜花巨資購買上等原料，聘請良工，精心製墨，因此其製出的墨始終質量超群。
清朝末年，受大環境影響，徽商走向沒落，雖然如今徽商已經成為歷史，但徽商提倡的商業道德依舊受到後人的讚美。
徽商回報家鄉 大行善事
由於很強的宗族觀念，很多徽商掙錢後，都不忘回饋家鄉和宗族，比如興辦義學和書院。義學相當於今天的小學，書院則是聚徒講學、研究學問、為科舉做準備的學校。在徽州，很多義學和書院都是由徽商出資辦的，他們承擔了校舍、教師、學生、教學等各種費用。
為了確保義學和書院長期正常運行，徽商們還想出了錢生錢的辦法，一種是購買義學田，將田租收入作為辦學經費；一種是購買房屋出租，用租金維持辦學支出；還有一種是將捐款交給鹽商或典商，將利息充作辦學經費。由於經費充足，徽州的義學和書院延續了很長時間。曾到徽州視察的清代中期朝廷重臣雙慶對此的印象是：「知其俗敦本業，重廉恥，士子皆彬彬儒雅，東南鄒魯之風猶有存者。」
除了重視教育，徽商還鍾情於文化，如書畫、戲劇、文學等，這對徽州良好文化氛圍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徽州人才輩出並非偶然。
受儒家畏天命和兼濟天下的思想影響，絕大多數徽商樂善好施、熱衷公益，如遇到修路架橋、賑災濟荒、救困扶窮、育嬰辦學、施棺助葬、興修水利等，徽商都慷慨解囊。這樣的例子同樣舉不勝舉。
如茶商詹廷墉在家鄉修路建橋修誌續譜「不下千金」；胡南圭義捐巨資修橋梁、建祠宇、助賑救災。在四川經商的詹文錫，拿出數千金僱用當地人鑿山開道，將重慶涪合一處人稱「驚夢灘」的險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駛的通途，當地人嘉其行誼，勒石稱此處為「詹商嶺」。明萬曆年間，米商詹景瑞至饒州，見當地糧食欠收饑荒嚴重，便將所營銷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無數的災民。
無疑，徽商在明清時期對城市和鄉村的發展都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在今天，如果有緣拜訪徽州，依舊能夠感受到徽州那積澱下來豐厚的文化底蘊，而這背後缺少不了的是徽商的影像。
參考資料：
《第一商幫》
《賈而好儒》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