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王洪文兩個「沒想到」遭酷刑被關秦城

北京時間：2021-09-19 05:47

1976年毛死後，華國鋒、葉劍英等發動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並在1981年成立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所謂的公開審判，並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將文革的罪責推到他們身上，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

「四人幫」一詞是在文革後期出自毛澤東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毛所定義的「四人幫」，包括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作為毛夫人的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共九大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文革時期為上海公社領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後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王洪文，文革時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頭目，十大時成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開始，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此四人完全依賴毛的提拔和庇護。

很顯然，「四人幫」形成於中共十大（1973年）之後。他們並不應該為文革的發動承擔主要責任，雖然他們依賴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但正如江青在庭審中所說的那樣，她不過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咬誰就咬誰。中共將罪責推到他們身上，自然是為了推卸發動文革的毛的罪責，其目的就是掩蓋中共的邪惡本質，使其繼續為害中國。

不過，助紂為虐的「四人幫」倒也不冤枉。他們身上誰沒有沾染上罪惡？否則又如何能在文革中爬上中央高位？本篇就說說王洪文的發跡和發跡後的奢侈，以及從雲端跌落後的悲慘。

文革發跡

王洪文，1934年出生在吉林省一個農民家庭，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因家貧，他自幼給當地富裕人家放豬，只念過3個月的私塾。1950年中共軍隊並參加朝鮮戰爭，1952年加入中共，1956年轉業到上海國棉十七廠，而這裡正是他的發跡之處。

初到工廠，王洪文對於被安排做保全工非常不滿，但也毫無辦法，只得不情不願地下到車間，整日與機器打交道。就這樣過了四年，1960年，工廠準備派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島開墾農業，這再次引起了他的不滿，每天在島上只是打鳥、釣魚等，生活的吊兒郎當。1964年，他才被調回工廠保衛科當幹事。

1966年，文革爆發後，對廠領導不滿的王洪文敏感地意識到反抗的機會到了。6月12人，他與另外6人貼出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把矛頭直接對準黨委，同時還在大字報上方貼出「堅決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等三張醒目的標語。6月18日，王洪文又貼出第二張大字報，引起了強烈震動。瞬間，王洪文成為了工廠的「風雲人物」。

王洪文的大字報很快驚動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領導派來工作組，希望整頓工廠秩序。王洪文感覺到危險，馬上將炮口轉向工作組，其後又開始轉向上海市委。

11月6日，上海各個工人「造反派」頭頭開會，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因為王洪文是退役軍人，所以被推舉為「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命人印製和張貼了大量海報，大造輿論，將矛頭指向上海市委。隨後，他派人到上海市委，向時任上海市長的曹荻秋提出了三項「嚴正要求」，即：一、上海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的大會，接受批判。三、提供宣傳工具。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正在病休。

對於上述三個要求，上海市委開會後沒有接受，而是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政策。這讓王洪文很惱火，於是有了赴京告狀之舉。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和許多年輕的「造反派」前往上海火車站，準備北上。王洪文等人乘坐的本是一輛晚上23點開的前往鄭州的火車，但經過王洪文交涉，列車改為69次特快，於早上7點就啟動了。上海市委得知後，緊急決定通知已經開出的兩列火車，一列停在上海，一列停在安亭。

王洪文發現自己所坐列車停在了安亭，非常惱火，遂決定在鐵軌上攔截14次特快。14次特快被攔截後，拒絕搭載王洪文等人。雙方僵持不下，導致滬寧鐵路受到極大影響，客車和火車都無法通過。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王洪文率領數千工人上京告狀被攔截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曾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前往上海解決問題。

張春橋在11日晚乘飛機到達上海機場後，直奔安亭，去見王洪文。王洪文聽懂了張春橋讓他們回上海造反、打倒上海市委的深意，而王洪文清晰的頭腦也讓張春橋十分賞識。雙方一拍即合。張春橋答應了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五個要求。

在張春橋的支持下，王洪文打倒了陳丕顯和曹荻秋，打垮了其他造反派力量，成為上海灘無可爭辯的「工人領袖」。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即上海最高權力機關成立，王洪文在成立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宣布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他還對記者表示：「自己坐天下，掌大權，腰杆子挺起來了。」此時的他成為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上海第三號人物。

其後不久，由於毛的反對，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王洪文搖身一變，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不過由於造反派力量越來越多，武鬥也越來越多，王洪文擔當起了鎮壓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其中最慘不忍睹的是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總司」造反派血洗「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事件。當時，王洪文調動了十多萬人，手拿著彈弓、磚頭、鐵矛等武器，開動近千部機動車輛和船隻，對「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所在地上海柴油機廠發起進攻。事後統計，此次事件中被關押打傷的有650人，有的留下了殘廢，很多財物被洗劫一空，工廠損失達350多萬元。

10月，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見到毛，毛對其在上海的所為表示讚賞。

進入高層

在張春橋的提拔下，王洪文也在中央掛上了名。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為了代表，還是主席團成員之一，並作為工人造反派代表發了言。這次發言讓他迅速成為新聞人物，知名度波及全國。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從此進入中共高層。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給了毛沉重的打擊。張春橋在此期間，經常前往中南海，希望得到毛的賞識，但毛卻將目光投向了王洪文，並掉他到北京學習，讓他負責上海地區的林彪專案工作，直接對毛負責。

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前，在毛的建議下，王洪文被調到中央，並擔任「十大」籌委會主任。8月「十大」召開，王洪文坐在毛的身邊，並在周恩來做完報告後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其接班人的身分開始顯露出來。王洪文當選為政治局常委。

8月31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召開，王洪文排名緊靠毛、周之後，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其接班人地位完全確立。之後，王洪文陪同毛多次參加外事活動。

毛年紀大後，更加多疑，擔心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搞小團體，因此逐漸冷落了王洪文，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不復存在。文革結束後，王洪文成為毛的替罪羊之一。

靠打、砸、搶、抄、抓起家的王洪文在被審訊時，曾表示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像「想不到」。而這樣的「想不到」始作俑者應該就是畸形的中共政治體制吧。

1981年1月，王洪文被判無期徒刑，其母在得知他判刑的消息後，患腦溢血在長春去世。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

奢侈生活

從底層爬上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生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據參與主審「四人幫」的審訊組組長汪文風口述披露，王洪文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輛汽車；到外地，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而他喝的則是茅台、人參、三鞭等名酒。

雖然頭頂著「副主席」的頭銜，但王洪文平日裡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打撲克、下棋、釣魚、找獵、看黃色電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

更為過分的是，王洪文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餵進他嘴裡。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祕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這樣的王洪文在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也得到了證實。材料中列舉的王洪文的一大罪證是：貪污盜竊，揮霍國家財物，吃喝玩樂，生活腐朽糜爛，竊取大型彩電、紅旗牌高級相機、高級氣手槍、高級手錶、太陽能打火機，一次就拿走高級雪茄菸35條、酒心巧克力糖60盒、醬菜罐頭20多瓶。

遭酷刑虐待

與中共很多落馬高官一樣，王洪文被捕後也很悲慘。原中共軍方將軍邱會作曾在《邱會作回憶錄》中透露了王洪文在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和秦城監獄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這是王洪文親口向邱會作透露的。

其書中記述，邱會作初見王洪文時發現他的身體極差，當邱會作問及原因時，王洪文說，他被關押第一天起就戴著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戴著。

最早，王洪文被關在人大會堂地下室，那裡裝了「電響器」，每隔幾十分鐘就會突然響一次，發出的聲音讓人感到鑽心的難受，刺激人的神經，讓人亢奮，無法抑制……有一次他喝開水，水還沒有進口就睡著了，突然響聲震醒了他，開水還是燙的，好像做了個噩夢一樣。

王洪文說，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飯，中午晚上各給一個小窩頭，每天吃不到四兩糧食。因此，他餓得全身發軟、連頭都抬不起來。他還有後遺症，有時剛吃完了飯，吃的是什麼東西他就想不起來了。到了公審之前，才給他吃得飽一點，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腫了。

關於提審，王洪文說，對他審問時「電響器」會暫停一會兒。王洪文說他渴望睡覺，受審時說著、說著，就睡著了，或是困得不會說話了。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認」自己的罪行，專案組對他搞車輪戰術，還幾次給他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行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什麼都承認。

邱會作還提到，一次放風時，他看到最後一個出來的王洪文剛走了沒幾步，人就像門板一樣，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其他人剛要過去攙扶，監管員立即說：「千萬別動，動就很危險，只有讓他自己慢慢緩過來才成。」過了兩三分鐘，王洪文才慢慢側過身來，鼻子磕出血，半個臉都是灰土。王洪文見他們幾個坐在那裡，只是露出一絲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