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3日訊】「那些推動疫苗強制和疫苗護照的人，我把他們稱為疫苗狂熱者。他們在這一年裡造成的破壞比反疫苗者在二十年裡造成的破壞要大得多。」庫爾多夫說。
關於新冠病毒免疫、疫苗和德爾塔（Delta）變種，現有的研究實際上告訴了我們什麼？哈佛流行病學家馬丁·庫爾多夫談到疫苗護照、Delta變體和應對疫情的「公共衛生政策慘敗」。
今天，我將要採訪世界著名流行病學家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他是哈佛醫學院的醫學教授，曾幫助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開發了目前用於監測潛在疫苗風險的系統。
庫爾多夫也是《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共同作者之一，該宣言主張對最脆弱的群體進行重點保護，而不是封鎖。庫爾多夫說，「它（打壓《大巴靈頓宣言》）與公共衛生無關，這就是政治。」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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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馬丁·庫爾多夫博士，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庫爾多夫：我很榮幸，謝謝你的邀請。
最年長和最年幼的人死亡風險差異超1000倍
楊傑凱：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年半的冠狀病毒大流行，經歷過封鎖。目前在紐約等地，我們已經結束了封鎖，正逐漸接近某種正常狀態，但是現在出現了德爾塔（Delta）變種，又開始討論封鎖問題了。
有些國家實際上一直處於永久封鎖狀態。你曾把全球應對新冠肺炎描述為——我在這裡引用你的話——史上最大的公共衛生慘敗。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很重要的聲明。請多跟我說說。
庫爾多夫：我想，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雖然任何人都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最年長和最年幼的人死亡風險的差異超過1000倍。人們天真地認為封鎖會保護所有人，但是現在看來很顯然，我們知道封鎖並沒有起作用，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很多人死亡。
而有人天真地認為封鎖會保護老年人，正因為如此，我們沒有實施基本公共衛生措施，沒有切實採取必要措施保護那些老年高危人群，正因為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必要地死於冠狀病毒。
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封鎖帶來的附帶損害。比如，孩子們沒有去上學。就死亡率而言，兒童患這種疾病的風險極小。當然，他們會被感染，但兒童感染冠狀病毒的風險低於每年流感的風險，而且每年流感對兒童來說風險已經很低了，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瑞典就是一個例子。
自2020年春季第一波疫情以來，瑞典是唯一一個沒有關閉所有學校的西方國家，所以學校和日託中心對1到15歲的孩子開放。在第一波疫情期間，瑞典180萬兒童中，冠狀病毒死亡人數為零，而且沒有戴口罩，沒有保持社交距離，也沒有進行任何測試。如果孩子生病了，就會被告知待在家裡，就是這樣。
所以這對孩子來說不是一種嚴重的疾病，我們應該謝天謝地。此外，年輕人死於新冠病毒的風險也非常低。但是這些封鎖帶來的附帶損害是巨大的。
由於人們不去醫院，心血管疾病和心臟病在這次大流行期間的結果都很糟糕。他們無法得到所需要的醫療保健，比如糖尿病患者。
癌症實際上在2020年和2021年有所下降，但這並不是因為癌症減少了。只是我們還沒有檢測到它們。如果我們不去檢測它們，我們也就不會去治療它們。這在今年的統計數據中沒有顯示出來，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有體現。但是，比方說，沒有接受宮頸癌篩查的女性可能會在三四年後死去，而不是再活15到20年。
因此，不幸的是，在未來許多年裡，這些封鎖對公共衛生造成的附帶損害將是我們不得不忍受的，也將是致命的。當然，還有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巨大而悲慘的問題。
這確實是對大流行的可怕反應，它違背了我們遵循了幾十年的公共衛生基本原則。所以這是非常不幸的。
傳統公共衛生基本原則沒有執行
楊傑凱：很耐人尋味，你認為公共衛生的基本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可以得到貫徹和執行，那麼為什麼沒有執行呢？
庫爾多夫：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老實說，我不知道答案。作為一名公共衛生科學家，我感到非常震驚，我們突然間拋棄了這些我們用了幾十年的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的原則。其一，公共衛生事關所有健康結果，而不僅僅是像冠狀病毒這麼一種疾病。你不能只關注冠狀病毒，而忽視其它一切。這有悖於我們的公共衛生原則。
其二，我們必須著眼於長期，而不僅僅是短期。人們痴迷於某一個月的死亡率，比較各國的情況等等。但是重要的不是某一個月的死亡率，而是整個大流行期間的長期整體死亡率，直到其結束。
此外，公共衛生關乎社會上的每個人。這些封鎖保護了可以在家工作的Zoom階層，像你這樣的人——記者，我這樣的人——科學家，還有銀行家和律師，而那些準備食物的人，超市裡的人，肉類工廠裡的人，確保給我們供電的人，他們不得不去工作。因此，負擔壓在了中產階層和體力勞動階層身上。
當然，這種負擔也落在了需要教育的孩子身上。如果你不給孩子們適當的教育，就會產生長期的後果，而學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於富人來說，他們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或者他們可以僱一個家庭教師，或者他們可以負擔得起讓父母中的一個在家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對於那些不太富裕的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勞動階層的孩子們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受到了特別嚴重的打擊。
任何病毒都會有突變 會有變種
楊傑凱：我們聽過很多關於德爾塔變種的報導，很多關於德爾塔變種的可怕頭條新聞。說也許我們需要在美國重新實施封鎖。你已經描述了一些關於封鎖的附帶損害和帶來的一些問題。你對現在正在進行的討論有什麼看法？
庫爾多夫：任何病毒都會有突變，所以會有變種。有些變種比其它變種在人群中傳播更成功。因此有變種和一些變種接替就不足為奇了。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德爾塔變種可能更具傳染性，但這並不是改變遊戲規則的因素。
改變遊戲規則的是，如果出現一種變種開始殺死年輕人，開始殺死兒童，而德爾塔變種卻沒有這樣做。同樣不幸的是，如果出現一種變種，而你從新冠病毒或疫苗中獲得的自然免疫力對該變種不起作用。
但我們知道，如果你染上過新冠病毒，你就有很好的免疫力，不僅對同一變種，而且對其它變種，甚至有對其它類型的新冠病毒的交叉免疫力。
例如，我們知道如果你染上過新冠（COVID-19）的SARS-CoV-2病毒，就也對我們幾年前經歷的SARS-CoV-1（薩斯）病毒有免疫力。它還提供了對其它四種常見冠狀病毒的保護性免疫，這些冠狀病毒都是我們曾接觸過並將繼續接觸的。
所以我看不出德爾塔，或任何其它變種有什麼問題，能改變什麽東西。這不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因素。
強制接種疫苗 對公眾健康非常不利
楊傑凱：你提到人們被強迫接種疫苗。我不知道在美國有誰真的被強迫直接接種。告訴我，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庫爾多夫：疫苗護照和疫苗強制都受到了推動。如果人們想要有一份工作並留在工作崗位上，他們就必須接種疫苗，否則就會被解僱。如果他們想在大學學習，許多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接種疫苗，
所以有疫苗強制和疫苗護照。例如，在紐約市，現在他們要求，餐館得要求去餐館的人接種疫苗。
這是以一種強制性的方式讓人們接種疫苗。這對公眾健康非常不利。一個問題是，當其它地方的老年人更需要疫苗時，為什麼要強迫有免疫力的人或者風險很小的年輕人接種疫苗？這是道德層面的問題，我認為這樣做是非常不道德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將某事強加於人，如果你強迫別人做某事，可能會適得其反。公共衛生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如果公共衛生官員想要公眾信任他們，公共衛生官員也必須信任公眾。我研究疫苗已經快20年了。我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對疫苗保持良好的信心。
例如，麻疹疫苗和脊髓灰質炎疫苗都非常重要。有一小部分人非常直言不諱，他們不喜歡疫苗，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削弱人們對疫苗的信心。在美國，人們對疫苗的信心非常高。因此，我們非常成功地保持了這種信心。
但現在有了這些疫苗強制和疫苗護照，這種強制措施使很多人遠離疫苗，並且出於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不信任它們。「如果疫苗對你有好處，你為什麼要強迫別人接種呢？」這是理由之一。
那些推動疫苗強制和疫苗護照的人——我會稱他們為疫苗狂熱者——在我看來，他們在這一年裡造成的破壞比反疫苗者在二十年裡造成的破壞要大得多。我甚至可以說，這些疫苗狂熱者，他們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反疫苗者。他們對疫苗信心的損害比任何人都大。
即使他們設法強迫人們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以至於人們說，「好吧，我不得不接種，因為我需要上大學」，或者「因為我想要那份工作」，或者「我想去餐廳」，即使他們設法讓那些人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結果也會使他們厭惡公共衛生，使他們不信任公共衛生，並拒絕接種其它非強制性疫苗。
因此，它在公共衛生的其它方面產生了連鎖反應，這是非常不幸的。我是瑞典人，所以我對瑞典有一點了解。瑞典是世界上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對疫苗的信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絕對沒有強制要求。它就是不那樣做，完全是自願的。如果你想讓人們對疫苗有很高的信心，接種則必須是自願的，不應該有任何強制規定。
封鎖只是在推遲不可避免的過程
但是疫苗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能夠很快就研製出疫苗（是巨大的成功）。澳大利亞現在必須做的是說，「好吧，每個人都應該接種疫苗，所有的老年人都應該接種疫苗。」
然後就解除封鎖，並開放。通過疫苗來保護高危的老年人。如果老年人不想接種疫苗，就必須通過保持身體距離來保護自己。
但是他們應該接種疫苗，然後開放。病毒將在澳大利亞流行，就像在其它國家一樣。但是很明顯，因為他們澳洲壓製得太厲害了，他們沒有像我們在美國、英國或歐洲那樣的免疫水平。
楊傑凱：這很有意思。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說，封鎖只是在推遲了不可避免的過程。我的理解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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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