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1日訊】
第三章 君體第一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躬，傾己勤勞，以行德義，此乃君之體也。
隋唐家訓發達，社會流傳「養男不教，為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豬。」（敦煌文書《太公家教》）不僅出了被稱為「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7卷20篇，中國仕宦家訓的集大成者），也湧現了帝王家訓的高峰——《帝範》。
太宗好學，素養很深，頗多獨到之見，可《帝範》並非一部理論著作，而是太宗治國平天下經驗之昇華。讀《帝範》，尤須著眼於其實踐性的特點。
太宗之被稱為千古一帝，其超邁之處自謂有三：「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貞觀政要‧慎終》）
太宗怎麼做到的呢？《帝範》十二篇就是答案。而《帝範》的第一篇，就是「君體」。何謂君體？
人君，內聖外王，才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濟民者，生之、養之、教之。「教」就是「教化」，這是人君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標準。人君憑什麼來教化呢？修己。修到什麼程度呢？「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具體而言，太宗講了四條：寬大，平正，威德，慈厚，下面分別討論之。
第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太宗躬行王道，直追兩王三代之政（兩王指堯、舜，三代指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其胸襟無與倫比，首先強調「寬大」，即以寬為體（而非寬猛並列，猛僅是調劑手段），這就超越了前賢所謂的「寬猛相濟」論。
太宗倡導「寬大」，既是對古人相關思想的發揚光大（如《虞夏書•大禹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是躬行王道的具體表現。
舉例而言，在唐朝以前，死刑案件只需「三復奏」，從太宗開始，擴展到五次，為什麼？太宗對大臣強調：「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又如，在法律上如何對待「疑罪」？太宗朝，在「德本刑用」理念指導下制定的唐律頗寬仁，明文規定「疑罪從輕」、「疑罪從贖」。後人評論：唐律「終之以疑獄，其所以矜恤罪囚而惟恐稍有錯失者，可謂無微不至矣」，而元、明、清法律「刪去疑獄一條，均失唐律之意」。又如，貞觀六年冬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以一個月為期，處理好後事之後再自動回來受刑；居然，死囚一個都不少回到了監獄。
正是因為太宗志存高遠，治國以道，所以只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古昔未有的繁榮景象。
第二，「平正，其心足以制斷」。決斷力是人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猶豫不決、錯過時機最是大忌。當機立斷的決斷力從何而來？來自心之「平正」。人君很難不受身邊人、外在環境的影響；內心的七情六慾，又容易使人瞻前顧後，捨不得這個又流連那個。人君修身修什麼？就是修這顆心，使心一做到「平」，二做到「正」。怎麼做到呢？《大學》講得非常清楚了（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貞觀政要》記載了太宗一段議論，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何謂「寬大」、「平正」。隋文帝大事小事都要親自過問，太宗卻放手宰相、群臣處理政務，兩者對比為什麼會如此鮮明呢？是因為前者「心暗」，後者坦蕩。（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第三，「非威德無以致遠」。人君要四海歸心，靠什麼？威德。威德怎麼來？立功。功績卓著，天下懾服。無尺寸之功，人家怎麼會服氣你呢？人君雖可靠世襲掌權柄，但這只解決了權力來源問題；要人心悅誠服，還得靠政績說話，這也是能力的體現。否則，庸庸弱弱，很可能大權旁落，甚至受制於權臣、外戚、家奴（宦官）。
但是，僅「立功」是遠遠不夠的。例如，隋煬帝修大運河，溝通南北，功在千秋，卻導致民怨沸騰。為什麼？晚唐詩人皮日休說：「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是批評煬帝的動機、品行。歷代為什麼稱頌大禹呢？因為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夏本紀》），威德赫赫。《論語》記載孔子論大禹：自己吃得很差，祭祀鬼神時卻很豐盛；自己穿得很差，祭祀的衣服和帽子卻做得非常華美；自己住得很差，農田水利卻治理得很好。（子曰：「禹，吾無間然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也。」）
因此，「立功」對人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德」。只有用心純正、心懷天下、修身進德，做的事才有威德，讓人心悅誠服。《韓非子•五蠹》記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所以，孔子講：「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
太宗「華夷一家」，風行萬里，被各族尊稱為「天可汗」，開古今未有之盛況，是「非威德無以致遠」的光輝典範。
第四，非慈厚無以懷人。中國傳統文化歷來講家國一體。人君如父，臣民如子。皇帝之所以以「祖」、「宗」為稱，官員之被稱為「父母官」，就是講天下都是一家人。父慈子孝，人君就要以慈厚為懷。《貞觀政要》記載了太宗如下一段話：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雖然隋文帝是否「惜倉儲不憐百姓」或有爭論，但人君須以慈厚懷人，則是太宗極為強調的。
以上「寬大、平正、威德、慈厚」四條，是人君修身的方向。怎麼著手呢？太宗也講了四條：奉先思孝，處位思躬，傾己勤勞，以行德義。也就是說，孝順祖先（中國近兩千多年，歷朝都講「本朝以孝治天下」），居位恭敬，勤政愛民，躬行德義。
太宗這麼教導太子，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春秋以降，王道講了千百年，也多帝王推崇，但實現的不多，那麼仁政思想是不是空想呢，懸得太高？貞觀之治的出現，證明了王道是可行的，關鍵在於人君。貞觀之治，也深刻影響著其後的中國歷史。太宗《帝範》十二篇以「君體」為第一，為文最短但最為精要，其意深矣。
最後，我們再簡單講一下《帝範》十二篇的邏輯結構等諸問題。
首先，《帝範》為什麼是十二篇？「十二」這個數字有什麼講究？古代人為了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情況和氣節的變換情況，把周天分為十二的等分，叫做十二次，故「十二」是古來所謂法天之數。《左傳•哀公七年》：「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當初，舜定天下為十二州，就是法天。
其次，《帝範》十二篇之間是什麼關係？這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帝範》四庫本將十二篇分為四卷，筆者認為較為合理。
卷一主線是講為國立本，包括君體、建親、求賢三篇。國家安危繫於人君一身，故君體為第一。人君以修身為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中庸》）故建親為第二，求賢為第三。
卷二主線是講人君如何保持聖明，包括審官、納諫、去讒三篇。治理國家須藉助於官，而官是否得其人呢？故審官為第四。人君居於深宮，如何保持耳聰目明？廣開言路是也。故納諫為第五。人君亦有七情六慾，小人往往籍此而進讒言，禍害極深，此國之大賊，故去讒為第六。
卷三主線是講正風氣，包括誡盈、崇儉、賞罰三篇。大凡盈則滿，滿則奢，滿則驕；人君盈往往傾邦危城。故誡盈為第七。那又怎麼誡盈呢？去奢從約。故崇儉為第八。賞罰為人君之利器，運用是否得當關係一國之風氣，不可不慎，故賞罰為第九。
卷四主線是講國策，包括務農、閱武、崇文三篇。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人君當以農立國、足食為政。故務農為第十。文事、武備是為政之兩翼，「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孔子家語•相魯》）「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故閱武為第十一。而要宏廣風化，導引習俗，懷柔天下，則必崇文厚德。故崇文為第十二，壓軸之篇。
綜上所述，《帝範》全書結構嚴謹，每篇自成體系。
再次，《帝範》十二篇與儒家經典《中庸》「治國九經」是什麼關係？《中庸》講：「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太宗深研儒學，對《中庸》「治國九經」自然熟悉；那麼，太宗為什麼沒沿用「治國九經」的框架呢？這是因為，其一，歷史時代不同了（《中庸》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著者雖嚮往西周制度，但其已在瓦解中了；至唐，郡縣制已經定型）；其二，太宗是個實際操作者，雖繼承了《中庸》的精神實質，但對「治國九經」不能不有所損益。但是，《帝範》十二篇與《中庸》「治國九經」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第四，《帝範》、《貞觀政要》與貞觀之治的關係。除了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外，《貞觀政要》是後人了解貞觀之治的最重要材料了。史官吳兢（670—749），史稱「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吳兢利用業餘時間編撰《貞觀政要》，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脫胎於《帝範》。兩者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範》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因此，《帝範》乃是貞觀之治的綱領與精髓。
附錄：「君體第一」大意
人民，是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國家，是君王統治天下的根本。國君為政之本，精微高大，如同山嶽，高聳雲霄而巍然不動；如同日月，普照大地而光輝燦爛。億萬百姓為之瞻仰，天下為之歸心。君王治國，寬大，心胸坦蕩包容萬物；平正，心智明辨而又決斷。君王沒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遠方四夷之人歸附；君王沒有仁慈的胸懷和寬厚的品質，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因此，要以仁義去撫育皇室宗族，以禮儀去尊重大臣。舉行宗廟祭祀，侍奉祖先，要時時將孝道掛在心中；身處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態度待人；將全部身心傾注於勤勞國事，推行德義，這就是為君之體。@*#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