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12日訊】自由亞洲電台日前發表專欄文章，回顧了中共延安建立割據政權時期的部分歷史事實，揭開了中共以開展「大生產運動」為名，連續數年在陝北大規模種植鴉片，靠販毒獲得資金購買軍需的歷史，其中王震率領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種鴉片，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南泥灣大規模種植罌粟前 中共武裝販毒運毒已10餘年
自由亞洲電台的《夜話中南海》專欄8月10日發表的文章披露，許多確鑿的史料證明，中共的整個地方割據史和建軍擴軍史「就是一部武裝販毒史」，就連毛澤東當時都說過，鴉片起到了「為中國革命打先鋒」的作用。中共各大地方割據集團長期製毒販毒，到王震率部在延安南泥灣大規模種植罌粟、炮製鴉片時，中共割據武裝已經有長達十年的「武裝販毒運毒史」了。
文章以美國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1986年撰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為例。在這本書中明確寫道 ：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張國燾的軍隊沒收地主財產時也沒收鴉片，用來購買軍隊的給養。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紀70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撰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也記載：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軍委毛澤東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反對省委將紅四軍主力調離井岡山，他陳述的理由就包括：「從經濟上講，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700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旗漫捲左右江 紀念百色起義、龍州起義80周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了一篇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及其現實啟迪》。這篇文章寫到，「鄧小平、張雲逸在右江蘇區收取鴉片過境稅，還派軍隊護送鴉片至南寧。紅七軍剛成立時，在百色扣留了10萬兩鴉片，並未銷毀，而是採取收重稅放行的方式，籌集了稅款十餘萬，解決了根據地財政軍需問題。」
西安的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楊洪、姚文琦合著的《陝甘寧邊區史綱》中也提到，「陝北根據地早期的部隊來源之一就是『特貨』即鴉片保運武裝。」
根據這部史綱的記載，1931年9月，紅軍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被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圍剿，無法在山西立足，就西渡黃河到陝西，在定邊、靖邊、安邊一帶「打土豪、分財物」。10月初，紅軍又收編了兩隻鴉片貿易武裝押運的隊伍，改編為陝北支隊，任命劉志丹和閆紅彥為支隊長。而閆紅彥早在1928年就曾「因為攔截楊虎城部的煙土被民國地方政府偵緝」。
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還稱讚閻紅彥在陝北蘇區、陝北紅軍、陝北黨的建立過程中「貢獻大」，破例給已經轉業地方工作的閻紅彥授以「上將」軍銜。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開展革命的大生產運動」為名，連續數年大規模種植鴉片之前的中共以販毒為生的無數案例之一。
沒有大煙土就沒有共產黨
高小瓊撰寫的《遵義城國幣再發 共和國金融搖籃》一書，2005年由北京金融出版社出版。此書中有記錄： 1935年1月中央紅軍打下貴州遵義後，沒收了當地軍閥王家烈的十幾萬元的煙土與食鹽，交由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充當準備金發行「蘇維埃銀行鈔票」，在城中設立四個兌換點，並規定了賣煙土、食鹽的方法：煙土、食鹽等國家銀行經手的物資，一律只收蘇維埃銀行鈔票，以此籌集物資與軍糧。
書中更寫到，毛澤東及周恩來等人的「中央紅軍」進入陝北與當地的陝北紅軍合流之後，「整個延安地方割據政權和共產黨軍隊的半數甚至更多的經濟來源都是販毒收入」。
中共黨史資料《延川文史資料》1988年版的第三輯第99頁中，記載了梁愛民當年受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一些情況。
「1941年11月，我調到了財政廳禁煙督察處，被派往隴東專區，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資料中。梁愛民曾回憶說：「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祕密經營大煙土。」
他還特別解釋說，中共是嚴禁吸毒的，所以經營煙土必須祕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或『特產』」。
此外，前蘇聯人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期間，曾經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的身分在延安工作，與當時的毛澤東等中共高層有過密切接觸。他所著的《延安日記》就明確提到，「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
《延安日記》對當年中共延安政權的鴉片經濟現象，做了非常直觀的記錄。
根據書中的記載：對外銷售，對內禁煙，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1941年，中共下達了種植令，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但與此同時，又於同年年底在邊區成立禁煙督察局，後改為禁煙督察處，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
據學者陳永發的敘述，1942年，晉綏邊區有河曲、保德、偏關、神池 、寧武、五寨、平魯、朔縣、岢嵐等九處栽種鴉片。陝北分布更廣，「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國民政府地區外都有種植」。
《延安日記》裡1943年9月22日的日記，敘述了中共高層對鴉片經濟的決策過程。書中寫到，「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120萬兩鴉片。」
《延安日記》還寫到任弼時曾轉述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而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支持毛的這個看法。
自由亞洲電台的專欄文章指出，毛澤東文章《為人民服務》中寫到的主角人物張思德，也不是因為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炭窯崩塌而死，事實上他當時是被派到安塞山一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
2013年8月，《炎黃春秋》雜誌曾刊登了洪振快撰寫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文中提到了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財經辦事處公布的一份報告——《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文中寫到，「當年的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有一附表，專門談及特產也就是鴉片貿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據政權財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歲入40.00%；1943年占歲入40.82%；1944年解決財政開支26.63%；1945年解決財政開支40.07%」。
專欄文章最後總結稱，如上述中共的史料記載，足以證明「沒有大煙土就沒有共產黨」絕非誇張之言。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何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