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挽回2020年大選中偏頗的報導所導致的收視率下降，福克斯新聞（Fox News）4月份製作了一期新的節目。節目中主持人格雷格‧古特費爾德（Greg Gutfeld）指出，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希望「降低稅收，縮小政府規模」。
受此言激發，在隨後的談話中，福克斯的嘉賓、前天主教神父喬納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給觀眾簡要地講解了「輔助原則」（Subsidiarity）的概念。
有趣的是，古特費爾德，一個精明機智的政治和文化觀察家，似乎不熟悉莫里斯引入的名詞。
「哇！再說一遍。」他對莫里斯說。
莫里斯解釋說，「輔助原則」意味著，旨在改變和改善人類狀況的干預措施應在最接近其將產生最大影響的社會層面進行。
這一主張是天主教社會教義的一部分。它指出，「權威和上級機關不應該奪走個人通過自己的主動性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作為一項組織原則，它意味著公民事務應在最低、最小或最不集中的行政級別處理。在可能的情況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決定應由地方一級做出，而不是由遙遠的中央權威做出。
不可或缺的公民原則的巔峰
在廣義的政治光譜右端，保守派和古典自由主義者往往高度關注輔助原則。
甚至在歐洲啟蒙運動之前，中世紀的天主教會就成功地限制了絕對君主的權力。
查理曼，弗蘭克國王和西方九世紀初的皇帝（Charlemagne, king of the Franks），最終與梵蒂岡以及其它幾個國家君主制、公國、自由城市和教會國家分享權力。在整個中世紀，無數的組織，如大教堂、修道院、公會、學院和醫院的運作也與政權和政治無關。
在整個17、18和19世紀，英美殖民者實現了輔助原則的頂峰。在1776年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分散的實體成為有限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堡壘。
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31年從法國來到美國，對「美國的民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並對美國早期自由主義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分析。他認為，一個真正民主和多元化的社會已經在美國殖民地發展了三個世紀。
關於輔助原則，德‧托克維爾寫道：
「不論年齡、地位和志趣，美國人無不時時在組織社團。在美國，不僅有人人都可以組織的工商團體，而且還有其它成千上萬的團體，宗教的、道德的、嚴肅的、無聊的、普通的、特殊的、龐大的、微小的。舉行慶典、創辦神學院、開設旅店、建立教堂、銷售圖書、向邊遠地區派遣教士，美國人都要組織團體。他們也用這種方式設立醫院、監獄和學校。在傳播某一理念或以示範的辦法感化人的時候，他們也要組織團體。在法國，凡是創辦新的事業，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國，則有當地的權貴帶頭；在美國，你會看到人們一定組織社團。」（註：引自《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91年董國良翻譯，本文稍有改動。）
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鞏固了這種權力下放的精神。它確保「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盎格魯「法治」遺產還保證了國家級別以下的民間社會享有重大自由。
簡言之，「輔助原則」是美國成為現代歷史上最自由、最繁榮的國家的核心。
從19世紀的法國人的角度來看，德‧托克維爾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左翼的人。他於1840年完成了《論美國的民主》的最後一卷。他的作品仍然是西方學者對美國自由和多元化的最全面認可之一。
1848年，隨著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裡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反對「輔助原則」的主張開始興盛起來。在隨後的170年裡，馬克思主義者咄咄逼人地試圖奪取世界上最重要的機構的控制權。截至2021年，他們控制著從北京到華盛頓的各國政府的宏觀話語權。
左派，一般理解為那些贊成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的人，對「輔助原則」的看法是灰暗的。美國進步人士（左傾人士）認為權力下放是現代福利國家發展的障礙。
1976年，美國學者彼得‧伯傑（Peter Berger）和理查德‧約翰‧諾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意識到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悄然挑戰，出版了一本名為「賦予人民權力」的小書（To Empower People）。
伯傑和諾伊豪斯認為，「調解結構」，如家庭、鄰裡、教會和志願民間協會，是至關重要的機構，其削弱將給美國民主帶來災難。他們的憂慮已經完全被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覺醒」馬克思主義文化所證明。這種文化分裂了美國，並威脅到了這個國家的結構。
今天，學校、大學、公務員機構、媒體、娛樂公司、主要出版社、慈善組織、跨國公司、許多教會，甚至法院都屈服於目前中央化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以前自由保守的調解機構的負責人普遍放棄了重新獲得控制，並採取了相應的容忍政策。
真理與行動的時代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商人、慈善家、美國財政部第63任部長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寫道，美國已經到了「真理的時代」和「行動的時代」。西蒙對人民的直接呼籲促成了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國保守派總統）的勝利以及美國和西方社會宏大的精神復興。
在目前情況下，「輔助原則」面臨著另一個巨大的挑戰。儘管馬克思談到了一個抽象的、革命後的消逝狀態，但受馬克思主義激發的領導人很少會超越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主義誘惑。
在2020年大選前的幾個月裡，喬‧拜登許諾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進步（左傾）的總統。足夠多的美國人認為這是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把他推上台的正當理由。
因此，馬克思主義孤立、分裂、禁止和懲罰政治對手的可預見衝動在美國正在順利進行。再一次，對家庭、鄰裡、軍團、教會和志願協會的傳統忠誠將受到遏制，轉而與空泛的聯邦官僚機構和非個人化的福利國家機構建立自治關係。
對人類繁榮至關重要的「調解結構」一旦被剝奪，普通人將越來越脫離信任和互惠的美德，而信任和互惠是秩序井然的公民和家庭生活的核心。
這將是我們兒童在「覺醒時代」（左傾）的未來。中央權威將實行全面意義的管制，政治一致性必須通過脅迫和欺詐來保證。這些管制和一致性大多數都站不住腳，但卻非常難以瓦解。
作者簡介：
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居住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Halifax, Nova Scotia），他是《大紀元時報》的撰稿人，目前擔任加拿大西維塔斯協會（Canada’s Civitas Society）《公民對話》（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編輯。
原文《Marxists Take a Dim View of 「Subsidiarity」》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