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15日訊】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正趕上反右派鬥爭，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被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初期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能夠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明白很多道理。儘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的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
1952年暑假，我還是一個上中學的少年，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安徽省在蕪湖市舉辦的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任務是幫助老師交代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為期三個月。因為我政治覺悟太低，什麼也不懂，對老師畢恭畢敬，說話有時還臉紅，幫助老師更是無從談起，於是當上了義務勤雜工，打掃室內外衛生。不過開批判鬥爭大會時，我們學生代表都參加，看到尊敬的老師被人指著鼻子羞辱、謾罵，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無奈，害怕出什麼問題。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問題」的老師，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師範大學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後的一件大事。大學建築物圍繞褚山，風景十分優美，站在山上，滾滾長江就在腳下流淌。只要有空，還是孩子的我們，到山上盡情地玩樂。可是，自從有幾個老師過不了關，吊死在褚山的樹林裡，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運動改造結束後，一些老師神秘失蹤了，後來聽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來了。
1955年、1956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母校舒城中學最好的語文、數學和歷史老師，兩個自殺，一個被逮捕判刑，死在勞改農場（1978年後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動了我。餘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正趕上反右派鬥爭，入校不久的一天，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從印度訪問歸來，學校從機場將他直接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初期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在整風運動開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國法學家出國訪問，他怎麼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
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毛澤東親筆寫信給他，聘任他為憲法總顧問，毛的親筆信學校還作為校史展覽過，說明他在法學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錢端升和學校很多老師、同學被打成右派的事實，使我深刻認識到「禍從口出」的道理，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亂語，安然度過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
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短時期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超英（國）、趕美（國），十幾年內甚至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於是「大躍進」、公社化、大鍊鋼鐵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我們學校也建了十幾座小高爐，用木材和煤炭煉鐵，我也積極參加了，煉了幾個月，一塊合格的鐵也沒煉出來。1959年春天，飢餓在全國逐步蔓延起來，到了1960年，由於飢餓，營養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腫病，三個多月不能上課，住院治療（那時醫院人滿為患，住不上醫院，學校騰出十幾間房子，安置病人，醫院定期派醫生來看看）。所謂治療，就是不上課（那時北京的學校體育課一律停止，有的學校上半天課），臥床休息，減少熱量消耗，增加點營養品。三個月我得到2斤雞蛋、1斤豬肉的營養品補助。到了這年年底，全國先後有幾千萬人因飢餓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在農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親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新聞報導鋪天蓋地，國家領導人還為糧食吃不完發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學畢業，填的三個志願都是當教師。可是公安部到學校挑學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還不行。北京政法學院三個應屆畢業生直接進了公安部大門。去報到後才知道，中央已經把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到青海省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王昭去了以後，發現那裡的公、檢、法機關在「大躍進」運動中，違法亂紀十分嚴重，需要徹底整頓，需要充實力量，於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們三個進入公安部的大學生和部機關幾十名幹部調到青海省，充實政法部門，主要是公安部門。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廳，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訪群眾、處理申訴案件，配合省委複查案件辦公室，調查、處理重大冤假錯案，使我有機會瞭解到，公安機關為了配合「大躍進」運動，自己也搞起「大躍進」，運用專政工具，壓制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悲劇。
那麼，公安工作「大躍進」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呢？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大豐收」。
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制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畫要點》，作為公安工作的「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畫要點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認可下發的。同經濟建設「大躍進」一樣，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的計畫。同時，「要點」並沒有提出達到這一計畫目標的具體有效的辦法，而是籠統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堅決依法管制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企業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於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麼叫「應該逮捕」？什麼叫「應該管制」？「依法」，依什麼法？沒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釋，怎麼解釋都有道理。這就給濫施刑罰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這一段話也明確無誤地告訴各級公安機關，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促進「大躍進」運動政治任務的完成。
貴州省公安廳積極響應，於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向全國公安機關推廣貴州省的做法。於是，全國各級公安機關積極響應，在「七無」的基礎上，有些省開展「十無」、「幾十無」、「百無」運動。有些地方感到這些「無」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躍進」的現實，於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設想，就是把整個社會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乾淨、明亮，沒有一絲塵埃，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這些提法受到了當時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領導的讚揚。
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潛在犯罪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大躍進」）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裡。」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畫，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飢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偷盜生產隊的糧食；或哄搶生產隊、生產大隊倉庫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5萬多人，佔這些人員總數31％。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盲目蠻幹，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稍有反抗，就得坐監獄，就得被整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那麼一個人忍不住了，於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余妖精」（曾希聖妻子姓余），發泄心中的憤懣情緒。曾希聖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幹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後共排查1.8萬人，筆跡鑑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對一些重點對象，採取跟蹤盯梢、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幹部6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聖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聖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公社、大隊領導）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應該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約佔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等於1949～1957年逮捕人數總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為了推動「大躍進」，鎮壓反對派，逮捕了40602人。隨著「大躍進」運動亂象的不斷發生，毛澤東於1958年底、1959年春，在鄭州兩次召開會議，主動糾左，公安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公安機關執行「三少」政策，即「殺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過去少」。所以1959年全國捕人、拘留人大幅度減少。安徽省逮捕人數由1958年的10萬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反富裕中農，層層揪「小彭德懷」，又大規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萬多人。拘捕人數這樣大起大落，不是由社會治安狀況決定的，完全是根據領導人的指示，為了配合政治運動，而逮捕、拘留人。這是那個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採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裡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麼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王昭到青海主政後，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戶勞改犯」僥倖沒死被釋放回家。
（未完待續）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