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11日訊】前總統貿易顧問：為何西方專家誤判中共30年？中共最終目的在於主導世界 | Clyde Prestowitz | 熱點互動 06/10/2021
主持人:您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本期嘉賓是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先生。我們請他來探討一下美中關係問題。普雷斯托維茨先生1982年率領美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赴華談判；他曾經擔任雷根總統、老布希總統、柯林頓總統和奧巴馬總統的顧問。他是全球化和競爭力問題的資深戰略專家，著作頗豐。他的著作包括《顛覆的世界：美中和全球領導權之爭》。克萊德，歡迎您。感謝您蒞臨本節目。
Clyde: 這是我的榮幸。謝謝您的邀請。
主持人:克萊德，我有一本您的著作《顛覆的世界》。書中前言的第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多數專家認為WTO的法規和程序將給中國帶來自由，讓其成為自由世界秩序中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但是專家們賭輸了。今天的中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不但沒有自由化，反而變得更專制、更重商主義。」您認為專家們為什麼都錯了呢？
Clyde: 這裡有兩三個原因。他們錯的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領導者們和美國知識菁英界均普遍深信一個道理，那就是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一定會帶來民主化、更自由的政治統治，並最終實現民主社會。
第二，我們可能還記得蘇聯是在1991年解體的。人們普遍認為那標誌著冷戰結束了。美國一位著名的教授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過一本書，叫做《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個書名的意思是，根據馬列共產主義理論，社會的進化最終會達到一個終點，福山認為我們已經到終點了，看來“歷史的終點”並非共產主義，而是自由和民主。這是人們願意相信的結果，人們也確實相信了它。
第三個原因是，美國和全世界的商界領袖當然非常想進入中國市場賺錢。因此他們都願意去相信中國變得更加自由化，不僅是在經濟上，在政治領域也越來越開明。這樣他們在中國投資賺錢就有正當性了。由於這三個原因，美國和自由世界均調整了對華政策，採行 「交往政策」。
我們需要注意當時這個時機。因為1992年正逢柯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在競選時，他措辭強硬。他曾說：如果當選，他將不會縱容獨裁者，包括“巴格達的和北京的獨裁者們”。當然，巴格達的獨裁者指的是伊拉克，而北京指的是中共。柯林頓在競選時言之鑿鑿的說，他不會縱容他們，他會採取強硬立場。但是在當選後不久，他的論調就變了。他說我們需要採用與中國積極交往的政策。“積極交往”的意思是，我們要嘗試與中國談判，讓中國打開國門允許外商投資，並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們都認為，這樣做最終會讓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實現自由化。柯林頓採行了這套對華的積極交往政策，之後的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也推行交往政策。一直到2016年川普總統當選，他才改變了這個政策。
在2018年發生了一個關鍵的事情。《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是1840年代由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創立的，他一直鼎力擁護自由貿易。自《經濟學人》創立以來的170年來，該雜誌一直是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大力鼓吹者。《經濟學人》也大力支持和促進與中國交往的政策、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中國展開自由貿易。但是在2018年3月1日，那期《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卻稱：西方對華賭輸了，意思是交往政策行不通。另外，經濟自由化行不通，這是第一。第二，經濟自由化並不能帶來政治自由化。事實上，政治自由不進反退。
主持人:如果我理解的對，聽起來西方的政治菁英和領導者們是自願被中共欺騙的。
Clyde:我認為他們是自己騙自己。確實，他們是自願上當受騙的。他們並不相信他們被騙了。他們想要相信的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在走向自由。他們太想相信這是真的了。商界領袖們想相信這點，否則他們與中國做生意就沒有了正當性。有趣的是，我認為中共並沒有費多大工夫就成功讓西方上當了。我舉個例子：1999年，朱鎔基訪美期間，他在華盛頓與當時的前總統老布什用晚餐，席間老布什對朱鎔基說：「您在解散和取消國有企業的工作方面進展如何？」 朱鎔基說：「不、不、不，我們不會取消國有企業。」 老布什故意笑了笑道：「我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事實上，老布什並不知道朱鎔基在做什麼。朱鎔基不會取消國有企業，他是在重組它們。但是老布什卻相信朱鎔基一定會取消國有企業。他為什麼深信不疑？我了解老布什，我為他做過事，我也十分欣賞他。但是他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因為他認為國有企業和發展經濟無法兼容，因此中國取消國有企業是合理的舉動。所以他以為朱鎔基沒有對他和盤托出，而實際上朱鎔基對老布什說的是真話。只是老布什沒搞明白。這種觀點和態度不僅老布什有，我們西方大多數領導者都有。
主持人:這個例子很有意思。克萊德，您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在貿易談判方面有多年經驗。您和中國打過很多交道。您可否分享一下您與中國和中共打交道的體會，您對於他們的認識是怎樣發生變化的？
Clyde:我之前在日本待了很久。後來我把精力主要放在與中國打交道之後，我很快認識到，中國很仔細研究過日本的情況。他們不僅研究過日本，還仔細研究過韓國、台灣、新加坡、德國。這些國家都採行過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實施產業政策和重商主義貿易政策。他們都實現了快速發展和高水平的技術能力。因此我立刻就明白中國已經從德國、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的發展當中學到了很多。
我意識到：我們與中國的談判在本質上和與日本的談判相同，但是會更加困難。我們對中國的影響力很小。因此美中談判對於美國而言，要比與日本談判困難得多。
主持人:好的。您是如何通過與中共領導者的談判以及打交道的經驗看清中共政權或中國政府的本質的？
Clyde:當時是1990年代初，我那時對中國的目的的理解是，我認為中國的目的和日本、韓國類似，在重要科技領域佔據領先地位，成為製造生產大國，以及成為開發尖端科技的國家。中國不會走印度、巴基斯坦、巴西或墨西哥的發展道路，而是會效仿先於中國發展的那些東亞國家的道路。這是第一。
第二，我當時與一些和中國有業務往來的美國公司打交道。我經常與這些公司的總裁出差，與中方的商業領袖和商務官員一起開會，我很快意識到，中國的商界領袖與政界領袖和中共官員走得很近。我還意識到，在中國，如果你要讓別人聽話，不是通過官方的正規手段，而是通過非正式的手段施壓。
我就明白了，在中國，如果中共高官下達一個指令，別人是不能輕易反對的，官員可以通過非正式的途徑懲罰（不聽話的人）。而在美國，如果一家公司做了讓美國政府不滿意的事情，政府會公開譴責該公司，然後政府會提出法律訴訟，到法庭找法官裁決。法庭未必會判政府勝訴。我很快意識到，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人們有事不去法庭解決。政府不會把公司告上公堂，而是直接命令公司做事。所以國情很不一樣。
主持人:是的。所以在經過40年交往政策之後，中共依然…您知道我都是說“中共”，因為是他們在統治中國。中共依然拒絕融入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您覺得中共真正圖的是什麼？
Clyde:我認為中共想要構建一個以中國價值為基礎的世界秩序。
主持人:那會是什麼樣的秩序？
Clyde:這麼說吧。一段時間以來，美國認為可以讓中國在自由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中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我覺得，讓中國成為他人秩序下的一員—這不過是個幻想。中國想要自己的秩序。中國想要自己制定規則。我覺得中國所圖的是恢復舊時的帝王制度。當然，是穿著現代衣服的帝王。但是不管怎麼說，中國想恢復舊的那套，由中國來做老大，由中國來定規矩，其他國家是中國的附庸國、或者是依賴或依附於中國發號施令。
主持人:那麼一個被中共統治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Clyde:我覺得如果我們看看現在澳洲和中國之間發生的事，就能想像一下了。或者我再舉個早些的例子。您可能記得幾年前，韓國在本國部署了反導彈系統，可以監測中國領空。中共對此表示強烈反對。部署那套反導彈系統使用的土地原本屬於韓國的樂天集團。樂天在中國也有很多商店和業務。自從這套反導彈系統在樂天位於韓國的土地上部署好之後，樂天在中國的業務就停止了。中方並沒有下達正式命令，但是卻讓中國人民和那些在中國與樂天有業務關係的人明白，他們不能再和樂天做生意了。樂天在中國的業務瞬間就蒸發了，很快化為烏有。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經和一位東南亞領導人有一次對話。他是東南亞某主要國家的總理。他對我說：「克萊德，你看，你知道我們國家對於美國是非常同情的。但是我不得不跟你說，旅遊業是我們最大的出口產業。我們大部分遊客來自中國。我們知道，北京可以把這些遊客當成武器。我們知道北京可以阻止遊客來我國旅遊。」 他說：「我們第二大出口產業是教育。來我們這裡的留學生主要來自中國。我們知道，這些學生也可以被當作武器。所以，你知道，我們對美國很友好，我們喜歡你們的價值觀。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在東南亞支持我們。但是你們必須要理解，我們需要考慮這個對我國經濟和日常民生有重大影響的強權。」
我們再看看澳洲的情況。澳洲總理呼籲要公開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不想進行這樣的調查，也不想澳洲呼籲進行調查。因此中共採取了一系列對澳洲的非正面攻擊。中共沒有出台任何新法律，也沒有向世貿組織提出正式的控訴。他們只是停止購買澳洲煤炭、酒、大麥等產品。然後他們給澳洲總理去了一封信函，信中列了14點。中共告訴澳方要慎重考慮這些要點，改進他們的行為，以便重新贏得中共的歡心。我覺得由中國統領的世界秩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
主持人:所以基本上，在過去的30至40年，美國和西方一直在所謂的“投餵猛獸”。而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2020年夏天，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了一次講話，他宣佈與中共的交往政策結束了。他還表示，中共對美國和全世界是最大的威脅。您怎麼看？
Clyde:我同意他說的這兩點。交往政策結束了，拜登總統也證實了這點。我認為那個時代過去了。我們已經不再身處交往時代了。當您說中國是最大的威脅。當然，我們面臨的威脅相當多。新冠病毒是一個威脅。全球暖化是一個威脅。但是從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國家價值觀的角度，我理解蓬佩奧的意思。我是說，他這樣說並不令人驚訝。
您可能知道中共的代表大會的第九號文件。我記得大概是2013年吧。第九號文件從倫理和意識形態角度清晰闡述道：中國共產黨反對西方的憲政民主，以及中共反對普世價值，中共反對言論自由。
可這些是美國、歐洲多數國家、拉丁美洲主要地區的基本價值觀。第九號文件等於說中共和這些價值觀勢不兩立。顯然，兩個陣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而中國現在在經濟、軍事、宣傳方面都變得很強大。您肯定知道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我在華盛頓，每天早晨都會有幾份報紙送到我家。
一般我會訂四份報紙：《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大約一年前，有一天早晨我拿到《華盛頓郵報》後，打開一看，中間夾著一份《中國日報》。我並沒有訂它。是他們主動送給我的。後來我寫信給《華盛頓郵報》投訴這件事，我說：「聽著，我不但沒有要求訂這份報紙，而且它是宣傳。我不想要。我認為你們也不應該傳播它。」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注意到我的投訴或其他人的投訴，總之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華盛頓郵報》就不再夾帶《中國日報》了。但是最近，我拿到早晨的《金融時報》時，發現他們的報紙裡也夾著一份《中國日報》。
主持人:怎麼也躲不了是嗎？
Clyde:快拿走它！所以這股力量非常強大。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主持人:您在書中還提到，我們必須要明白，中共與我們相處的模式實際上相當於與我們交戰的狀態，所以我們必須採取相應的回應措施。您的意思是，美中其實處於冷戰當中嗎？而且您的意思是否是說，冷戰是由中共挑起的？
Clyde:我會稍微調整一下這種說法。我會說：冷戰實際從來沒有結束過。我們不妨說冷戰最初始於1948年，是由前蘇聯開始的。同樣是在1948年，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的統治地位。國民黨被迫撤退至台灣。中共，或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中國，與前蘇聯結盟。在1950年，中國軍隊秘密參加了朝鮮戰爭對抗美國。所以自1950年開始，中國就成為了冷戰的一部分。後來到1972年，我們知道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與毛澤東會面，談判達成了美中之間過渡性的關係。1979年，卡特總統讓兩國關係正常化了。美國承認中國的首都是北京，而不是台北。1982年，我帶領美國第一個貿易代表團赴華。
但是1978年至1980年那幾年，毛澤東死後，是鄧小平掌權。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多次討論過中國在毛之後的時代應該走什麼道路。在討論過程中，鄧小平的有些同志提出：如果我們把窗戶打開，蒼蠅就會飛進來。鄧小平的回覆大意是：「是的，如果我們打開窗戶，會有蒼蠅飛進來。但是我們可以對付那些蒼蠅。」 我們可以殺掉蒼蠅、把它們的數量減至最小、用殺蟲劑對付它們，總之我們可以對付蒼蠅。因此中國在對外關係和外交關係方面開始開放。他們允許我們的公司進入中國並投資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聽鄧小平的這段話，他其實是說：「是的，我們會開放，我們會放這些商人進來。但是如果他們帶著“蒼蠅”進來，比如民主、法治、言論自由，那我們就要去打壓那些東西。」
所以，冷戰或許稍有升溫，但是並沒有終結。後來就發生了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恰好是今天。當然，趙紫陽想和學生談判，鄧小平說：我不會那樣做的。他讓坦克進了城，朝學生開槍了。那就相當於開戰，對學生的屠殺。那不是“冷戰”，那是一場對企圖控制中國的勢力發起的戰爭。
所以在這之後，西方，特別是美國，仍然認為如果我們對中國好，如果我們與他們開展貿易，與他們建立關係，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像我們。所以美國仍然繼續過往的對華政策。
但是大家可能記得在1993年，中國開始建造自己的GPS全球定位系統。中國其實可以用美國的GPS、或者歐洲的伽利略定位系統，但是他們不要，中國要自己建造定位系統，去年完成了。
其實1997年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人們往往會忽略它。中國的防火牆就是那年建成的。這相當於是中國的 「脫鉤」 之舉，是的，這是把中國互聯網和世界互聯網分開。這是中國發出的清晰的宣言：「我們不會讓任何蒼蠅飛進來，我們不會自由化。我們甚至不會讓你們進入我們的互聯網。谷歌、亞馬遜、臉書—我們不會允許他們進入中國。 」
我們知道中國一直有五年計劃，五年經濟計劃。每次的五年計劃都包括中國在某個領域要實現領導地位，或者在發展核武器、機械、半導體等等領域方面達到更高目標。終於在2015年，我們看到了 「中國製造2025」 的出台。「中國製造2025」 是另一個脫鉤信號。中國等於在說：「我們不會購買你們的半導體，我們要自己造。」 我認為，從1982年至2018年，中國其實給過我們多次信號，他們多次告訴過我們：「我們不買你們的帳，我們仍然在冷戰當中。」
主持人:而我們選擇了不理會它。
Clyde:我們不予理會。是的，我們不理睬它，因為，我們不想相信這事。
主持人:而我認為，從本質上講，這似乎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觀之間的戰爭；像你剛才講的，那普世價值觀是西方世界、自由世界所珍惜的基本價值觀，因此戰爭無可避免。你無法避免這場冷戰。
Clyde:是的，完全同意。我意思是，這點燃著中共生命之火的基本價值觀，和點燃你我的生命之火、自由世界國家的生命之火的價值觀，他們是對立的，他們不僅對立，而且彼此處於交戰狀態。我想到我的朋友黎智英，他此刻在監獄裏。
主持人:是的。蘋果日報。
Clyde: 為什麼黎智英會入獄？ 他入獄是因為他相信言論自由。習近平表示過：香港不會有任何言論自由；因此黎智英入獄，這是不可避免的。若是你支持言論自由，你就無法與中共真正的做生意。
主持人:所以你講我們必須做出相對地回應。美國應該怎樣正視以及遏制住這共產主義逐漸增長的威脅呢？
Clyde:對，因此那才是最關鍵的問題，我相信你很清楚，那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某些基本的東西。首先，在世界大部分地區，當然在美國這裏，還有在歐洲、澳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在知識份子圈、大學裏的人、智囊團 ，還有在新聞界，大家都會講，中共總是欺詐舞弊、違反遊戲規則；它在世貿組織裏，卻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所以我們需要更好地執行規則。我們需要讓中共遵守這些規則。
世貿組織耗費大量磋商時間，試圖說服中共、威脅中共、強迫他們要「遵守規則」；過去20年在高層策略性的對話方面，浪費了很多時間，完全浪費了。而我認為重要的是，要清楚中共不會按照我們的規則行事，中共按照中共的規則行事，我們應該接受這情況。與其試圖改變他們做什麼事，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做什麼事。
我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投資問題，誰代表誰的問題。我舉個例子，最近中共已經同意允許西方金融公司持有中國大陸財富管理公司的多數股權。然後高盛、貝萊德、黑石以及幾家美國主要的金融諮詢公司，就很快跑到北京設立這些財富管理公司。
現在，在中國媒體上，這被描述為中國正在自由化，中國在對西方開放，這不是很好嗎，正是西方國家一直在要求我們的。而在西方，這就呈現為「哇，美國公司贏了這一局。」那是中國的開放，那是自由化；它允許這些美國公司進來賺錢，幫助中國富人賺更多錢。
那麼我看到這事之後，我說「喔，等一會兒」。表面上看起來，像是高盛在收購一家中國公司，將在中國開展更多業務而得益。但實際上是這樣的，由於深入投資中國，高盛將受到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的控制。因此，像最近拜登總統提出某些法規要限制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紐約這些銀行的負責人、高盛負責人、貝萊德和黑石負責人，他們來到華府，他們會去找總統講「不，不，別那樣做」。於是他們成了北京的代理人，他們成為北京宣傳機關的一部份。
或者我們以蘋果為例。正如你知道的，蘋果大部份產品都是在中國製造的。那麼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執行長提姆庫克非常有權勢。在華府，他每年政治捐款以及聘請律師、說客的花費達上千萬美元；他有律師、說客大軍替他影響國會、影響白宮和政府其他部門。如果他打電話給白宮想和總統見面，總統就會見他。如果他打電話給參議員想和參議員見面，參議員就會見他。他可以即刻進入華府的所有權力中心。
在北京，提姆庫克在北京有任何政治影響力嗎？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任何影響嗎？全無。我們舉個例子，在201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聯邦警察要調查一起刑事案件。他們需要從一台蘋果手機裏取得信息，他們就去找蘋果公司，對蘋果公司說，能不能幫我們打開這蘋果手機，這樣我們可以取得信息，蘋果公司拒絕了。聯邦調查局對蘋果公司提起訴訟，將他們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強制蘋果公司打開蘋果手機，蘋果公司還是拒絕了。幸運的是，聯邦調查局找到一個獨立個體打開了蘋果手機，並取得了信息。但蘋果公司完全拒絕跟聯邦調查局合作。
好，讓我們快速進到2019年。學生們在香港為自由、民主上街示威遊行。蘋果手機有一個App（應用程序），叫做香港即時地圖。如果你有那個App，你可以實時查看香港情況；學生們那時候用它，看看警察在哪裏，這樣他們就可以去沒有警察的地方。當然，中國共產黨不喜歡那樣。《中國日報》開始發表措辭強烈的社論，抨撃蘋果有多糟糕以及該App有多危險。兩天之內，提姆庫克將該App下架了。那麼他講他是自願那樣做的；哈哈，其實不是的。提姆庫克究竟是美國的執行長，還是中國的執行長呢？
主持人: 是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事一再地發生，我們見過無數這樣的例子，但是我們能做什麼呢？怎麼能改變這情況？
Clyde: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也是我一直提議的，那就是：在任何國家，一個公司不能只是自己就成立了，它必須註冊取得政府發的執照。蘋果是個註冊公司，我記得它是在德拉瓦州註冊成立的，它有公司章程。那麼在美國，公司章程通常由州政府發佈。因此德拉瓦州、加州、馬里蘭州，他們都會發佈公司章程。不幸的是，他們之間一直有著競爭，而德拉瓦州在成立公司上給予最少的限制；所以大多數公司都在德拉瓦州註冊，因為那裏的公司章程最簡單。
我的想法是：好，沒關係。但是，如果一家公司達到一定規模，比如說，銷售額也許達到20億美元，也許有20%的業務在美國境外運作，那麼該公司就應該取得聯邦章程。聯邦章程則是美國商務部發佈的，聯邦章程裏會有某些規則，在這些規則裏會有東西限制像提姆庫克這樣的人為中國遊說。我們在美國已經有一個規定，若是一個美國人在國會作證，若是這人代表一個外國實體，他必須事先告知國會：「我在這裏不是以美國公民身份，我在這裏代表這個外國利益」。現在提姆庫克在國會作證時，他總是以蘋果公司執行長的身份作證，我認為應該要求他以外國代理人的身份作證。對吧？
美國商會會長湯姆唐納修(Tom Donohue)直到最近還會去國會，自稱為美國商界代言。我會看著他的董事會，董事會裏所有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業務規模都很大。我會說：「瞧，湯姆，你不是代言美國企業，你是在代言中國企業。大家應該要求你以恰當身份代表自己。」因此我認為規則、規定會影響到那種情況。
正如你知道的，就在最近，拜登總統施加了更多投資限制，針對那些投資中國大陸可能製造軍事用品的中國公司；美國政府可以增加對中國投資的禁令。我還認為我們有辦法迫使執行長們面對他們工作的本質。我意思是，現在有這個新疆的情況，某些公司拒絕購買新疆製造的產品。我認為美國政府可以擴大權力，限制向那些參與亞洲種族滅絕或從事其他反人權政策的實體購買東西。
主持人: 是的。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但我認為這些問題、討論很重要。所以基本上，我們需要對這些大公司和實體施加公眾壓力。對吧？
Clyde: 是。還有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浪費任何時間跟中共談判。貿易談判？ 算了吧。我們應該做的是設定我們自己的「美國製造2030」。我們應該完全確定，在所有最重要的科技領域裏（人工智能、機器人、半導體、生物科技），所有這些產業的領導者不是美國就是自由世界，卻不會是中國；那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讓自己比中國更具競爭力，拜登總統開始這樣做了。我們需要將我們盟友團結起來，歐洲人、日本人、澳洲人，我們自由世界需要一個統一陣線。
主持人: 是的，我認為你完全正確。就像你講的，中共、中國共產黨不會改變。大家需要懂得它的本質並且採取相應的措施。好的，非常感謝您這次談話，我認為這樣的討論應該每天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大規模發生著。希望我們會看到一個積極的變化，朝著你剛才談到的那類政策邁進。
Clyde:嗯，我當然希望如此。我很感激和你談話，我希望我們將來還有機會在一起談話。非常感謝您。
主持人:謝謝。再見。
Clyde:再見。再會。
主持人:
再見。好，感謝收看《熱點互動》。這就是本次與普雷斯托維茨先生的談話。我們下次見。
嘉賓：
前總統貿易顧問：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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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