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是中國著名民法學者，中國民商法學的奠基人之一，參與了《民法通則》、《公司法》、《物權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有中國「民法泰斗」之稱。
1983年至1990年，江平成為中共司法部所屬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1988年，當選中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0年2月15日，因支持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被司法部黨組免職。儘管如此，江平在中國政法大學仍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稱為「永遠的校長」。
江平一生最刻骨銘心的經歷
江平回首往事時寫道：「有人問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是劃右派的經歷！』1960年秋，我在北京門頭溝大台煤礦勞動改造的時候，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當火車軋斷小腿的時候，那個血淋淋的極限傷痛，終究是一時的，而劃右派後『撕心裂肺』的那種極限的精神傷痛，卻是前後折磨了我22年！」
「從1957年到1978年，我該失去的失去了，不該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時，除了這條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從1957年到1979年，江平與法律專業隔絕22年，這是他生平最苦悶的22年。「我在能夠為中國法治事業做貢獻的時候，已經50歲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恰恰應該是在30歲到50歲這20年，我喪失了人生最寶貴的時間。」
意氣風發的「天之驕子」
江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時期基本上一帆風順。1930年，江平出生在大連一個銀行職員家庭，7歲遷居上海，9歲到北平，初中就讀北平藝文中學，高中就讀崇德中學（今北京三十一中）。1948年到1949年，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習。
1951年8月，作為「中共國」第一批留蘇學生，江平就讀於蘇聯喀山大學法律系；之後，轉入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法律系學習。在蘇聯期間，江平曾參加中國學生會的工作，與當時擔任學生團委工作的戈爾巴喬夫共過事。1956年底，江平以全優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回國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
真心幫黨整風的年輕專家
江平回憶說：他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心情激動地喊道：「啊，祖國，我回來了！」但祖國歡迎他的是「一頂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
1957年的春天，中共開展「整風運動」，一再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江平說：「我1951年出國，對國內的政治氣候很陌生。開始嘛，（領導）鼓勵幫黨整風，提意見，可是我發現大家都不太說話。這時有人就鼓勵我說，你們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年輕專家，應該帶頭啊。」
江平以為，這是幫助黨做好工作的一個好機會，於是，找19位青年教師，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五點意見：（1）認為學校整風不力，應當在黨委領導下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幫助黨整風；（2）認為學校的問題揭的還不夠，中層幹部都不出來揭發，要求中層幹部帶頭幫黨整風；（3）認為群眾反映了一些問題，但真相究竟如何，沒有下落，應當就一些重大問題成立專門的調查小組，弄清真相，公布於眾；（4）老教師中有一些在肅反中，由於肅反擴大化背了黑鍋，應當予以澄清、道歉；（5）現今的工會選舉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應當實現工會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
第二天清晨，江平等人將大字報貼在3號樓門前。因為這是青年教師寫的第一張大字報，有20人簽名，引來很多人觀看。當時，北京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劉鏡西看完後，誇獎說，寫得不錯。江平心裡美滋滋的，另約了兩個人，把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以反映意見的方式，正式向學院黨委作了反映，得到學院黨委領導的表揚。
一夜間成為「人民的敵人」
然而，1957年6月8日，風向突變。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向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發動猛烈反攻。毛提出的幫黨「整風」一下子變成「反右運動」，請大家給黨提意見，變成了「引蛇出洞」。
7月的一天早晨，江平起床後，到校園各處走走、轉轉，轉來轉去，轉到一堵牆跟前，發現上面有一張大字報，竟然是專門揭發他的右派分子真面目和嚴重罪行的。不久前，他寫的那張被稱讚的大字報，轉眼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江平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窟窿裡了。
江平剛從蘇聯回國不久，有人請他談一談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祕密報告的看法。江平說，斯大林的問題，不能僅僅從斯大林的個人品質上看，蘇聯的制度也存在缺陷。這番話，也被翻出來了，說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有缺陷，是大逆不道。
滿腔熱情提前回國的江平，報效祖國還不滿一年，就被打成惡毒攻擊黨的「右派分子」，變成「人民的敵人」。這一年，他27歲！
不久，他在蘇聯相識、結婚不滿一個月、正在積極要求入黨的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跟他離婚。這讓他非常痛苦。「成灰，成灰，傷心往事莫追」。第一次婚姻帶給江平的創痛，他只能用這樣的詞句來表達。
之後，他被發配到北京西山勞動改造。在一次抬鋼管過鐵軌時，由於身心疲憊，被風馳電掣的火車帶倒，直至拖出幾十米遠，性命雖然保住了，但無情的車輪，碾碎了他的一條腿。
打成右派——政治上的打擊，離婚——感情上的打擊，斷腿——肉體上的打擊，三重打擊一個緊接一個，全都壓在他的頭上，使他跌入人生的最低谷。
長達22年的右派生涯
被打成右派後的江平，婚姻、家庭、名譽、地位，一下子全沒了。他在心裡默默告誡自己，無論多苦多難，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活著，可能還有希望。就這一個信念，支撐他在人生的最低谷，沒有倒下去。
此後的歲月裡，江平一直在苦難中求生存：1959年，他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回到北京政法學院外語教研室。由於政治上被打入另冊，他只能教俄語，不能從事法律專業教學，也不能發表法學專業著述。1964到1965年「四清」運動時，他曾被安排農村參加運動，與農民同吃中住同勞動。當時，他雖然裝了假肢，但是，彎腰很難，更不能蹲，就只能趴在地上鋤草。
1966年文革爆發後，江平經歷了隔離、審查和批鬥。隨著中蘇關係惡化，像江平這樣有留學蘇聯背景的人，隨時可能會被紅衛兵斥為「蘇修特務」，然後抄家、揪斗。江平在蘇聯五年，省吃儉用，買了五大箱俄文書，費盡周折帶回國。此時，他擔心這些書放在家裡，可能會成為說他裡通外國的「鐵證」，不得不忍痛割愛，以兩分錢一斤的價格，全都賣給廢品收購站。
1971年，經歷文革幾年折騰之後，北京政法學院在安徽宿縣五鋪公社辦了一個「五七」幹校。江平被下放到安徽，參加勞動改造。1972年4月，隨著毛澤東「砸爛公檢法」的最高指示傳達下來，北京政法學院「五七」幹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職工就地分配。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縣師範學校。當他前往報到的時候，因為他是「摘幅右派」，遭到對方白眼，被拒收。
沒辦法，江平只好回北京找工作。他的多數同事很快都找到了接收單位，他卻一次又一次吃閉門羹，原因很簡單，「政審不合格」。江平感慨地說：「什麼第一批派出去的留學生啊，成績全優啊，這些一點用處都沒有。」最後，北京遠郊延慶縣的教育部門總算接受了他。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培訓全縣的英語教師，一年後到延慶中學當了一名政治教師。
1977年，反右運動20周年之際，江平雖已摘掉右派帽子，但還是「摘帽右派」，政治上處處受限，悲情難禁的江平，寫了一首詩：「莫道系鈴已解鈴，風吹時聞舊時腥。長握筆管悲難禁，強閉喉舌心欲鳴。鬼域猶得訴羅殿，聖朝無處哭昭陵。為何三紀用兵者，卻怕書生紙上兵？」「強閉喉舌」和「欲訴無門」，正是這20年江平苦悶壓抑心理的真實寫照。
1978年的秋天，江平從延慶中學回到剛剛復校、還沒有招收學生的北京政法學院。1979年，江平接到通知：正式為1957年劃定的右派身分「徹底平反」，恢復團員身分，恢復助教身分，這一年，他49歲。
多年後，江平回首往事時說：「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經歷坎坷）並不是個別人的。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人生感悟是，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像我這樣命運的人，恐怕是幾十萬，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結語
江平的人生夢想是「法治天下」。江平21歲到蘇聯學習法律；26歲學成回國從事法律教學；27歲被打成右派，持續22年成為「人民的敵人」；50歲重登講台開始講授法律；到今年，江平已92歲，中共的「法治」是個什麼狀態？
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被中共「強制失蹤」3年多。2021年4月19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到美國舊金山中領館抗議，要求中共交代高智晟的下落，「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但是，中共根本不予理睬，完全是一幅「死豬不怕開水燙，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
堅持「黨領導一切」的中共，必然是高於法，大於法的。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國就不可能有法治。歷史和現實的無數教訓告誡我們：對中共「依法治國」不要有一絲一毫的幻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