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27日訊】對於宋朝士大夫來說，苦讀詩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當時的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半職，獲得豐厚的待遇之後，便紛紛買房置地。
一、在地窖中編著《資治通鑒》
宋神宗時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資在西京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建了一座別墅，單中堂就建了三層，其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一時成為洛陽之冠。學者邵雍到王府做客，驚嘆之餘，賦詩《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巵紅。」
當時，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不過，王拱辰的宅子位於富人區，氣宇軒昂，而司馬光的宅子位於陋巷，低矮破敗，僅能遮風避雨。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鑒》，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穴居期間，埋頭著作，寒磣而又另類。
宋朝到宋神宗時期，已經經過了百餘年的發展，承平日久，侈風漸起。司馬光曾回憶說，數十年前，時任群牧判官的父親司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場上隨便買的，下酒菜僅限於肉醬、乾肉、菜羹幾樣，水果僅止於梨、棗、柿之類，酒薄意盡，食少情深，主人沒有壓力和負擔，客人也絕無鄙薄。而如今，則豪華相尚，儉陋相訾，酒若不是宮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滿目，竟然羞於請客。士大夫萬一要請客，往往提前數月準備，廣尋佳釀，遍搜珍禽，準備足夠充分之後，才敢發請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會恥笑為小氣，朋友也會漸行漸遠，越來越少，最後門前冷落鞍馬稀。
二、把皇帝賞賜作為辦公開支
相對於日益奢侈的世風，司馬光卻一直固守底線，顯得簡樸、節約乃至吝嗇。他性情淡泊，不喜奢華，深深懂得：「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小時候逢年過節，長輩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臉紅，堅持脫下不穿。中進士的時候，宋仁宗安排了「聞喜宴」（皇帝賜予新科進士的宴會），款待十年寒窗的讀書人，並賜戴宮花，但司馬光認為太過奢侈，獨不戴花，直到同科進士勸說：「這是皇帝的賞賜，君命不可違。」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後，司馬光歷任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權在握的司馬光，不但對國家財產從無貪念，甚至還把皇帝給他的賞賜——這種名正言順的「私有財產」，作為單位的辦公開支，這在歷代士大夫間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宋仁宗每年用於贈送、賞賜的東西，折合百餘萬兩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三次上書規諫，他說：「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困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准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於營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沒有同意他的建議，繼續大把花錢施恩。於是，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寳，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或接濟親友，堅決不給自己留下一絲一毫。
三、賣田葬妻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司馬光也並非無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寳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然而，作為潔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馬光卻有自己的分寸。因此，司馬光詩詞裡多情，生活中卻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聲色，恪守：「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納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個妻子。他與張氏結髮三十餘年，始終相敬如賓。因為沒有生育，張氏甚急，背地給他買了一妾，他敬謝不敏。為續後，他收養了族人之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左傳》曰：「侈，惡之大也。」司馬光牢記古訓，堅守底線，他做官四十餘年，待遇豐厚，賞賜頗多，卻始終惡衣菲食，不留餘財。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宋代周輝《清波別志》）
後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手頭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司馬光給養子司馬康寫的《訓儉示康》中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他雖然淡泊簡樸，但淡泊中見真淳，簡樸中露風骨，成為了那個世風日下時代的精神標桿。
責任編輯:蘭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