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17日訊】《有冇搞錯》。4月17日。
4月16日星期五，香港法院對多名早前已經被裁定有罪的當地民主派人士進行了宣判，他們的刑期大多在一年到一年半。有關人士被裁定有罪的「罪行」，是未經許可非法集結，罪名與香港國安法其實沒有聯繫，但所有人都將香港法院的審理和定罪，與中共在香港強行推動的國安法聯繫起來。
說實話，我對這個結果絕對不感到意外，因為如果了解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和行事特徵，就可以得此「遲早發生」的結論。所以我一直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第一目標如果不是針對中共，不把香港民主運動放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大環境中去思考，最後難有好的結果。
但這次中共在香港的操作，卻也可以進一步凸顯中共的恐懼。因為中共所有的無理攻擊，反映的都是其內心深處的某種恐懼。
中共目前最恐懼什麼呢？我們總結了前五名，說出來和大家討論，算是拋磚引玉。
中共最害怕恐懼的第五項，是經濟脫鉤。
這一項，當然主要是和中國大陸經濟狀況相關。中共體制是所謂行政主導體制，政權對社會控制通過多重方式進行，但最近二十年以來，這種控制更多反映在經濟層面。說穿了，就是當局可用的錢越多，對社會的控制就越牢固。比如大陸所謂的維穩費用大幅增加，就是這種模式。
以北京為例，很多人談「朝陽群眾」或者「西城大媽」之類，就是中共所謂安全事務的「人民戰爭」，其實是用錢堆出來的。每位「西城大媽」參與維穩行動，每天至少四五十元人民幣，最多到上百元。而在香港的所謂愛國組織，也大多是由統戰機構或其他中共機構出資，或者以大陸市場發展做代價，由一些香港商人墊付資金組建。
中共過去三十年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基建在所謂經濟增長之上。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和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有很大關係，中國周邊華人社會國家，甚至是中國文化圈的國家，經濟都相當不錯。這說明經濟表現好，和政府治理、政策合理的相關性並不大。其次，中國大陸經濟也和外資大量投入有關，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美國和歐洲的資金，伴隨著企業大量湧入大陸，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但中共的宣傳用經濟發展的結果，來宣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依託了所謂「東亞模式」，就是所謂出口導向。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經濟對外貿依存度一度超過50%，今年來有所降低。
2019年，中國的GDP為990,865億元人民幣，大約不到15萬億美元，但其年度進出口總額達到4.5萬億美元，其中出口2.5萬億，進口2.1萬億，占GDP的三成左右。外貿帶動周邊經濟活動再加上大量就業人口，外貿占據中國GDP的比例，仍然可以達到40%以上。
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投資、消費和出口。中國大陸消費貢獻最少，大約占GDP四成多，比通常其他國家的七成以上要少很多。但實際上，外貿出口等於是外國消費者對中國GDP的貢獻。
也就是說，東亞模式是依靠外國市場的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因此，川普（特朗普）總統發動美中貿易戰，對中共來說相當可怕。這並不簡單地由於可能抑制美國市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而是這個行動啟動了一個趨勢，扭轉東亞模式在中國大陸的繼續，進而對中國經濟結構，或者說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構成挑戰。
中共不得不未雨綢繆，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做出準備。這是中共開始宣傳「自力更生」或者是「內循環」的最大原因。一旦經濟萎縮，中共政府收入受到壓力，其維穩支出受到影響，對內維穩、對外統戰和大外宣都會被波及。
第四項，是和西方科技交流被中斷。
這個恐懼首先和經濟有關，因為中共出口導向的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極限，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簡單低階產品出口不可能再大幅度增長，於是中國需要提升產品的級別，這需要產業升級，需要科技升級換代，以繼續維持外國市場的占有率。
其次，科技升級也是中共控制社會以及軍事裝備提升的重要條件，因此如果和西方的科技「交流」被中斷，將產生嚴重影響。我們說的所謂「交流」，包括了對知識產權的盜竊。不管通過什麼方式，科技從西方流向中國，我們暫且都算成「交流」。
中國大陸有大量留學生在歐美大學中學習從事科技研究。美國有33萬中國留學生，這是和美國科技「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方式。現在，美國不但切斷各種高級學術方面的交流，也在考慮如何減少中國理工留學生的數量。
中國雖然有不少優秀科技人員，但卻缺乏創造和創新的文化和機制，因為創新創造，通常和專制極權的體制無法兼容。一旦無法繼續和外國進行科技「交流」，中共治下的科技進步將受很大影響。
第三項中共最恐懼的，是台灣、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所謂「獨立」問題。
中共以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起家，也一直以此為凝結中國大陸社會的基礎核心價值觀。但事實上，自「文化大革命」之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已經崩潰，即使是中共最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人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這給中共帶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應付這項危機，中共採用了民主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辦法。這是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民族主義不斷升溫的原因。比如，在以往的宣傳中，中共刻意講述和國民黨政權的戰爭勝利，以此來凸顯中共奪取政權的合法性，但最近中共開始強調對日戰爭，強調是中共率領中國打敗日本。為了這個目標，中共把對日作戰的歷史，由8年改為14年，因為他們要把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有蘇共和中共聯合領導的滿州抗戰計算入內，以此表達中共才是領導對日戰爭的真正力量。
在當局的不斷推動之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溫度不斷上漲，中國民眾也開始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衡量中共。2016年，習近平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種強硬表態，正是為了響應中國大陸不斷升溫的民族主義。當然，中共建政之後，放棄了很多塊中國領土，包括北滿洲和蒙古，這些歷史成為中共的禁區。
因此，在面對香港、台灣、西藏和新疆事務上，中共無法也不能妥協，已經不由自主地被極端民族主義綁架，其政策的彈性空間被空前壓縮，只有強硬和更強硬的選擇，沒有其他。
中共最恐懼的排名第二項，是宗教自由。
這也和意識形態有關。要消滅所有宗教，這是共產極權政權對意識形態壟斷的必然結果。過去十多年，中共加強了對所有宗教和信仰的鎮壓，目標極為明確，就是消滅共產黨以外的任何權威，尤其是意識形態權威。
我們看到，中共在內地拆除教堂，抓捕地下教會領袖，強迫天主教聽從中共指示。在西藏，中共清洗所謂藏獨的主要努力，是針對藏傳佛教，大型寺院內設立派出所，和尚喇嘛被迫學習無神論、唯物主義和習近平思想，有異議者被抓捕判刑關押。
在新疆，超過一百萬維吾爾和其他伊斯蘭少數民族被抓到集中營進行集體洗腦，關鍵的焦點，也仍然是宗教。大批穆斯林阿訇被捕，各種宗教書籍被毀，任何在網上的言論，一旦談及信仰和宗教，會一概被當成宗教極端勢力。
對新疆和西藏鎮壓的核心是宗教。在新疆，當局試圖消除一切以宗教為基礎的文化，包括強迫喝酒，強迫吃豬肉，強迫女性伊斯蘭信徒嫁給漢人，甚至強迫她們墮胎絕育，這些都違反了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但在中共看來，這些都是極端宗教勢力的表現。
其實有關宗教自由，還不止是宗教，也有各種信仰，也都在中共的打擊範圍之內。比如法輪功。聯合國人權公約中規定的，是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崇拜、傳教等等的自由。但在中國大陸，這種自由被壓縮到相信，而不包括公開崇拜和自由傳教。在法輪功問題上，中共更是刻意扭曲聯合國「宗教和信仰」的概念，它把兩個概念壓縮成一個，變成了「宗教的信仰」，所以它說，法輪功不是宗教，所以就打壓「宗教的信仰」問題了。
所有這些最為關鍵的，是宗教和信仰必定有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道德權威，這對極權主義構成嚴重威脅。
中共最恐懼的第一名，是「中共不是中國，共產黨不等於中國人民」。
2020年9月4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5週年發表講話，開宗明義提出了五個「絕不答應」：
第一，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第二，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第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第四，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第五，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這裡面，第五個「絕不答應」是拒絕脫鉤，第四個「絕不答應」是經濟問題，和經濟脫鉤有關係，而第一到第三個「絕不答應」，其實都落在第三個「絕不答應」，就是中共拒絕和中國人民脫鉤。
政黨不等於政府，政府不等於國家，這是一個基本邏輯問題。但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政府不等於中國人民，在中共那裡，不是一個邏輯問題。這讓我想起中國老百姓說的，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個叫做邏輯，一個叫做中共邏輯。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中，對中共有一個定義，就是共產黨是一種邪靈附體，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中共的「絕不答應」，應了中國一句古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黨和國家不分，黨和人民不分，黨和政府不分，是中共在中國可以存在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但它們自己內部，其實分得很清楚的。公務員必須是黨員，升職必須是黨員，有些工作是黨員優先，中國人都很清楚，它們分得清清楚楚，絕不含糊。
只是，它可以做，你不能說，甚至不能想。一旦大家清楚明白了，清醒地拒絕它，它的末日也就到了。中共不等於中國，共產黨不等於中國人民，這種提法在美國官方是蓬佩奧首先提出來的，所以中共對蓬佩奧恨之入骨，中共媒體對他破口大罵，完全不顧任何斯文，當然，也是因為中共對蓬佩奧的這個說法感到極端恐懼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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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