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我們這裡還是有一些保守派的電影製作人的。「保守」和「電影製作人」現在變成相矛盾的兩個詞了，而我們大多數同事也厭惡他們。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做我們所做的事？畢竟，我們知道如何在這個行業賺錢，我們知道如何寫作，我們知道如何調音，我們知道如何製作和編導高質量的電影。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在好萊塢這個地方堅持如此「有毒」的價值觀和信仰呢？更嚴重的是，我們為什麼要致力於製作反映這些價值觀和信仰的電影呢？
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電影很重要——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眾所周知，好萊塢受到了COVID-19的巨大影響。最近，電影和電視製作人員已經重返工作崗位，但影院幾乎無法維持運營。然而，仍有待觀察的是娛樂業在COVID結束之後的新常態。從大瘟疫流行的殘骸中會出現什麼樣的視覺故事？會是老調重彈嗎？會更極端地向左轉向嗎？我們能不能夠奢望娛樂界會出現一些視角獨特的靈感萌芽？也許會出現由於疫情期間的隔離和大量時間思考所帶來的一些路線的改變？我們敢去想像一下嗎？
這種希望是有先例為依據的：1606年，腺鼠疫席捲倫敦。其廣受歡迎的劇院完全關閉，失業的威廉‧莎士比亞開始寫作。結果如何？《李爾王》（King Lear）、《麥克白》（Macbeth）和《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註：這三部戲劇是莎士比亞的著名作品）誕生了。
六十年後，英國最後一次黑死病爆發，再次使國家陷入癱瘓。一位名叫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著名物理學家）的劍橋大學學生逃離城市，被隔離在他的鄉下家中。他明智地關掉了那些討厭的網絡遠程教學（註：此處作者開了一個玩笑，1660年代沒有網絡）。在為期一年的隔離結束之前，他發展了微積分、光學和引力理論。
現在，讓我們回到當今擁有80億人口的世界……希望有那麼一兩個天才將會用他們在疫情期間創造出來的東西讓我們驚歎。
電視大亨唐‧奧爾邁爾（Don Ohlmeyer）對《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托尼‧科恩海瑟（Tony Kornheiser）說：「你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錢。」
不可比擬的奧爾邁爾在2017年去世了，但我們確信他自那以後就看不懂媒體和娛樂界了。因為在同一年，唐納德‧川普（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一座由半個國家建立起的長城。它至少暫時阻止了左派以自己形象徹底重塑美國文化的趨勢。左派本以為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川普奇蹟般的勝選和隨後動盪的四年像核偷襲一樣襲擊了極左派。這是戰爭。誠信被拋棄，公平被嘲笑，對保守派和基督徒的憤怒和憎恨達到了臨界點。
然後是冠狀病毒大流行和封鎖。左派將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臭名昭著的理論（「永遠不要讓嚴重的危機化為烏有」）奉為圭臬。他們利用這一悲慘的局面，鞏固他們在新聞、大眾媒體、社交媒體和娛樂領域的壟斷，使2020年的總統選舉傾斜，並試圖將文化中所有對立的聲音拒之門外，甚至「取消」。
所以，今天在好萊塢，事實上在過去的四年裡，金錢不再是你所有問題的答案。當然，金錢仍然是一個因素，但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相距很遠。
舉一個例子：我們的最後一部電影，2019年發行的《計劃外》（Unplanned）。如實描述艾比‧約翰遜（Abby Johnson）如何從計劃生育診所主任轉變為反對墮胎的巨星級倡導者是我們多年來想拍的電影。最後，我們湊到了600萬美元的預算，並召集了一些演員和劇組工作人員，他們願意犧牲個人和專業來講述這個引人注目和感人的故事。
《計劃外》不是一部關於信仰的簡單的基督教電影：左派似乎不在乎有多少類似的電影被拍攝出來，因為這種電影的觀眾基本上都是本來就擁有這一理念的人。
另一方面，約翰遜的故事把面具從左派最神聖的聖餐上撕下來：墮胎。但他們並沒有試圖阻止我們的電影，沒有進行有組織的示威，也沒有無休止的脫口秀節目，沒有那些他們在2004年對電影《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所做的行動。當時，社交媒體並不存在，智能手機也不存在，他們阻止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的傑作的行動，帶來的結果僅僅是幫助其在全球的票房收入超過6億美元。時至今日，它仍然是美國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R」級電影（美國國內票房為3.7億美元）。
但今天，左派們採取的方法既陰險隱蔽，又具技術複雜性：他們拒絕在媒體上提及任何關於這部電影的東西——假裝電影不存在——同時又屏蔽評論、操縱搜索結果、標記和／或暫停帳戶、使用計算機算法阻礙其提升知名度，以及恐嚇印刷媒體和電子媒體，令他們不對電影做廣告宣傳。
聽起來不可信嗎？簡言之，高科技和社交媒體對這部電影的所作所為足以讓我們被邀請在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該小組委員會正在調查壓制保守思想的問題。何其諷刺啊！75年的時間過去了，眾議院「非美國活動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世界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現在，保守派被踢出了公共視聽，只是這一次好萊塢沒有為保守派辯護，因為好萊塢正是「獵巫行動」的啦啦隊（註：此處獵巫行動指的是打擊保守派的行動）。
儘管有線電視和社交媒體壓制，《計劃外》的總收入仍然超過2,000萬美元；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它本可以做得更好。在電影上映後，網飛（Netflix）拒絕上架。亞馬遜Prime給了它一個機會——但是，每整小時觀看我們需要支付一分錢——結果是，在最初的90天裡，它累積了超過一百萬次觀看。
但是，如果你認為我們在為這一切哭泣，你得再想想。退一步看看，你實際上可以看到好消息。事實是，如果左派確信他們的想法在公眾中盛行，他們就不需要用他們壓倒性的力量來壓制保守和基督教的聲音。
但他們非常清楚，當人們看穿並明白了他們的理想和真實目的之後，任何有良知和對國家前途報有善念的美國人都會覺得可怕。
是這個現實給了我們動力——每天，每小時。我們和好萊塢、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中的其他人繼續打好這場好仗，相信上帝給人類的計劃，盡我們的職責，通過電影的力量將光明和真理帶給我們的同胞。我們希望在未來的專欄中更多地討論這個問題和其它相關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將留給你一句亞伯拉罕‧林肯在內戰期間說的話。當被問及上帝是否站在他這邊時，總統回答說：「先生，我關心的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們這邊。我最關心是站在上帝一邊，因為上帝永遠是對的」。
原文The Hollywood Conservativ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卡裡‧所羅門（Cary Solomon）和查克‧康澤爾曼（Chuck Konzelman）在娛樂業當了30年的作家和製片人。他們曾與華納兄弟、派拉蒙、索尼-哥倫比亞和20世紀福克斯合作。[email protected]
本文僅表達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