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證據表明，在未來數年中，言論自由可能會被禁止。而禁止的理由，可謂冠冕堂皇，打著所謂規範「仇恨言論」的旗號。左派中，有不少人正熱心推動這種潮流，或者為之歡呼喝采。但他們都沒有充分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將帶來如何深遠的影響。而另一方面，那些捍衛言論自由的人，對於左派封鎖言論的動機，也常常是一知半解。
僅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已經有參議員提議，要取締那些他們認為具有攻擊性的言論；紐約市議會，甚至試圖通過一項議案，如果有居民在言談中使用「非法移民」這一用語，將被處以25萬美金的罰款；大科技公司仍在他們的網絡平台上，持續不斷地屏蔽著某些言論；一些衍生於當年民權法和性解放運動的監管和司法先例，已經被擴展到了私人領域，開始允許官員和激進主義者們，對言論進行管控；那些和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的教條公開唱反調的人，針對他們的言語討伐，更是司空見慣。
以上所舉的事實，可不是代表少數激進左派的個例。相反地，隨著上一代人所推崇的自由主義，被納入了身分認同政治的範疇，與其核心主張相衝突的言論自由理念，必然成為了首要的攻擊目標。
要想了解失去言論自由後，所帶來的的政治和道德後果，我們就不得不回顧保護言論自由的初衷。
它大略分為三點：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共和品行的養成。就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來看，這幾點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沒有言論自由，當然也不會有自由社會。」
失去了言論自由，就不可能實現政治上的民主。
一方面，要實現真正的公民自主，所有有關公共利益和政策的論點都必須公開。同時，正如富蘭克林所說，人民也必須能夠自由地討論「公共措施和政治論點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言論自由，也是暴露和抑制「狹隘思維與狹隘人格」的利器。除卻其它方面，言論自由可以迫使公職人員和寡頭們，遵守公共利益準則和道德規範。正如美國早期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所宣揚的，通過自由的言論，「專制的公職人員將感到羞愧和膽怯，轉而接受更正直與公平的行事方式」。
其次，自由的思想必須基於自由的言論。正如大陸會議所提出的，「真理、科學、道德和藝術的全面發展」，有賴於新聞媒體和言論的自由。從這一方面來說，言論自由與人類的最高探索——對哲學、科學和宗教中的真理的求索——密切相連。
但與此同時，在思想方面，如同其在政治範疇的作用一樣，言論自由也包含著防禦的元素：它能阻止與自由相敵對的意識形態的崛起，而自由社會時常面臨這些意識形態的挑戰。
比如，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在《弗吉尼亞州筆記》（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寫道，面對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狂熱主義，「理性和自由的探索，將是糾正錯誤的唯一有效手段」。理性的分辨，可以公開檢驗所有主張，從而防止思想專制主義的侵蝕。
第三，言論自由在塑造公民品行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其對於共和國政府的平穩運作更是功不可沒。通過自由的言論，公民形成了對所有公共事務進行討論和思辨的習慣，他們也因此學會了如何得出理性的判斷。如此一來，大眾不會迷戀於浪漫、革命或任何不切實際的事業，以及其它民主社會中湧現的類似思潮。
然而，更重要的是，言論自由，讓公民養成了理性說服同胞的習慣。相應地，這種習慣也帶來一種開放的態度，也即願意傾聽他人的理性分析。
而理性辯論的反面，則是暴力征服。說服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強迫他們，是政治互動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人們必須理性地說話、說服他人或是捍衛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沉迷於驕傲或憤怒的情緒。
這樣的思維習慣，須歷經幾代人才能形成，但卻極易流失。人們只消粗略地看看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就會知道這樣的習慣是多麼罕有。如果在美國實行言論管制，這些自我約束的道德和思維習慣就會消弱。人一旦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無法在公共利益和人類價值方面形成理性的判斷，這時，他們就會倒向憤怒、仇恨和暴力。
在討論了這些嚴肅的政治和道德後果後，人們也許仍然會問：為什麼言論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答案是：因為人類是個體生命，僅屬於他們自己，擁有自己的精神；而言論，作為精神的產物，也當屬於他們自己。換句話說，沒人能擁有他人的思想。
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說的，「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思想方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麥迪遜的這一說法，與他通過長年觀察所得出的結論非常契合，「一個人的良知道義……比他的城堡更神聖」，侵犯其思想，就等同撕毀社會契約。
而如今，身分認同政治正打著所謂禁止「仇恨言論」的旗號，威脅著政治自由的基礎，並試圖削弱這些人們業已養成的精神和品格習慣。身分認同政治，是一種贏家通吃的意識形態，將受害者或被邊緣化的群體（那些尋求解放、尊重和平等的人群）與所謂的壓迫者集團（在美國已被明確定義為白人）對立起來。這些擁有壓迫者特徵的人群，都將被譴責、懲罰和噤聲。這樣的版圖，容不下任何公民和解的餘地。
必須說明的是，當前所指的「仇恨言論」，與種族蔑稱毫無關係，與否認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的言論也不相干。
相反地，據那些最具影響力的人定義，「仇恨言論」是指傷害了所謂邊緣化人群的自尊心的言論。確實如此，管控「仇恨言論」的真正意圖是單向的：那些被邊緣化的人群，可以自由發言；而那些所謂的壓迫者群體，就必須被噤聲。照著這種邏輯，那麼馬爾科姆（Malcolm X）的「白人魔鬼」的說法，與當今社會上所說的「這個國家最大的恐怖威脅是白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如言論定罪的倡導者——瑪麗·松田（Mari Matsuda）所寫的，社會必須容忍那些「有過受壓迫經歷的人群」的言論。
事實上，如果是來自邊緣化群體的仇恨言論，只要是針對壓迫者集團的，就不僅要被容忍，還要大加鼓勵。就像那些身分認同政治的倡導者們所宣傳的那樣，要解放被邊緣化的群體，就必須削弱和破壞壓迫者的權力和身分，那麼，針對壓迫者的「仇恨言論」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嘉獎的英勇壯舉。松田曾寫道，一首「來自長久被屈服人群的、充滿憤怒和仇恨的詩」，應被解讀為「受害者為回應種族主義，而進行的自我認同的鬥爭」。
毫不奇怪的是，在歐洲和加拿大，「仇恨言論」已被定為刑事犯罪。然而，充斥在公共場所中的，是對基督教、異性戀和傳統保守人群的詆毀。顯然，「反仇恨言論」的法律並不會阻止此類言論，因為這不是它們被制定的初衷。相反地，這些法律，允許和鼓勵那些極端主義者和思想家們，用他們的仇恨和詆毀來壟斷公眾話語權。
這類「反仇恨言論」的法規，還常常援引針對邊緣群體的暴力，作為立法根據。但事實是，法律並不能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比如，在英國，反猶太族裔的「仇恨言論」被定為犯罪，可是該國的反猶犯罪發生率，超過美國（未對「仇恨言論」定罪）13倍；同樣地，法國也已將反猶太言論定罪，但其反猶仇恨犯罪的發生率，仍然超過美國4倍。
那麼，究竟要禁止壓迫者發表什麼樣的言論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針對某團體的蔑稱，但這些只是表面的例子，是拿來說服正派君子的。那些言論定罪倡導者的最大意圖，是禁止所有對邊緣化群體的批評，不管這些言論是否合理或用意良善，只要是有可能傷害到這個群體的自尊心就不行。
也許最令人咋舌的是，言論管控的觸手，甚至伸向了那些可能傷害邊緣人群自尊的數據和事實。正如言論定罪倡導者，理查德·德爾加多（Richard Delgado）和吉恩·史蒂芬奇（Gene Stefancic）所寫的，談論平權運動受益者在教育程度上的差異，即使是基於統計學的數字，也屬於可鄙的「仇恨言論」。在許多領域，這些事實上的、可被證明的說法，只要被認為傷害了邊緣群體的自尊心，都已被貼上了「仇恨言論」的標籤。人們不難在生活中見到這類衝突，比如，醫生和跨性別倡導者之間的矛盾。
照著這種邏輯，更大範圍的爭議，即使基於事實，也將不被允許。這是因為，就像德爾加多和史蒂芬奇所寫的，「即使再堅決的司法機構，也無法通過禁止『仇恨言論』，來推行公正和種族平等。」所以，那些迫害者的文化和觀念，都必須被重塑。只有這樣，電影、廣告、報紙和學術期刊中，那些針對邊緣群體的說法，才能被正面描述所主導（不管這些描述是真是假）。這樣的結果，也將增強邊緣群體的自尊心，不論他們是否真正贏得了這樣的自尊。
換句話說，身分認同政治的倡導者們，必須用有關邊緣群體的新神話，來取代壓迫者的傳統文化形象和話語權。同時，還必須將這些新形象包裹起來，免受外界的檢視和批評。這樣一來，由這些邊緣群體發表的任何虛假言論，都不能受到爭議：例如，人類的整部歷史，都被描繪成一個關於父權至上和壓迫婦女的故事；或者，性別僅僅是一種社會架構，可以自主選擇；又或者，如《紐約時報》「1619項目」（1619 Project）所斷言的，美國社會的建立基於白人至上的理念。
從本質上來講，禁止所謂「仇恨言論」的運動，完全不亞於任何一場革命。它標誌著自由意志的終結，以及美國社會中最後的政治自主的消失殆盡。這是因為，這場革命，要求從合法的政治議程中，剔除所有可能損害邊緣群體自尊的基本政治問題。
例如，任何有關移民的政治辯論（不論其是合法還是非法的），都可能損害邊緣化移民群體的自尊。因此，最後可以討論的，就只剩如何增加移民的問題了。類似地，對於傳統家庭觀的辯護，可能損傷女權主義者和LGBTQ人群的自尊；對於犯罪的討論，則可能損害某些高犯罪率群體的自尊。
當被允許的政治話題範圍，被縮小到無關緊要的程度時，那些原本看似中立的話題（例如福利政策等）也會變得敏感。
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一些種族中立的（政治）競選議題」，比如福利政策，「也都明顯地帶著種族色彩」。那麼，政治領域中可被探討的話題，已經一無所剩。就連稅收政策，都可能損害某些邊緣群體的自尊。到這種程度時，政治上的自主已經蕩然無存。
大多數美國人還未看清，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已經發展到了如何嚴峻的程度。
如今，只有53%的大學生（僅過半數），仍然支持言論自由。這樣的數據令人震驚。限制言論的司法先例，已經被納入教科書，並可能隨時擴展而被用於限制私人言論。在未來幾年內，這些法律標準，將被激進主義者和政府機構利用；而那些高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平台，儼然已成公眾討論的核心場所，也將奉行類似邏輯，來推行其言論禁令。
在未來幾年內，身分認同政治與共和自治之間的矛盾衝突，將愈加明顯。與大多數政治上的爭議不同，言論自由是一種文明的準則：唯此方能延續共和國的民主自治，也只有言論自由，才能冷卻認同政治所帶來的狂熱仇恨和錯誤理論。
但是，美國人不應指望法院會有所作為。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政治階層，一群有勇氣的領袖，能深刻理解言論自由和共和自治正面臨的嚴峻威脅。
原文Freedom of Speech Versus Identity Politic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亞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是美國生活方式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執行董事。該中心隸屬於知名的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