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尼克松、基辛格媚共賣台，禍水東引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宣布，他將於來年春天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消息震驚北美，轟動全球。
自韓戰以來，美國與共產中國形同水火，處於不共戴天的敵對狀態已二十餘年。而尼克松在美國政府中又屬於強硬反共派，他在麥卡錫時期手拿放大鏡檢視共諜證據的照片曾廣為流傳。所以由他宣布美國將改變國策，轉而與宿敵中共和解，在美國政壇和民間都引起強烈心理震撼。不過時間不長，美國輿論就趨向認為，也只有尼克松才有資格和本錢去和共產中國打交道。
半年後，尼克松總統以自由世界領袖之尊，訪問尚未建交的共產中國八天，與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和，相談甚歡，被他自己定義為改變世界的一週。儘管尼克松後來因水門醜聞下台而未能親手完成兩國關係正常化，但由他主導的對共產中國的解凍，一直被認為是尼克松政府亮麗的外交成就。
尼克松確實改變了世界。但杜魯門、馬歇爾又何嘗沒有改變世界？尼氏與共匪相逢一笑泯恩仇，到底是正資產還是負資產，那要看他的政策是不是符合美國信奉的價值理念和「山巔之城」的道義形象，會不會損害美國及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有沒有助長共產邪惡勢力的壯大和擴張。尼克松的外交冒險，縱然是他當時所認定的明智之舉。但其決策能否經受歷史的檢驗，則是評價其功過是非的決定因素。
（一）尼克松的緩和戰略
尼克松為什麼要與中共修睦？那是他整個緩和（Détente）戰略的一部分。尼克松就任總統時，美軍投入越戰已四年，國內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尼氏的競選口號就是體面地結束戰爭，說白了就是取勝無望，想儘快脫身，但自動撤兵又有失尊嚴，因此他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以緩和代替冷戰的退守策略。這與幾年前肯尼迪豪情萬丈的就職演說可謂天差地別。後來出台的尼克松主義，更明確要求受援國承擔起對抗共產勢力的主要責任，而美國不再直接出兵，只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
尼克松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等於推卸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維護正義，抵禦邪惡的天賦之責。美國之所以出兵朝鮮和南越，就是因為弱小國家沒有能力獨自抵抗共產主義。尼克松低估了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整體實力，同時對共產邪惡勢力抱有幻想。韓戰中途停火，越戰半途而廢都不是因為對手強大，而是由於美國畏首畏尾，意志不堅。在尼克松主義框架下的對中共和解，從一啟動就帶有失敗和投降的烙印。
美國承認中共的存在無可厚非。但與共產邪惡勢力打交道，不能作無原則的讓步，更不能以損害美國及自由世界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尼克松政府在和中共的接觸和談判中沒能守住上述底線。
尼克松雖以反共著稱，但他對中共的本質和邪惡並沒有清醒的認知，仍把它們當作正常人類看待，懷著滿腔善意而來，表現出美國人對共匪一貫的無知與輕敵。而作為美國總統，對共匪的任何幻想就更加危險。他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戰略，與二十多年前馬歇爾的和談策略有驚人的相似，都以拋棄反共盟友為代價。事後證明，北越共黨在巴黎協議上簽字和美國最終贏得冷戰，靠的都是實力，而非談判。
再者，美國主動向中共示好，本來姿態就不高。尼克松為減低政治風險，確保訪問成功，也需要得到中共的諒解和配合。除了國家利益之外，他也希望藉北京之行撈取政治資本，為其連任增加勝算。因此於公於私，尼克松都有討好中共的強烈動機。結果美國本該強硬的時候沒有強硬，不該讓步的地方輕易讓步，留下諸多後患，至今仍未擺脫。
尼克松與中共交往有三個目的。首先是通過打中共牌增加與蘇聯談判的籌碼，也就是聯（共）匪制俄。第二個是通過與中共修好換取其向越共施壓與美國早日達成和平協定。第三則是通過與中共接觸促使其改變。
美國的第一個目的可以說基本達到。美國決定與中共改善關係本身就給蘇聯造成壓力。尼克松剛宣布訪問北京，蘇聯馬上就態度軟化，僅隔四天也邀請尼氏訪蘇，真是立竿見影。那時蘇聯根本無從知曉美國會對中共作何讓步。
美國的第二個目的則效果不彰。尼克松顯然高估了中共對北越共黨的影響力，就好像後來小布什、奧巴馬指望中共約束北韓流氓一樣不得要領。北越本來就因日內瓦協議而對中共耿耿於懷。中共與美國勾搭，將被越共視為背叛，兩國關係只會惡化。此外，無論中共還是越共，都不會按文明規則行事。它們唯一聽得懂的語言就是致命武力。來自文明一方的任何善意，都會被視為軟弱，反而會助長邪惡的蠢動。美國當年在大陸放下身段推動與中共和談，反落得「紙老虎」的羞辱，就是前車之鑑。
實際情況確是如此。基辛格第一次密訪北京時就跟中共交了底，只要北越同意停火，釋放戰俘，美國就開始從南越撤軍。無論南、北越最終勝負如何，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保證不會再干預。[27]但周恩來的回答卻相當強硬：美國除撤軍外，還不能留下『尾巴』，共方不能接受南越阮文紹政府及柬埔寨朗諾政府繼續存在和壓迫屠殺人民。他要求美國直接將兩國親美政府推翻。他威脅說，北越不惜再犧牲一百萬人也要戰鬥到底。只要戰爭不結束，中共就一直支持印度支那人民。[28]
美國期待快速達成協議，果然被對手錯誤解讀。尼克松訪問北京後一個月，北越共黨即發動越戰以來最大的復活節攻勢，大舉侵入南越並占領大片土地。尼克松只得下令美軍發動大規模空襲（LinebackerI），協助南越政府軍反擊，轟炸北越本土，迫使其放棄了推翻阮文紹政府的無理要求。
當年（1972）12月，北越再次單方面終斷談判，尼克松遂下令第二波更大的空襲（LinebackerII），同時在海防市港口布雷。這次空襲一改過往對北越目標縮手縮腳、避重就輕的紳士戰法，前線指揮官獲得充分授權，全面轟炸北越首都河內及周邊所有戰略目標，其規模和威力為開戰以來所未有，展現了美國無以倫比的軍事實力。結果僅僅十一天，就徹底摧毀了北越共黨的抵抗意志。這次空襲也許是越戰期間尼克松所作最正確的一個決定。一個月之後，巴黎和平協定簽署，越戰結束。由此可見，北越放棄抵抗的原因是美國的意志和武力，中共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適得其反。
至於通過與中共接觸促使其改變，基本就是笑話一樁。美國幻想改變中共，卻先主動軟化反共立場，但中共的邪惡本質和反美國策卻從未改變。美國的初衷是利用中共，結果不但反被中共大大地利用，也被其大大地改變，幾十年後幾乎到國將不國的地步。此是後話。
對中共來說，尼克松的綏靖政策短期有雪中送炭之效，長期則在台灣問題上取得戰略優勢，輕而易舉地把美國手腳套牢直至今日。越戰
（二）尼克松為毛共非法政權解圍續命
尼克松對中共綏靖的時機，正好是美國的圍堵政策成效大顯，中共在內憂外患中焦頭爛額，苟延殘喘的艱難時段。
韓戰以來，作為侵略者的共產中國一直為世界主流文明所排拒，在國際社會倍受孤立，就如同今天的朝鮮。1969年3月，中共挑起珍寶島邊界衝突，蘇聯一度威脅對中共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共知悉後極為恐懼，毛澤東第一個逃離北京。由於美國的干預，蘇聯沒有輕舉妄動。中共雖躲過一劫，但蘇聯核威懾的陰影揮之不去。毛下令「要準備打仗」，並立足於早打，大打，打熱核戰。各地紛紛疏散人口，深掘防空洞穴，搞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那時的中共環顧四周，北有蘇聯大軍壓境，核彈懸頭，周邊與日、韓、台、印等國同時交惡，再加上長期被美國封鎖，發現自己處於被所謂帝、修、反（文革時期語言，指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四面包圍的險惡態勢。因此，毛澤東於69年5月要外交部長陳毅等共軍元帥研判國際形勢，為化解危局提供建議。[29]
而幾乎同時，美國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69年7月，尼克松政府放寬對共產中國的貿易及旅行限制。9月將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例行巡邏改為不定期巡邏。10月托巴基斯坦總統轉告中共大使，美國將從台灣撤走兩艘驅逐艦。12月，美國大使在華沙的一次時裝展主動接近中共代表，傳遞尼克松總統希望恢復大使級會談的口信等。
美國的一連串動作引起蔣中正的警覺，他準確地預見到：「美既決聯匪制俄自不能不放棄我中華民國與越南以謀匪也。」[30]他於70年3月寫信給尼克松，提醒美國汲取以往與中共和談的教訓，再不要損害中華民國的利益。尼克松在回信中保證，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沒有改變，並真誠希望與中共的談判不會影響中美兩國政府多年的友誼與合作。[31]但事後證明，尼克松此信只是對中華民國言不由衷的敷衍，他那時已決定放棄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了。
而中共方面對美國的示好一開始半信半疑。依據其一貫的僵化思維，中共外交部初以為是美國的反革命兩手，緩和是假，亡我之心不變。但畢竟蘇聯的威脅更現實，更直接，也更致命，因此陳毅等經過幾個月的研討，得出離經叛道式的結論，即利用美國壓制蘇聯，有利於避免或推遲戰爭。它們建議跳過大使級談判，直接與美國舉行部長或以上級別會談，而不以接受中共主張（如台灣問題）為前提。這項建議比美國提出的恢復大使級談判還早了兩個月。
但毛澤東比陳毅等更急不可耐。它於70年聖誕節接受斯諾採訪，直接口頭邀請尼克松總統來訪。71年4月，毛又批准美國乒乓球隊來大陸。同年6月，美國總統收到了號稱二戰以來最重要的一封國際信件——來自中共總理周恩來的親筆函，內中正式邀請尼克松訪問北京，與毛澤東面談。周恩來的信自然讓尼克松興奮不已，因為美國此前諸多和解姿態都沒得到中共的積極回應。
美國和中共走到一起，互打國際牌，針對的首要都是蘇聯。美國想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中取得優勢，而中共與美國聯手為的是減除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尤其是核威脅。正如陳毅等的分析，只要中共與美國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對蘇聯的戰略阻嚇，更何況毛尼峰會了。中共實際上與尼克松一樣，強烈期待這次訪問能如願舉行，以強化聯美制蘇的政治效應。但美國對中共之迫切估計不足。
基辛格到北京後才發現，中共為敵對勢力的可能入侵深感焦慮。周恩來告訴基辛格，中共已作最壞打算，各地都在挖防空洞備戰。他表示中共會以人民戰爭打敗侵略者，同時似乎又在試探美國的意圖，因為中共一直懷疑美、蘇、日、印有朝一日會聯合起來瓜分共產中國。[32]但中共對蘇聯的畏懼尤其溢於言表，周恩來反覆提出尼克松與毛的峰會，最好安排在美蘇峰會之後。它說，我們雖然無所畏懼，但也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煩，[33]反映出中共既想親近美國，又怕惹惱蘇聯的弱勢心理。
基辛格此時頗為「善解人意」，把中共當成盟友一樣看待。他向周恩來保證：美國與蘇聯談判中涉及到中共的任何重大問題，都會事先知會中共；美國會充分考慮中共的意見；美國會徵詢並在談判中照顧到中共的立場；美國永遠不會與其它大國合謀瓜分中（共）國，[34]並建議中共將防範美國的部隊部署到更需要的地方。[35]基辛格後來甚至提出美國願意為中共提供核保護傘。基辛格就像當年的馬歇爾，急中共之所急，想中共所未想！
總之，尼克松人還未到，美國已經給中共吃了定心丸，令中共坐立不安的外交危局化解大半。只是由於美國近乎討好的主動和過分的熱情，中共聯美制蘇的戰略成效立顯，而且「得來全不費功夫」！這還不算，中共在台灣問題上還另有額外的驚喜（見後文）。
然而，那時中共憂慮的還不只是蘇聯；中共國內局勢也混亂不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五年，實為一場自我毀滅的空前內亂。全國武鬥派仗不止，生產癱瘓，經濟倒退，文教停滯，政治迫害遍及全國，無數知識精英死於非命。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甚至引發中共最高層的分裂。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祕密訪問北京時，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五七一」滅毛政變正在緊鑼密鼓之中。細心的基辛格都嗅出某種異常。他當時給毛林周都帶了禮物，但周卻只替毛和他自己致謝而沒有提到林彪。周還不顧基辛格的提醒，喋喋不休地介紹與會談無關的文化大革命，暗示幾十年的革命成果會被斷送。基辛格當然不可能知道，僅兩個月後，毛的副統帥和法定接班人林彪元帥攜妻兒逃離大陸，在蒙古墜機身亡，這也許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成果」。
林彪事變爆出共黨光鮮外表下的黑幕，更是毛澤東本人的醜聞和危機。毛自己提拔和重用的「親密戰友」，短短兩年就公開與其決裂，甚至不惜與其同歸於盡，毛澤東無論如何也無法自圓其說。《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對毛澤東及文革的批判，擲地有聲，震聾發聵，幾乎「句句是真理」，引起全國上下的強烈共鳴。毛澤東一生整人無數，從未失手，沒想到在看似弱不禁風的林彪面前，遭遇了最大的滑鐵盧，毛英明至尊的形象破損，四個偉大的神話破滅。受此重擊，毛澤東健康急劇惡化，臥床不起，幾度昏厥，險些喪命，周恩來聞之魂飛天外，屎尿失禁。[36]
但想到要會見即將來訪的尼克松，毛澤東又亢奮起來，積極配合醫生治療。尼克松給了它修補自身形象的機會。畢竟是世界頭號強國美帝頭子萬里來朝，主動示好，再也不能無視共產中國的存在。毛澤東66年發動文革時曾口放豪言，「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它一下，也沒有啥。」它指的是共軍為了挽救金氏政權，在朝鮮與美軍較量。毛澤東一年前還因為美國入侵柬埔寨而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可尼克松卻自行放棄了對中共的圍堵，親自上門求和。表面上看毛澤東不戰而屈人之兵，凸顯毛澤東依舊偉大。毛又緊接著提出劃分三個世界，自封第三世界的領袖，總算給光芒不再的毛澤東思想挽回一點面子。尼克松無意中幫毛度過危機，甚至有可能給它續了命。
（三）尼克松背信棄義，出賣反共盟友
如前所述，美國對中共的動機存在一定程度的誤判，既低估了中共對自身安全的極度擔憂，也忽視了中共與美國，特別是美國高層接觸的深度渴求。因此，本來可以對等互利的解凍，變成美國對中共有求必應，甚至無求亦予的蝕本交易。都說天上不會掉餡餅，可中共在台灣問題上不但得到了，而且還大的出奇。
尼克松與中共發展關係，台灣本不應該成為問題，因為從美國的角度看，正視中共的存在並不需要否定台灣的現實。如果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國家關係又何嘗不是？實施尼克松主義不應也不必以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為代價，兩者兼顧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實行起來並不困難。是中共迫使美國二選一，而尼克松居然接受和順從，這才是台灣成為問題的實質。
中共方面儘管事先通過在中情局臥底多年的共諜金無怠，掌握了美國有意解凍修好的情報，但它們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底線並不摸底。中共當然想撤軍、廢約、建交一步到位，但也知道那是不現實的。毛澤東對斯諾明確表示：「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37]毛之所以態度相當軟化是因為中共當時有求於美國。
中共既然無條件歡迎尼克松來訪，也就不指望雙方在重大問題上都能達成一致。基辛格本人就收到過報告，周恩來在接見一個法國代表團時說，中國絕不接受兩個中國，但可以「和這個事實狀況共存」。[38]實際上中共已作好台灣問題上談不攏的準備，因為它們並不打算讓台灣問題妨礙聯美制蘇的大戰略。
也許是中共不奢望美國輕易放棄中華民國盟友，周恩來在給美國的幾次口頭和書面回覆中，都只提出美國從台灣撤軍，而沒有像以往那樣要求美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共。比如，周恩來在1971年5月29日給尼克松的親筆信中寫道：「毛澤東主席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並且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好與總統閣下進行直接交談，自由地提出各自關心的主要問題。不言而喻，首先要解決中美之間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的具體辦法問題。」[39]鑒於事關重大，相信這封信是經過毛澤東本人過目並批准才發出的。可見毛周在台灣問題上都有所節制，期望值並不高，因為主動權完全掌握在美國手裡。
中華民國反對美國承認中共，卻不會反對美國以事實為據而雙重承認。在接納中共加入聯合國一事上，蔣中正就曾展現務實態度，而並非絕對的「漢賊不兩立」。蔣中正最初曾同意在保留安理會席次的情況下，與中共並存於聯合國。後來在安理會席次必然被中共占有後，也默認了中華民國只作為一般會員留駐聯合國。再後來，他甚至也可以忍受沙特「一中一台」的新提案（即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直至台灣人民在聯合國主持下決定是否獨立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聯邦）。[40]
總之，如果尼克松真如他在宣布訪問北京時所說，美國尋求與共產中國的關係，不會以犧牲老朋友的利益為代價，特別是在中華民國展現務實態度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參照兩德、兩韓模式處理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國務卿羅傑斯就建議尼克松，美國應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各自管轄區的合法政府（dejuregovernment），在尋求與前者更多接觸時，保持與後者的國家關係和協防條約。[41]如果美國堅持原則，中共再不情願，也只能面對兩個中國並存的現實。畢竟從中共的角度看，美國總統來訪和致力改善兩國關係，就已經是癩蛤蟆原本做夢也吃不到的兩大塊天鵝肉了。
但是，尼克松死心踏地與中共修好，認同中共所說台灣問題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把台灣視為包袱，以出賣台灣向中共遞交投名狀。他清楚美國當時的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公然背叛反共盟友在國會與民間都沒有市場。因此他採取黑箱作業，所有有關與中共和解的計劃和行動，都只跟基辛格一人商議，連國務卿羅傑斯，助卿格林等都被蒙在鼓裡。[42]
解密以後的文件顯示，尼克松在處理台灣問題上事先未經過全面戰略權衡，基辛格也缺乏周密有效的談判策略。否則，考慮到美國從南越撤軍必然導致共產勢力的擴展，處於第一島鏈中心的中華民國的作用和價值就更加關鍵，美國駐台力量至少不應消弱。美國也完全可以利用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觀望態度，在談判中掌握主動，迫使中共讓步，實現美國及自由世界利益最大化。可悲的是，尼克松對自己拉攏共匪的方針已迫不及待，走火入魔，他唯一擔心的是叮囑基辛格談判時「不要看起來像在出賣台灣。」[43]
具體來說，尼克松政府在兩方面出賣了反共盟友中華民國的利益。
首先，美國在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上半心半意，出工不出力。
尼克松之前的歷屆美國政府，都不承認中共非法政權。美國根據聯合國憲章有關重大問題的條款，得以成功地阻止中共入聯。1971年，阿爾巴尼亞等再次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力」議案，即中華民國所稱「排我納匪案」。但這一年預計多數會員國會支持該案。因此，美國提出一個新的「重要議題」案，即認定剝奪會員國會籍屬於重大問題，需超過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美國還準備提出「雙重代表」案。
在獲得中華民國諒解後，國務卿羅傑斯於8月2日發表聲明，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及安理會，但反對任何驅逐中華民國的行動。他指出，在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聯合國應當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存在的，並應當在規定中國代表權的方式中反映出這一不容爭議的現實。但是，羅傑斯當時尚不了解尼克松的真實想法。
尼克松早已決定拋棄台灣，不想在「兩個中國」問題上與中共爭辯，但又不便做得太露骨，最好是台灣主動放棄。他之前曾對向他請示的駐華大使馬康衛說，如果我是他們，就讓聯合國見鬼去吧！留在那裡又有何用？那不過是個爭來吵去的論壇。告訴他們不必在乎聯合國云云。直到馬康衛提醒他，台灣一旦失去聯合國，將在世界上陷於孤立境地，尼克松才似有所悟。[44]但台灣的前途在他心目中已無關緊要。
其實，以美國對盟友巨大的影響力，為保留中華民國會籍而提出的「重要議題」案應該是有把握通過的。果如是，「排我納匪案」即便通過，中華民國仍有極大可能留在聯合國。
但尼克松為討好中共，並不打算真心幫助中華民國。美國既沒有積極與盟友溝通協調，也不準備從法理上討論兩個中國的必要性。而且在決定台灣去留的聯大投票前，基辛格公開高調訪問北京，釋放美國親共棄台的信號。結果很多屬於自由世界的會員國投了反對或棄權票，美國的「重要議題」案以四票之差失利。而在「排我納匪案」已確定必然通過的情況下，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尊嚴，在該案付諸表決前，才「漢賊不兩立」，主動退出由她參與創建的聯合國。
聯合國將創始國中華民國趕走，迎接一個冒牌的共產中國入聯，實為這個國際組織的恥辱。中共挑戰國際秩序，赤化國際組織就始於那一天。諷刺的是，尼克松幫助共產中國走出孤立，卻導致盟友中華民國逐漸失去在國際社會立足的空間直至今天。
第二，美國接受中共「一個中國」的主張。
促成共匪叛亂集團入聯並竊居安理會席位，只是美國賣台的第一步，也是中共的意外收穫；毛周都沒有料到當年能順利入聯。不過，「排我納匪案」並未涉及台灣的政治地位和歸屬。中共雖然取得「唯一合法代表」的名頭，卻難以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也無法剝奪中華民國的法統。中華民國就像一面鏡子，照射出共產中國非法政權的真實屬性。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硬要國際上承認台灣是共產中國的一部分。中共尤其需要美國的背書。
如前所述，中共在給美國的正式回覆中都沒有提及有關一個中國的要求，而是把台灣問題歸結為美國撤軍。基辛格在第一次訪問北京時，周恩來才當面提出台灣是中共國一部分。當基辛格指出這屬於額外要求時，周恩來表示，「那是因為交換意見必須把全部觀點都說出來」。可見直到那時，中共對能否從美國那裡討到便宜還信心不足。沒想到基辛格緊接著回答：「當然，我這樣說並沒有批評的意思，而只是想把問題分成兩部分，先談撤軍，後談政治沿革」。[45]周恩來聞言大大鬆了一口氣，在第二天的談判中明顯強硬，一口氣提出關係正常化的五個條件，而基辛格竟欣然全盤接受。他完全忘記了尼克松曾指示他「非必要時避免顯露放棄支持台灣的意願」，但也許他知道尼克松只是說說而已。
周恩來的五個條件是：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地位未定。
基辛格表示，後三條他當場就可以答應；尼克松與毛見面時也會重申，而第二條也就自動解決了。正式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即建交）則需要在尼克松連任後實現，因而也只是時間問題。[46]
至於駐台美軍問題，基辛格向周恩來解釋，三分之二在台兵力是為支援越戰。一旦戰事結束即可撤出。餘下的三分之一也將隨著與中共關係改善而撤離。尼克松與周見面時又私下承諾，無論與共方談判進行的如何，他都將在任內撤出全部駐台美軍，但乞求周恩來在《上海公報》的措辭上給他留有餘地。尼克松表示他一定會做得比公開說的要多，但回美後必須向國會和公眾表明沒有祕密協定。[47]
不幸的是，歷史反覆證明，文明與邪惡交往，在原則上讓步往往都是單方面的。基辛格在與周恩來的首次會談中曾說：「我們雙方都恪守我們各自的原則，如果我們放棄原則，就不可能充任負責任的國際角色，也無法構建持久和平」。但《上海公報》表明，堅守立場的是共匪，作出重大讓步的是美國。
當時隨訪的國務卿羅傑斯被排除在公報起草小組之外，直到發表前一天才看到定稿。當他發現公報故意略去有關《中（華民國）美共同防禦條約》內容，曾表達強烈不滿，迫使基辛格重新和周恩來談判。結果還是美國妥協，將原有的美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內容一併去除。
為了掩蓋出賣台灣的實質和安撫國內輿論，基辛格在一個中國的表述上也頗費了些腦筋，也就是後來出現在《上海公報》裡的那句話：「美國認知（acknowledge，意即「知道了，不含認同之意」），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句話也是對中共讓步的結果。
國務卿羅傑斯中意的版本是：「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注意到雙方的這一立場」。[48]
雖然兩個版本都故意沒有指明「中國」的身分，但基氏的措辭顯然更有利於中共。比如，中共故意把「認知」翻譯成「承認」，誤導大陸讀者美國認可中共的觀點，而如果採用羅氏的「注意到」，中共則無法扭曲原意。而美國的「無異議」之說也讓中共逕自解釋為美國同意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此外，羅氏也刪去「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中的「所有」二字，給台灣人留下了空間。
中共什麼都沒做，也什麼都沒失去，就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成為大大的贏家。
美國什麼都捨得出讓，卻什麼都沒得到，除了在中共宴席上賺個酒足飯飽，輸得精光，包括原則、正義、信譽以及未來的國運。
（四）尼克松、基辛格是中共暴政的「恩人」
美國接受中共的五個條件，用模稜兩可的外交辭令附和中共強詞奪理的一中原則，對中共外交自那時起一直陷於被動，造成美國的外交政策由中共制定的荒唐局面。美國等於自願讓中共捆住手腳，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框裡打轉而難以突破。共匪方面猶如空手套白狼，坐享無本之利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之久。
美國背信棄義，自願遵循中共強加的在暴政與自由間二選一的無賴邏輯，放棄享有相似價值觀的中華民國盟友，自我消弱第一島鏈上的反共同盟，不但給亞太地區安全帶來隱患，也給美國國家聲譽留下莫大污點。
美國喪失原則，承諾不支持一中一台及台灣地位未定，無異於將台灣人民的命運交予中共暴政，與美國捍衛自由，維護正義的理念相悖。尼克松在談到與北越共黨談判時曾說過，一個背叛盟友，讓朋友失望的國家無法保持偉大。南越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不容談判。可他為討好中共，反共盟友和台灣人民的自由皆可拋棄。
尼克松跟馬歇爾一樣，都沒有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人，其實並不屬於真正的中國人。尼氏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好感，影響和軟化了他們對中共暴政的價值判斷。尼氏在跟駐華大使馬康衛的一次談話中表示，如果中國大陸的七億五千萬人民置身於一個優良制度之下，他們將引領世界。他們是與眾不同的一類人。[49]可見尼克松把共匪看成了中國人的一部分。解密後的尼克松、基辛格二人的會談記錄顯示，他們對共匪暴君似一見如故，推心置腹，和盤托出，毫無設防，簡直看不出他們是在跟自由世界的敵人談判，倒更像是在與久別重逢的朋友交心。美國對中共暴政之通融與慷慨，甚至勝於對真正的友邦。對內外交困的中共來說，尼克松、基辛格就如同「恩人」，難怪毛澤東不但聲言要投尼克松一票，而且尼克松因水門醜聞下台後，還派專機接他來北京再次會面。尼氏受寵若驚，欣然前往，實為其個人及美國的又一醜行和污點。
其實，美國是最沒有理由背棄台灣的。兩個中國的局面，恰恰是美國自己先前的戰略失誤直接造成的。若非馬歇爾飛來橫禍，國民政府剿共建國之大業恐不致功敗垂成。本身就有愧於中華民國，美國在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同時，本應基於中華民國在法理上無可爭辯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理直氣壯地維持中美之間的國家關係，更何況中華民國還是美國與自由世界的反共盟友，而中共則是中美兩國及自由世界的共同敵人。
然而，歷史竟然如此無情。命運多舛的中華民國在被杜魯門與馬歇爾拋棄之後，又慘遭尼克松與基辛格出賣。蔣中正在日記中感嘆道：「自二十五歲以來，經過無數憂患與恥辱，尤以對外之磨折扭絞，非使我國脈民命徹底消除而不止的美國政府，虛偽欺詐之玩耍，令人無法忍辱，巳達極點。此乃自民國卅一以來，史迪威、馬下兒（馬歇爾）以至今日尼克生等，是極盡人世所最難堪之一次也」。
與共匪喪失原則和立場的交往和接觸本身，無論理由多麼冠冕堂皇，都是被邪惡同化的過程。七十年代末，美國困在一個中國的陷阱越陷越深，卡特政府終於背棄傳統盟邦中華民國與共匪建交，承認中共暴政為全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單方面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出駐軍及軍事設施，限制對台軍售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自身及自由世界的長遠利益拱手相讓。
美國被虛幻的「一個中國」套牢後的種種惡果，隨著時代的演進，尤其是中華民國民主轉型和中共暴政殭屍撅起，越發顯露出來。
1996年，中華民國實行總統直選，成功轉型為民主國家。然而，中共暴政視自由台灣為其合法性最大的威脅，發起對中華民國的全方位圍剿，企圖赤化並最終吞併台灣。台灣人民雖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卻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眼看自己的國家在人權惡棍的層層圍堵下淪為國際賤民。中共的所謂」一中原則」(包括後來的「一國兩制」)以維護國家主權為名，對抗國際社會人權高於主權的共識，強賣共產邪黨是非顛倒的歪理邪說，脅迫西方接受中共極權奧維爾式的胡言亂語。共匪獨裁政權在大陸地區不公不義還不滿足，竟從新制定國際規則，規範自由世界主流文明的言行，而國際社會聽之任之，甚至隨波逐流久矣。正邪之顛倒，世道之惡變令人瞠目結舌。
更為嚴峻的是，中共暴政在台海及南海向自由世界反攻倒算，鋌而走險的機率大增。共匪雖然從未放棄武力犯台，但在與美國建交初期，其實力微不足道，不過是異想天開。然而，在美國綏靖政策的庇護和縱容下，共匪的軍力惡性膨脹。而美國受一中政策的約束，特別是817公報對台軍售自我設限，兩岸軍力嚴重失衡已多年，在加上美國對協防台灣採取戰略模糊方針，也間接助長了共匪的野心。如今共匪不但威脅自由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且開始在南海、西太平洋及太空領域頻頻向美軍挑釁亮劍，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時過境遷，美國卻再嘗同一苦果。又一次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尼克松打開通往中共的大門無疑是他個人的成功，讓他以壓倒性優勢贏得連任，代價則是為所謂共同利益而放棄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人權、民主、正義等核心價值觀。而由他主導的對中共的無條件綏靖，作為政治遺產留傳下來。尼克松之後的所有美國總統，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延續了對中共暴政的綏靖政策，幾乎使之制度化和模式化。蔣中正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中曾預言，中國問題如何解決，將決定世界的安危與人類的禍福。由尼克鬆開啟的長達數十年的親共歷程，充分驗證了蔣公之先見之明，因為美國雖然搞垮了蘇共，卻又親手培植了一個比蘇共更凶殘，野心也更大的中共邪惡勢力，使美國步入衰敗，世界秩序亦為之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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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