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國時美國對中共的誤讀幫助中共奪得了政權，那麼文革後美國對中共的再次誤讀則幫助中共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世界則目睹了《農夫與蛇》的悲劇一再上演。「這次回來，我們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經去世了，他們在我們的心中就等於中國的一半。可是，這一半，我們永遠地失去了！」1972年5月，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說，這是他1946年離開中國後第一次踏上中國。在其間的26年中，他隔岸觀火，想像著美國能與心中的中國修好，但是卻不知中共到底在中國幹了什麼，即使兩位摯友的離世也未將他喚醒。
此時，文革的狂潮仍席捲中國，批鬥與迫害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但這位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漢學泰斗卻錯誤地以為，與中共修好，就可以重拾那逝去的半個中國。1973年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尼克松先生訪華向人們昭示，共產主義已經變好了，或變得中立了，我們完全丟棄了五十年代出現的所有令人驚異的東西。」
直到看到鮑若望根據自己在中國監獄七年的經歷而寫成的血淚之書《毛澤東的囚徒》後，費正清才深受震動，這讓他感到毛骨悚然。作為當時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通」，費正清卻這麼晚才知道在中國發生的悲劇，也說明中共的惡行在世界面前隱藏的如此之深。
1973年11月，費正清為此書寫了一篇評論，被中共視為敵意行為而記錄在案。後來，當他要求到中國去的時候，中國拒絕給他簽證。但1975年5月，費正清還在稱讚毛澤東「始終是最偉大的解放者」，殊不知毛在三年大躍進及歷次運動中造成了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當鄧小平帶著親切的笑容訪美之後，費正清和他的同事們又興奮了，認為中國願意走向民主。直到1989年「六四」的槍聲把他們驚醒，美國的中國專家們對中共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費正清終於在1991年臨終前兩天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新中國史》（China: A New History），有機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糾正了以前對中共的錯誤認識，承認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和毛澤東的革命——「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當時的中國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領導下，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
而這距他1931年第一次到中國已經60年，而他對美國政府提供的錯誤信息和判斷所造成的影響已經無法挽回。那麼，是什麼讓這位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通」看走眼了呢？
1949的錯判
1907年出生於美國的費正清，逝世於1991年，一生貫串二十世紀，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東西方陣營的冷戰，目睹了共產主義的興起，晚年則看到它在東歐的覆滅。他一生結交甚廣，對學界和政界影響很大，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費正清原名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irbank），為了撰寫19世紀中英關係的博士論文，1931年夏赴中國調查進修，開始學習中文，與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等人結為好友，他與妻子費慰梅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所取。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費正清被美國政府派駐重慶，擔任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併兼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來華，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因他早年在中國的經歷與人脈，以及曾服務於美國政府，後又執教哈佛大學，被美國朝野認定為「中國通」。
不過，這位公認的「中國通」，在中共謊言下只看到中共希望他看到的。1946年6月，費正清夫婦訪問了共產黨的邊區所在地張家口，費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創建新生活」。中共軍隊協助農民幹活，幫助農民收糧食，組織互助種莊稼，辦農村合作社，跟農民交朋友。訪問歸來，費正清在美國刊物《大西洋月刊》撰文：「一個旁觀者感覺到最觸目的一件事，是他們從中國農民最迫切的需要——經濟改善，這是作為他們立黨的基礎。」而中共對地主的殘殺，中共殘酷內鬥卻是他根本看不到，甚至想像不到的。
在決定中國走向的關鍵時刻，費正清還在美國散播國民黨腐敗的言論，打擊國民黨的信譽，建議美國拋棄蔣介石，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符合美國利益，甚至主張讓中共政權在聯合國獲得一個席位。費正清因此成為中共眼中的英雄，同時也遭到國民黨的痛罵。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中國專家們都看到有必要以軍事遏止共產主義勢力，費正清在1951年12月寫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談到中國的共產主義同樣給中國人民帶來可怕的前景，被國家強迫從事大規模奴隸式勞動，壓抑、摧殘和毀滅人的個性，子女檢舉父母、鄰裡彼此監視和告密等。
看到毛澤東政權開展整頓知識分子運動，費正清也感到憤怒和震驚。他在給一個台灣人的信中寫道：「現今的共產黨政權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國歷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詐的一種。」1952年，他在聽證會上作證說，共產黨利用權力，使每個人入其彀中，被這個政權控制、孤立和利用。後來，他悲哀地說：「在中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樣付諸東流的，以及這種狀況怎樣使起義成了唯一的出路。」
1989的驚醒
但是，費正清看中國是相當矛盾的，他分不清中國人民的善良和中共的險惡，把與他熟識的周恩來等人當成聰明有趣的朋友，卻看不到他們普通人外表下掩蓋的殘酷與毒辣。1969年尼克松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費正清等人就寫信給尼克松，建議美國跟中共進行接觸。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費正清撰寫的《美國與中國》是尼克松與中國人舉行歷史性會見之前閱讀的兩、三本書之一。
但是，費正清與尼克松卻不知道，尼克松在北京街頭看到的景象全部是策劃好的，全部是中共營造出來的歌舞昇平。當時中國日用品緊缺，要憑票採購，突然貨架上琳琅滿目，不過大家假裝採購後，商店還要把東西收回去。這些發動人民扮演的假戲，外國人怎麼可能看透呢？
即使「六四」的槍聲驚醒了美國人，但是在國務卿基辛格等親共人士的作用下，美國對中共採取了不作為的姑息政策，費正清的繼任者們仍被中共迷惑，而他們的思想形成已經經過了一個階段。1955年，費正清與同事創辦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得到很多資助，也培養了很多研究漢學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作為學術泰斗，影響了一大批人。
在中國開始崛起的八十年代，美國學界流行「麥當勞必勝」理論，認為「中國人吃的東西（漢堡包）跟我們越來越像，他們就會越來越像我們。」《紐約時報》的左派專欄作家紀思道說：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喝美國「星巴克咖啡」了，當人們的咖啡選擇多於領袖選擇，政治變革則不可避免。美國商界、學界，包括政界領導人等，普遍都傾向這種「接觸理論」，誤以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會逐步邁向政治民主，實現和平演變。事實證明，這一切並未發生，中國人喝咖啡穿西裝出國留學，但中共卻更獨裁。
如果說民國時美國對中共的誤讀幫助它奪得了政權，那麼文革後美國對中共的再次誤讀則幫助中共實現了經濟騰飛。世界就這樣目睹了農夫與蛇的悲劇一再上演。
直至1997年，朱鎔基赴美前夕，兩位前駐中國記者理查德• 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合寫了《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書中斷言：「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的敵人。」
在中國威脅論被提出來時，費正清的繼任者、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卻站出來為中共辯解說，這一結論建立在對事實缺乏分析的基礎之上，是一種錯誤的導向。
恰如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所評價：「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
中共是歷史上最富陰暗謀略的組織，多次僵而不死，敗而不潰，稍有機會便藉機還魂。中共示弱，便是誘騙國際社會放鬆警惕，接納之，扶助之，而後伺機而動，反齧恩人；中共逞強，是恐嚇國際社會，放棄對公義與自由的守護，自動繳械，威嚇控制。
2019的遏制
馬若德也曾擔任過哈佛大學東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他攥寫了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美國少數清醒的中國專家之一。他認為，在中共極其腐敗、中國的環境遭到巨大破壞的情況下，現在人民跟中共政府沒有任何關係，人民並不擁有這個政府。
這幾年，像馬若德這樣清醒的人多了起來。1945年出生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當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通」之一，他自2014年起擔任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還是美國國防政策顧問，是川普總統信任的中國問題專家。
白邦瑞在《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的第一章「中國夢」中就指出，中共在1949年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後，就一直在籌劃一百年後2049年前，要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最初儘可能從蘇聯取得協助，再跟西方世界取得協助，蘇聯人已經看透中國要取代蘇聯強權，而西方世界仍一無所知。
《百年馬拉松》的內容，主要根據各種解密情報文件，以及白邦瑞與歷年中共變節者的祕密訪談等寫成。書中記錄的匿名中共變節者證詞，十分引人入勝。例如1990年代初，美國接收了兩名來自中共高層的「變節者」白先生和綠小姐。白先生指中共的反美鷹派已在黨內鬥爭中勝出，得到鄧小平支持。他告訴白邦瑞中共並無誠意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更遑論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相反，綠小姐告訴白邦瑞，中共現在是改革派當道，中國的領導層都在努力以美國為師，將中國經濟改革成美國的模樣，之後政治改革便會自然出現。
1990年代美國奉行幫助中共建設經濟和進入世貿的政策，高層都選擇性地相信綠小姐之類的情報。但後來綠小姐在美國定居後，中情局揭發她是雙重間諜，並將她逮捕。之後中國的發展，證明白先生當年提供的情報才是準確的。
白邦瑞通過這兩個變節者的故事，說明中共無時無刻不在故意提供錯誤情報給美國，讓美國產生中國對美很友善又有決心改革的幻像。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結果被中共愚弄。例如美國幫助中國加入世貿，希望這會加速中國改革，但這些並沒有發生。
白邦瑞表示，川普總統曾說到點子上。「當總統在談論他的前任時，不僅是總統奧巴馬，更可以追溯到喬治·布什和他的父親與克林頓時代，前任總統已經讓中共習慣於——它們可以欺負美國公司，它們可以欺負香港，而不用承擔什麼後果——而美國只要將人權報告歸檔到幾段文字就完事了。」
白邦瑞在他的書中說，對中國的迷思存在於美國和西方的學界、智庫、金融機構和政府當中，有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為了自己同中國的經濟利益，為了害怕得不到去中國的簽證，或者得不到研究資助而不敢面對事實。白邦瑞之所以能夠痛陳這些迷思和誤區，就在於他本人就曾經是這些迷思的信奉者。而這種對中國誤判的結果就是美國養虎為患，讓中國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迅速成長為一個強勁的對手。白邦瑞認為，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覺醒得太晚。眾所周知，直到2019年美國才實施貿易制裁等多方位的制裁中共的措施。
與費正清隔岸觀火、相信自己想像中的中共不同，白邦瑞能切實了解到在中國發生的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曾舉例說，一個美國上訴法庭法官最近訪問中國時，中國法官對他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共和黨如何介入法庭裁決？法庭如何得到共和黨的指導方針？是否由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電話給法庭一個草擬的裁決？這位美國法官答覆說：「不，這在美國是違法的，無論民事或刑事審判，政黨繞過審判涉入法律程序是違法的。」這名美國法官說，房間裡的中國法官聽到他的答覆都感到吃驚，認為他在說謊，他只是不願承認政黨在擬定法律裁決扮演的角色而已。
他還風趣地說，你完全不需要情報部門的幫助，只要每年花上55美元訂一份《中國日報》，這些論調就會自動送到你家門口。裡面充斥著「每個西藏人都很幸福」、「不要打貿易戰，美國必輸無疑」等觀點。
今年4月1日，白邦瑞接受福克斯採訪時表示，從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中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共篤信欺騙」。5月接受採訪時，白邦瑞表示，中共最怕的事情有三件：政府垮台、被世界圍剿、川普連任。
如今的美國大選，已經有證據證明中國干預美國大選，不讓川普連任、把不喜歡川普的人計入中共勝算的砝碼，更印證了這一點，也讓很多人看清了共產主義企圖摧毀民主社會的真實面目。所以很多美國人參加挺川滅共的遊行時表示，他們反對的是作假、反對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捍衛的是美國的民主和價值，捍衛的是信仰與所有美國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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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明慧網/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