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北與潘漢年齊名，是中共最著名的兩個「高級特工」，素有「南潘北王」之稱。
毛澤東曾稱讚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中共元帥賀龍在一次會議上稱讚王超北，「他的一個情報，抵得上一個師！」
王超北被關押17年零9天
1962年9月20日下午3點左右，王超北到北京醫院探望他30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的老領導王世英後，剛走出醫院大門，就被兩個彪形大漢，一左一右，將他架住，拖著他，塞進了路邊的汽車。這一天，王超北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包庇反革命，為特務、叛徒翻案」。
王超北後來寫道：「我被捕後的第二天，審查，不，審訊就開始了。原本我認為，這不過是又一次黨對我的歷史和我幾十年為黨工作的審查，是會很快過去的。因為我曾經幾次經歷了磨難、挫折以至於入獄受審。然而，我估計錯了，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次獄中審查，竟從1962年9月20日一直持續到1979年年9月29日，長達17年零9天。」
王超北，陝西省澄城縣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是澄城、延安的中共黨團組織創始人之一，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政治處處長，八路軍駐南京、武漢、重慶、西安辦事處科長，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
王超北為毛澤東提供大量重要情報
1949年10月1日前，王超北的工作，可以概括為，冒著生命危險，將萬貫家財全部貢獻出來，為中共送錢、送物、送情報，為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立下汗馬功勞。
王超北寫道：「1938年到1940年，我在中央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為黨先後做過七次生產、運輸工作，前六次都是在李克農直接領導下完成的。領導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只要對黨有利，我就去做。」
「1938年，有一次，李克農叫我每月為代表團提供一萬元，並稱如果被國民黨查出來，不能說是為共產黨做生意，只能說是個人利用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做生意，不能涉及政治問題。我認為，這是黨對我的信任，認為我靠得住，才叫我做的，我應該努力做好才是。」
1940年冬，王超北用他父親留下的15000銀元和元寶，還有一麻袋大煙土，約五、六千元，買下西安大蓮花池街7號和王家巷24號甲、24號、25號4個院落，花了幾年功夫，建成了中共西安情報處機關及其祕密地下工作室。
王超北設計了一個複雜的大工程：在地下5米深處挖了兩個窯洞，一個用於印刷文件，另一個安放電台。地道內，有通向地面的天線設備，還有存放密碼和文件的密室，調節空氣的天窗設在地面廚房的煙囪裡，傳遞消息和食品，則通過後院的水井。四個院落表面看，互不相干，但在地下是相通的。這4個院落成了中共在西安最重要的情報中心。
1939年到1949年，在擔任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的10年間，王超北一共設立了8部祕密電台，甚至把電台設在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兼陝西省保安司令祝紹周辦公室附近的地下室裡，將國民黨在西安的中統特務專員李茂堂，發展成中共西安情報處副處長，先後向毛澤東發回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2400多份，30多萬字，同時，開闢了東路、北路和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由交通員設法給毛澤東傳遞了大批祕密情報，為中共保衛延安，取得西北戰場勝利，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陝西宜川瓦子街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中，特別在宜瓦戰役前後，王超北通過各種渠道，及時向毛澤東提供了大量關於胡宗南部隊的政治、軍事等重要情報，使毛澤東對胡宗南的人事調動、兵力分配、作戰部署了如指掌。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表揚王超北說：「最近你處所來軍事情報頗有價值。」次年7月，進一步表揚他說：「一年來，你處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很大，望繼續努力。」同年8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毛澤東幾次指示王超北，要他了解南京軍事會議內容。王超北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把這個軍事戰略情報弄到手，並及時報告毛澤東，為毛澤東發動三大戰役以極大的幫助。
習仲勳被打倒 王超北緊跟其後被打倒
一個傾其所有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老革命」，怎麼在一夜之間，被逮捕入獄，一關就是17年呢？這件事與當今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有直接關係。
習仲勳是陝西人，王超北也是陝西人。習仲勳是1962年被打倒的，王超北也是1962年被打倒的。
當時，習仲勳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祕書長。習仲勳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他曾經審閱過劉志丹的弟媳、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寫的一本小說《劉志丹》。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接過康生遞給他的條子念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之後，毛澤東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就這樣，《劉志丹》這本小說定性為高崗反黨集團翻案的大毒草，習仲勳成了西北反黨集團頭目。王超北也因此受牽連，被康生誣陷為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
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紅旗飄飄》叢刊，專門刊登一些老幹部的回憶文章。王超北應約寫了一篇《古城斗「胡騎」》，回憶當年西安情報處跟胡宗南的鬥爭故事。按照有關規定，凡是涉及中共祕密戰線的回憶錄，必須送中央調查部審稿。不巧的是，這個稿剛送審，中央調查部部長李克農去世，部裡正忙著為李克農辦喪事，根本無暇顧及審稿之事。
當時，《紅旗飄飄》第17集已編好，待《古城斗「胡騎」》一文送審通過後，即可發稿。為了及時出版，編輯問王超北，可否將他的稿子送熟悉當年情況的中央領導審閱。王超北說，那就送習仲勳副總理審吧。編輯很快收到習仲勳「可以發表」的批示。《紅旗飄飄》第17集立即付印，首印30萬冊。
沒有想到的是，這一集剛出版，正在外地採訪的編輯，突然接到出版社的電話，叫他趕快回北京，說《古城斗「胡騎」》出事了，中央調查部來電話，說王超北為叛徒翻案，已經被抓起來了。緊接著，中宣部派調查組，追查《古城斗「胡騎」》的寫作、編輯和送審經過，宣布《紅旗飄飄》17集有嚴重政治問題，30萬冊全部銷毀，《紅旗飄飄》被迫停刊。
王超北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
1962年9月20日至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德勝門監獄、秦城監獄等多個地方。被關秦城監獄的時間最長。先後被囚禁於東北樓、東南樓、西北樓、南樓及西邊新建的樓內。最初的罪名是進行反革命翻案活動，「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等大帽子。
期間，受審400多次。王超北的所有申訴、爭辯全都無濟於事。他曾6次寫長文向中央控告，全部石沉大海。據王超北回憶，審訊人員曾對他說：「王超北，你的態度極為惡劣，交待問題譁眾取寵，避重就輕，不接觸實質，企圖矇混過關，實難容忍。我告訴你，王超北，我們是經過反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拿到了你在西安參加國民黨中統局的確鑿證據，才把你逮捕關進監獄的。這不是嚇唬你，也不是欺騙你，你必須徹底交待你和中統局的關係問題，才能得到寬大處理，組織才能給你出路。黨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是干過公安工作的，是懂得這個大道理的。我們希望你早日悔悟，不要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是專案組對你的忠告。」如此審來審去審了13年。
1975年5月27日，王超北突然接到通知：「限三日內離開北京——換個環境，給予結論」，實際是流放江西省珠湖農場軟禁。王超北拒絕在所謂「結論」上簽字，隨後又向中央寫出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申訴材料。結果，適得其反，被視為現行反革命活動，重新收監，再次被關進秦城監獄。直到1979年9月29日，才獲釋回家。但冤未伸、案未結。
出獄後，王超北為討回清白，繼續全力向中共中央主席、中紀委、中央組織部為原西安情報處申訴，為原西安情報處的工作人員申訴，為他本人申訴。直到1979年10月5日，王超北才在中央對「王超北問題平反覆查結論」上簽字，並寫下「基本同意，另有幾點意見，詳見另頁」十四個字。
結語：
中共兩大特工——潘漢年、王超北，都是為中共出生入死立了大功的人。潘漢年1955年被祕密抓捕，曾被關秦城監獄；1963年被判刑13年；1967年再次被判無期徒刑；最後在湖南勞改農場病亡；王超北雖然沒有被判刑，卻一直被關押17年多。
1949年中共當政前的地下黨員，亦即中共特工，在1949年後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幾乎全部挨整，很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數慘痛的教訓告誡今天仍在給中共當特工的人：繼續跟中共賣命，最終都難逃厄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