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7日，即總統選舉日，秘魯目睹了一個毛派游擊隊的第一次武裝行動，該行動被稱為Sendero Luminoso（光輝道路，即秘魯共產黨）。為了宣布「人民戰爭」的開始，年輕的武裝分子找到並放火燒掉了丘斯奇的投票站。沒有人注意到。幾個星期後，首都利馬的居民發現狗從燈柱上垂下來，脖子上貼著鄧小平的名字。「修正主義」的中國領導人被指責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是誰採取了這種可怕的做法？
20世紀70年代後期對秘魯來說是一個特別動盪的時期。1977年至1979年期間發生了六次總罷工，之前在阿雷基帕、阿亞庫喬、庫澤、萬卡約和普卡爾帕等省級主要城鎮發生了大規模示威。它們伴隨著圍繞抗議者要求的大規模「防禦戰線」的出現。這些戰線成為了秘魯共產黨的支柱。在阿亞庫喬，防守陣線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在蓋丘亞，阿亞庫喬意味著「死區」，事實上，它是該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這裡只有不到5%的土地可以耕種，人均年收入不到100美元，預期壽命只有四十五年左右。嬰兒死亡率約為20%，而全國平均值為11%。正是在這個受社會問題困擾的地區，「光輝道路（秘魯共產黨）」首次應劫而生。
自1959年以來，阿亞庫喬還擁有一所活躍的大學中心，專門從事兒科學、應用人類學和農村工程學。一個革命性的學生陣線在那裡發展並在大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初，保守的共產黨人、切．格瓦拉的支持者和毛澤東主義者都想爭奪控制權，但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一位名叫阿比馬爾．古茲曼的年輕毛派的哲學教師擔任了主導角色。
古茲曼於1934年12月6日出生於利馬，他開始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和一個才華橫溢的學生。1958年，他加入了共產黨，在他的學生時代之後，他很快就通過他的修辭天賦獲得了注意。1965年，他幫助建立了共產主義組織班德拉羅亞（紅旗），這是中蘇分裂後秘魯共產黨內部分裂的產物。根據一些報導，古茲曼訪問了中國。1966年，政府在起義騷亂之後關閉了大學。此時，由古茲曼領導的班德拉羅亞的毛派成立了阿亞庫喬人口防衛陣線，並於次年開始了他們的武裝鬥爭。1969年6月，古茲曼參與了阿亞庫喬省北部韋爾塔的助理長官奧克塔維奧．卡布雷拉．羅莎的綁架活動。他在1970年因威脅國家安全而被監禁，但幾個月後被釋放。在1971年的紅旗報第四次會議上，另一次分裂導致了一個新的共產主義團體的形成，被稱為「光輝道路」。這個名字取自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atégui）的說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將開啟通向革命的光輝道路」。武裝分子的英雄古茲曼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劍」（僅次於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小說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分析了古茲曼的革命性項目如下：「在他看來，馬林蓋吉在20世紀20年代所描述的秘魯與當時毛澤東所描述的中國現實基本相同──一個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社會」，通過遵循與中國革命相同的戰略來解放：在城鎮和鄉村進行的長期人民戰爭……他聲稱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斯大林的俄羅斯、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
從1972年到1979年，秘魯共產黨似乎滿足於控制學生組織。它得到了利馬聖馬丁德托雷斯技術大學學生的支持，並滲透了小學教師工會。許多秘魯共產黨的鄉村游擊隊網絡都由教師領導。1977年底，古茲曼躲藏起來，開始準備組織武裝鬥爭，這一過程於1980年3月17日由黨員正式批准。由卡洛斯．梅佐奇領導的托洛茨基派和來自普卡拉克塔集團的毛派持不同政見者加強了秘魯共產黨軍隊。武裝鬥爭的時刻到來，1980年12月23日暗殺一名被稱為貝尼尼奧麥地那的土地所有者的丘斯奇行動是第一起「民眾正義」案件。儘管秘魯共產黨在早期處置的人數不超過200至300人，但它很快就開始有條不紊地消滅了中上層階級和國家安全部隊的成員。
1981年，圖突斯、聖荷西德塞克瑟和庫因卡的警察局遭到襲擊。1982年8月，秘魯共產黨分子襲擊了維埃卡華曼的警察總部，殺死了6名反游擊隊警察（sinchis，克丘亞語中的「英勇」或「勇敢」）；其他15人要么乘飛機離開，要么被俘虜。由於游擊隊沒有外界援助，他們從礦場拿走了警察的槍枝和爆炸物，如果遇到任何抵抗，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攻擊礦工。馬拉卡（一種傳統的抵抗行動）拋出的炸藥棒迅速成為了森德羅最喜歡的武器。除了這些襲擊之外，游擊隊還對公共建築、電力線和橋梁進行了多次攻擊。突擊隊員在阿亞庫喬站穩腳跟，於1982年3月入侵該市，釋放了297名政治犯和普通罪犯。對襲擊的精心策劃、城鎮的滲透以及對幾個不同警察目標的同步行動都顯露出秘魯共產黨處在顛覆運動中長期細緻的學徒學習期。
為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人民公社」網絡，秘魯共產黨開始著手摧毀所有政府設施和基礎設施。1982年8月，一個秘魯共產黨突擊隊組織摧毀了奧帕哈卡的農業研究和實驗中心，屠殺動物並放火燒毀機器。一年後，駱駝科（駱駝、野駱駝和羊駝）技術研究所煙霧繚繞。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腐敗媒介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也被屠殺。項目負責人帝諾．阿蘭薩亞被謀殺，他的身體被炸碎。在證明這一行為的合理性時，秘魯共產黨分子聲稱他是「封建和官僚國家的代理人」。在接下來的八年裡，有60名工程師在農村地區遇難。非政府工作人員也未能倖免：1988年，為美國國際開發署工作的美國公民康斯坦丁．格雷戈里被秘魯共產黨殺害；同年12月4日，兩名法國救援人員遇害。
古茲曼曾預言「革命的勝利將耗費100萬人的生命」──當時秘魯人口只有1900萬。遵循這一原則，秘魯共產黨開始著手消除討厭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所有象徵。1982年1月，他們在學生面前處死了兩名教師。幾個月後，67名「叛徒」在公開場合被殺，表面上是根據「人民的判決」。在早期，農民並沒有太多關註一些土地所有者和國家官員的被謀殺，部分原因是稅收高、借貸利率過高，但是，針對貿易商和中產階級的成員剝奪了農民的一些關鍵利益，包括以負擔得起的利率貸款、工作和各種援助。作為「革命純潔」運動的一部分以及為了鞏固秘魯共產黨控制的努力，游擊隊還襲擊了生活在高原上的abigeos群體（牛盜賊）。這項針對犯罪的運動純屬計謀，自1983年以來，秘魯共產黨一直與瓦奴可的毒品走私者合作。
在受種族衝突困擾的地區，秘魯共產黨盡其所能地激起對利馬中央政府的仇恨，用「總統貢薩洛」（Abimael Guzman’s nom de guerre）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過時的殖民地遺物。秘魯共產黨聲稱以波爾布特尋求收回吳哥王朝時期高棉純度的方式捍衛印第安人。結果，游擊隊最初得到了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支持；然而，不久之後，幾乎所有的印第安人和農民領導人都對秘魯共產黨的血腥暴力和強制手段感到不滿。1989年，在阿馬佐尼亞上游，阿沙凝卡人被迫參加了秘魯共產黨或遭到報復。在被置於軍隊保護之下之前，他們中有近25,000人生活在叢林中。
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阿亞庫喬地區完全處於秘魯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它試圖在該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妓女被剃光頭，不忠實、醉酒的丈夫被鞭打，表現出任何抵抗跡象的人都被用錘子和鐮刀剃光頭髮。任何被認為是「不健康」的慶祝活動都被禁止。社區由「人民委員會」控制，每個委員會由五個「政治委員」管理，其金字塔結構與秘魯共產黨本身的政治和軍事組織相呼應。委員會被組織成小區，向該地區的主要「縱隊」報告，縱隊通常有7到11名成員。與政治委員相關的是助理，其任務是促進農村組織和生產，並負責「解放區」的集體工作。不服從或拒絕合作會立即受到死刑的懲罰。由於秘魯共產黨希望鄉村地區自給自足、不需要外援，游擊隊開始炸毀橋梁，這一政策引發了農民的強烈反對。秘魯共產黨經常以武力招募兒童，以維持對人口的控制。
政府對恐怖主義的最初反應是派遣特種突擊隊（sinchis）和海軍陸戰隊，但這項努力收效甚微。1983年和1984年，「人民戰爭」愈演愈烈。1983年4月，50名秘魯共產黨游擊隊員控制了魯可那曼卡，使用斧頭和刀具屠殺了32名「叛徒」以及其他一些被捕的人。67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兒童。這場大屠殺旨在向當局表明，秘魯共產黨毫無憐憫之心。在1984年和1985年，該組織擴大了對政府成員的攻勢，這項政策於1983年11月開始，市長在採礦中心塞羅德帕斯科被暗殺。幾位市長和副市長感到當局放棄了他們，他們辭職了；牧師也逃走了。
1982年，戰爭造成200人死亡。次年的死亡人數是這個數字的10倍。僅在1984年，恐怖分子就開展了2600多次行動，400餘名士兵和警察在這些行動中喪生。軍隊發動了報復。1986年6月，當利馬的三所監獄中的武裝分子譁變時，政府的鎮壓是凶猛的，造成超過200人死亡。而秘魯共產黨未能在結構良好的採礦工會和巴里奧斯中獲得任何重要的立足點，那裡已經存在強大的社會支持網絡。為了保持信譽，他們把努力集中在执政的多數黨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身上。1985年，7名阿普拉主義者（Aprist）以警察告密者的方式被殺害和肢解，他們的耳朵、舌頭和眼睛被割掉了。秘魯共產黨也在那年開設了普諾的新戰線。拉利波塔德幾個區以及瓦奴可省、拉瑪爾和上亞馬遜等省的幾個地區也受到游擊行動的影響。在庫斯科和阿雷基帕的發電中心進行了塑料爆炸襲擊。1984年6月，游擊隊員讓一列載有濃縮鉛的火車出軌，不久之後他們對載有銅的火車也做了同樣的事。
軍隊的反應越來越強烈。1984年，秘魯146個省中的10個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軍隊宣布，如果每60人中有3人被證實是游擊隊員，那麼大屠殺是合理的。阿亞庫喬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被屠殺事件。毫不奇怪，未定的農民開始更加看好秘魯共產黨，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政府改變了戰略，宣布它會考慮做農民的合作夥伴而不是敵人。軍事等級制度進行了重組，更好的招募方法使得與農民的合作更加密切。秘魯共產黨也開始改變策略，在第三次會議上分成不同的單位。自治單位負責游擊戰、破壞、恐怖主義和心理戰。
為了懲罰任何背叛「人民的力量」的人，秘魯共產黨在亞馬遜地區設立了勞改營。自1983年以來，被奴役的農民一直試圖離開由游擊隊控制的地區，游擊隊迫使他們在營地和古柯地區工作以滿足秘魯共產黨自己的需要。許多出生在高原上的孩子在那裡死亡，所有被捕的人都試圖逃跑。被困在營地並被迫參加學習課程的人，在那裡他們閱讀了貢薩洛總統的作品，囚犯們遭受了極度的飢餓和貧困。在孔本西翁地區營地的500名被拘留者就是這種情況。1987年12月，300名飢餓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設法從「秘魯古拉格」中逃脫，抵達叢林邊緣的貝倫。
由於已經證明自己無法改善下層階級的秘魯共產黨的殘酷行為，絕大多數農民逐漸放棄了古茲曼革命。秘魯共產黨也發現自己在與其它政治團體競爭。在工會的大力支持下，聯合左翼成功地抵制了秘魯共產黨的滲透，這種情況表明，他們更多地在家中進行血腥鎮壓，而不是組織社區項目。1988年和1989年，秘魯共產黨將目標鎖定在利馬和庫斯科，特別是周圍的棚戶區，這些都是革命文化的溫床。秘魯共產黨開始在那裡建立細胞，很快就消除了阻力。武裝分子還滲透了幾個慈善機構，包括「秘魯人氣援助」。秘魯共產黨系統地試圖消滅所有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並控制工會，但後一種努力再次遭遇失敗。秘魯共產黨還與恐怖組織圖派克阿瑪魯革命運動（MRTA）發生衝突，造成雙方和平民傷亡慘重。例如，1990年，有1584名平民和1542名反叛分子死亡。由於MRTA取得勝利和被軍隊騷擾，秘魯共產黨開始衰落。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內部的短暫矛盾加劇了這一過程，隨後一些關鍵人物以「追隨資產階級路線的叛徒」的名義被處決。
1983年9月，秘魯警方通過逮捕古茲曼最親密的同夥之一卡洛斯．梅齊奇，取得了對叛亂分子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然而，在政府在消除秘魯共產黨的領導人方面取得進一步進展之前，已近十年過去了。1992年9月12日和13日，古茲曼和他的同伴埃琳娜．伊帕拉吉雷被捕。幾週後，該組織的第三任指揮官奧斯卡．阿爾伯特．拉米雷斯落入了警察的手中。1993年3月2日，秘魯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玛戈．多明格斯（代號為Edith）也被捕。最後，在1995年3月，安全部隊發現了一支以瑪吉．克拉沃．佩拉爾塔為首的30人組成的游擊隊。儘管在消除共產黨集團領導地位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秘魯經濟的衰退導致了民眾支持秘魯共產黨員的增加：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秘魯共產黨仍然擁有約25000名成員，其中包括3000至5000名活躍成員。
秘魯衝突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為200億美元。據一些消息來源稱，秘魯共產黨造成25000至30000人死亡。農村的孩子們在秘魯共產黨的暴力活動中付出了特別沉重的代價；1980年至1991年期間，有超過1000人在恐怖主義行動中喪生，另有3000人受重傷。戰爭地區的家庭破裂也使大約5萬名兒童被遺棄或成為孤兒。（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