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城中，一個持錫杖、披袈裟的身影默默地穿行。他法名樂僔，是一位篤志修行的沙門。風塵僕僕的他，走過無數城鎮、林野，看遍人世繁華、落寞，他不曾停止，只為尋找一個清靜修行、証悟佛法的所在。
這一年，是前秦的建元二年（366年）。前秦，是十六國時期最強大的國家。氐族的苻堅以儒家的仁義理念治國，在梟雄割據的年代一度統一北方中原，開創一代繁華治世。而敦煌的奇蹟，就始於這個傳奇的時代。
這一年黃昏，樂僔走過宕泉河谷，來到三危山與鳴沙山下。鳴沙山頂，驀然向他閃耀著流金溢彩的光輝。那金光，燦然奪目，直上霄漢，光影中竟是千佛莊嚴慈悲的法相。一路苦行的樂僔終於得到了佛陀的諭示，他見證了世間殊勝壯美的神蹟。
樂僔立刻領悟到，這就是他一直尋找的清修禮佛的聖地。於是，他在鳴沙山的峭壁上開鑿了第一個石禪窟。這就是莫高窟以及整個敦煌石窟的緣起。
佛法東漸
正是從樂僔鑿石窟起，敦煌開始了佛教石窟的千年營建。佛法起源於當時名為身毒或天竺的印度，其東傳正是得益於絲綢之路上中原與西域在軍事、外交、商業、文化等全方面的交流。懷著弘法心願的僧侶，沿著絲綢商路一路東行，希望把了悟的佛理帶去更曠闊的地方。
如果說歷史的發展是有天意的，那麼我們回首思量這段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發展，它的繁榮果真僅僅為了滿足世人對金錢的追逐、對奇珍異寶的占有以及對異國世界的探索和經略嗎？
在東周禮崩樂壞、諸侯混戰的時期，諸子百家爭鳴，道家修煉與儒家思想體系興起。而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同樣是一個烽火連天的動盪年代，佛法在中原廣傳，啟悟世人另一重生命皈依的境界。敦煌人也因此得以聆聽佛法的聖音，從而擁有了本土的石窟寺廟，最終誕生了精美絕倫的壁畫與彩塑藝術。這才是敦煌文化最神聖也最美麗的精華部分。
樂僔並不是第一個來到敦煌的僧人。佛法的東傳，自有一番絕妙神奇的歷程。在兩漢時期，佛法開始傳入中土。據《魏書‧釋老志》，中華王朝最早出現「佛」的記載，是在漢武帝元狩年間。大將霍去病在第一次河西大戰中，一路打到焉支山，殺敵近萬，招降五萬餘眾，更把匈奴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作為戰利品帶回長安。
這個金人「率長丈餘」，漢武帝見了「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每日燒香、禮拜供奉它。[1]這尊來自西域的高大金人，就被認為是一尊佛像。而博望侯張騫在出使西域過程中，同樣聽說了有關佛教的資訊：相傳在大夏國相鄰的身毒國，一名天竺，那裡盛傳浮屠之教，浮屠即「佛陀」。
漢哀帝元狩二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入長安，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這是有文字記載的佛經首次出現在中原的事件。而佛法正式傳入中原，源於一位漢代帝王的夢中奇遇。東漢永平年間的一天，漢明帝夢見有一金人從天而降，飛入宮廷中。只見他形體高大，頭部有太陽一般的神光。
次日，明帝召集群臣為他釋夢，有大臣回答說：西域有神明，叫作「佛」，身高一丈六尺，通體金黃色，輕舉能飛。明帝夢到的金人，自然便是佛了。明帝聽了十分欣喜，遣使赴天竺國尋訪佛法。[2]後來，使者們找到了高僧摩騰，邀他到漢地修行。摩騰入漢後，明帝不僅盛情款待，還為他在洛陽城外修築精舍，即後來的白馬寺。
此後兩千多年來，佛法流布，佛寺林立，佛家修煉文化最終成為中華文化中與儒、道並重的信仰體系。
涼州佛教
佛教真正大規模進入中原，恰逢東晉崩亂的世道。永嘉之亂後，中原王朝無力掌控天下，朝廷與世家大族大舉南遷；胡人君主逐鹿北方，政權頻繁更迭，戰亂不止。黎民百姓流離失所，門閥士族徬徨無措。那些西方僧眾憑藉對佛法的正信，不畏艱險，經由絲綢之路來到了東土。他們的第一站，就是包括敦煌郡在內的涼州。
西漢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在天下設立十三刺史部，各領一州。涼州刺史駐武威郡，統領河西諸郡，範圍包括今天的甘肅、寧夏全境，以及青海、新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東晉歷史上，河西相繼出現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這「五涼」政權，轄境大體不出古之涼州疆域。
當中原飽受兵禍之苦時，涼州是唯一安定而富足的樂土，成為漢族士民在南渡之外的又一避難之所。素來敬天信神的華夏子民，在亂世中祈盼著太平的世道與生命的歸宿。而那些割據河西的霸主們在弱肉強食的世間，亟需為自己的統治找到精神支柱，同時尋求心靈的安寧與救贖。這一切，都奠定了佛法在涼州弘傳的基礎。
五涼時期，佛教在涼州深入人心，堪稱國教。《隋書‧音樂誌》載：「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張軌即前涼開國君主。歷代君主廣召名僧、大建寺廟，因而涼州名僧雲集。他們或施展神通勸諭世人，或妙筆生花翻譯經典，或奔走四方傳播教義，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在整個中原的興盛。
比如高僧佛圖澄，在清水中變化出青蓮，以勸後趙君主石勒少行殺戮，而他有門徒近萬名，其中多數來自涼州。精通三十六種語言的竺法護，翻譯佛經175部、354卷，是入華譯經最多的高僧。還有涼州的智嚴、寶雲、慧賢、僧印等，南下江南一帶，廣傳佛教禪法，帶去大量翻譯的佛經，對南朝佛教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所有高僧中，鳩摩羅什的出現是中華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鳩摩羅什乃是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公認的第一人，他本是崇尚佛法的龜茲國貴族，七歲時隨母親出家修行，日誦經千偈，十二歲便能開壇說法，年紀輕輕便做了龜茲國的國師，聲名廣傳西域。
彼時，前涼君主苻堅力邀鳩摩羅什入中土而不得，於建元十八年（382年）派大將呂光出西域、伐龜茲。兩年後，呂光俘獲鳩摩羅什。又過了一年，呂光大軍進駐涼州城，建立後涼國，久負盛名的一代高僧鳩摩羅什從此被軟禁在涼州十七年。
然而羅什並未消沉，開始向身邊的中原人講經傳法，同時學習漢族各地方言，對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到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攻滅後涼，恭迎羅什抵達長安，奉之如神。羅什不僅向後秦君臣與僧眾佈道講法，並且翻譯佛經三百餘卷。在他的努力下，佛法在後秦出現全盛景象。
在涼州忍辱負重十七年的經歷，將羅什磨煉成一位語言大師，促成了他在佛經翻譯領域的成就。由於他對漢語卓越獨到的理解，能夠將印度佛經化作優美如詩的漢語篇章，成為中原佛教各派崇奉的經典文本。一千六百多年來，無人對他的譯註增刪一字。羅什筆下，創造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膾炙人口的名句以及苦海、心田、愛河這樣的經典詞彙，至今都影響著華人的生活。
造像鼻祖
五涼時期的涼州，一度是中華北方的佛教中心。涼州佛教的貢獻不僅在於譯經、傳法，對佛寺、石窟的興建也有著廣泛影響，中華大地上的石窟鼻祖就建於北涼時期。
北涼石窟的營建雖然比樂僔鑿窟的時間晚了近百年，但是它卻是可考證的最早的具有佛陀造像藝術的石窟廟，亦是石窟藝術在中國真正的源頭。
其實佛陀釋迦牟尼傳法時，不主張設立偶像，因而古印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佛像。僧徒、信眾們多用佛塔、菩提樹、手印、足印等象徵物代表佛陀。直到釋迦牟尼圓寂六百多年後，地處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的的國家犍陀羅，人們根據佛經中對佛的描述，如頭頂有肉髻、眉間有白毫、膚色金黃等，第一次創造出佛的形象。
犍陀羅位於歐亞大陸的連接點上，造像風格兼備古希臘、羅馬寫實造像的西方特徵以及古印度精緻神聖的東方韻味。隨後，人們將用於修行、膜拜的石窟與佛陀形象結合，創造出了石窟佛像的經典形式。這一形式隨著佛教的東傳，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融會貫通，最終形成了更加璀璨輝煌的佛教藝術。
它在中華生根發芽時，正值公元412年，北涼的「河西王」沮渠蒙遜統治河西的時期。蒙遜殺伐不斷又極度崇佛，大力扶植佛教。他在河西大興土木，建寺廟、供養高僧譯經傳法，推動涼州佛教的繁榮。與此同時，他又萌發一個更宏大的構想，仿照古印度洞窟的形式，在崇山峻嶺中開鑿一座規模雄偉的、屬於北涼的石窟。
這時，涼州來了一位少年僧人修習佛法，他叫曇曜。他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可謂超然，然而有關他的生卒年月和籍貫生平，都未載於文獻。我們只知道，他和一眾涼州僧人尋找一處清幽僻靜的所在潛心修行，最終鎖定了祁連山的支脈天梯山。這座山坐落在武威城外五十公里處，海拔不高，然而山勢異常陡峭，道路形如懸梯，故名天梯山。
曇曜等人與蒙遜的構想不謀而合，很快，曇曜帶著很多能工巧匠艱難地登上天梯山。他們劈山開路，展開浩大的鑿窟工程。期間，蒙遜的母親車氏突然病逝，他請求曇曜在窟內雕刻一尊巨型佛像，以示紀念。一心向佛的曇曜實現了國君的夢想，天梯山石窟耗時二十餘載，終於落成，其中有一座五米高的大佛依山而坐，神情端嚴靜穆，長年累月守候著這片地靈人傑的山川形勝。
《集神州三寶通感錄》載：「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這段關於中華石窟最早的文獻記載提到的「南山石窟」，就包括曇曜等人所營建的天梯山石窟。北涼之後，北朝至隋唐，這座石窟陸續興造、翻修，成為令世人驚歎的石窟建築群。
隨著北魏滅北涼，涼州的僧侶、工匠大舉遷至內地，隨之而起的雲岡、龍門石窟自然承襲了涼州造像的藝術風格。特別是雲岡耗時六年的一期工程，正是曇曜帶領的涼州工匠所建，即「曇曜五窟」。
隨著政權的轉移，涼州石窟的模式正式走進了中原，進而影響著整個中國石窟的藝術風格。由於年代久遠，北涼時期興建的大多數石窟因戰亂和災害而損毀，幸運的是，碩果僅存的幾大石窟仍然為後人保留了石窟始祖的風貌。而在敦煌石窟群中，涼州石窟也是現存最早的傑作，它們正是敦煌石窟歷史中輝煌生動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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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魏書》卷114：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2] 《魏書》卷114：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