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共早期的農運中心很快由廣東的陸海豐轉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個縣建立農民協會，會員從北伐前的40萬上升為107萬；到1927年1月，會員又激增至200萬。
究竟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場暴風驟雨般的農民運動？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反對者說「糟得很！」贊成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稱這場運動為「農村大革命」，認為「好得很！」「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稱頌這場運動「動搖了帝國主義、官僚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那麼，毛澤東和中共的觀點是不是正確呢？是不是經得起客觀事實和歷史的檢驗呢？這正是我們要在這裡加以討論的。
在做出結論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農運的實際情形。
不論是廣東還是湖南，在中國的傳統鄉村裡一般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閒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在農運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為了打破這種平靜自足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什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裡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裡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以湖南農運為例，這場運動從1925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他們無所顧忌地揪斗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發展到極端時，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結果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卻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人震驚的是農會竟殺了湖南大知識分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分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軍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薰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顯而易見，這樣一場打著「革命」旗號以燒殺擄掠為主要內容，以血腥恐怖為突出特徵的痞子暴民運動，純粹是一場破壞，毫無建設和進步可言，與歷史上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農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質上是一回事，可能「好得很」嗎？絕不可能。只能是「糟透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