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開始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內外經濟困境，國內國際的兩個重大衝擊打破了中共的經濟遠景夢。中共開始鼓吹產業升級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但共產黨國家的制度陷阱註定會令其願望落空。這兩年來的「芯片大躍進」是中共今後科技發展的一個典型標本，它的宿命則預示著中共產業升級夢的破產。
一、中共的內外經濟困境空前嚴重
從10月26號開始中共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19屆5中全會，討論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五年規劃以及2035年經濟遠景目標。中共試圖營造一個處變不驚的局面，似乎疫情過後，中國經濟就能一如既往地高歌猛進。實際上，從今年開始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內外經濟困境。其外部經濟困境是指中共通過一系列對美國的核威脅動作，點燃了中美冷戰，引起了美國在軍事、諜報、經濟、政治四大領域對中共的全面反制，這使中共繼續通過盜竊技術機密，來發展民用經濟和擴軍備戰基本上再無可能，也令中共通過出口工業製成品到美國市場來賺取大量外匯的空間急劇縮小。
這種外部逆境加劇了中共的內部經濟困境。早在疫情和中美冷戰發生之前，中共的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出口高速增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拉動經濟的道路也走到頭了。中共原本寄希望於產業升級，即依靠盜竊來的技術實現傳統製造業的技術進步，也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彎道超車」，從而幫助中國經濟擺脫上述困境，它的所謂經濟遠景目標即以產業升級為基礎。
然而，2020年國內國際的兩個重大衝擊打破了中共的經濟遠景夢。其一是疫情爆發導致全國經濟停擺，而下半年開始全面復工時，整個經濟形勢已經面目全非，民眾收入的萎縮導致消費能力下降，出口通路的梗阻導致出口企業大批倒閉。於是失業潮、商鋪倒閉潮接連出現，廣州、深圳、上海這幾個昔日最繁華的都市都出現了眾多店鋪陸續關門的景象。
其二是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後，美國開始採取大規模諜報對抗行動，抓捕了大批中共的技術間諜，北京在美國的技術間諜網絡不得不潛伏下來、停止動作，於是中共追求產業升級所急需的技術來源中斷；不僅如此，美國開始在高科技產品及相關技術服務方面實行針對中共的出口管控，防止這些產品和技術被中共用於擴軍備戰，而這樣的措施對中共正在實施的高科技產業「彎道超車」的大批項目造成了沉重打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共開始鼓吹產業升級要改而依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那麼，它能否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集權體制「優勢」，在科技發展方面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呢？
二、黃奇帆的危言聳聽
原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國內被認為是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內行，他最近在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主辦的2020「小企業大夢想」高峰論壇講話時說，美國和中國的脫鉤大體上有十個方面，非金融類脫鉤包括貿易脫鉤、技術脫鉤、互聯網脫鉤、教育脫鉤，金融類脫軌包括投資脫鉤、資本市場脫鉤、金融脫鉤、國際清算脫鉤、外匯脫鉤、長臂管轄；他認為，一旦脫鉤，會讓美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金融領域上的脫鉤等同於美國自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會走向真正的強國之路。
黃奇帆說，「非金融類的脫鉤一旦發生，都會對中國經濟或者社會帶來某種比較嚴重的衝擊。但這種衝擊背後對美國方面會帶來什麼反作用呢？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最後兩方面和則兩利，斗則雞飛蛋打，我們受到嚴重衝擊，他們也一樣受到死亡的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一旦發生這樣的脫鉤行為，兩邊競爭，在大國之間誰更有耐力，更有迴旋餘地，更有補短板的能力，誰更能堅持到最後。」
黃奇帆認為，美國企業如果從中國撤資，就丟了自己的命。為證明他的這個觀點，黃奇帆在講話中介紹了蘋果公司的高管庫克和特朗普總統的對話，庫克告訴特朗普總統，蘋果離不開中國，離開中國就死了。這是庫克忽悠特朗普，而黃奇帆想用庫克的話來忽悠中國人，卻馬上被國內媒體打臉。黃奇帆是今年10月9日這樣講的，而10月14日搜狐網就刊出標題為《傳蘋果加速撤離中國生產業務》的新聞，內容是：據外媒體報道，蘋果近期再次向台積電、鴻海等多家供應鏈廠商發出通知，要求廠商將15%至30%的生產業務撤出中國。此外，包括緯創、和碩在內的台灣廠商也收到了蘋果公司的通知。業內人士指出，蘋果加緊將其供應鏈撤離中國，除了中美貿易衝突帶來的潛在風險外，近年來印度和東南亞製造業的崛起也讓蘋果公司看到了機遇，該公司希望能通過此舉使其供應鏈更多元化。媒體評論稱，蘋果公司近幾月頻頻將供應鏈廠商撤離中國，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時代走向尾聲。
黃奇帆的「強國之路」一說，反映出中共典型的大話忽悠、大話唬人。紅色大國「自力更生」式的科技發展很難成功，其實有蘇聯的前車之鑑。
三、冷戰時期蘇聯科技發展的制度陷阱
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早就發現了共產黨國家科技發展的體制陷阱。1946年2月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副館長的喬治·凱南，曾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數千英文單詞的電報，分析了蘇聯體制的特點。這份著名的長電報在美國決策圈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半年後他被調回國務院，在國務卿隔壁的辦公室裡專門負責美國長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凱南認為，蘇聯會在與世界隔離的路上越走越遠，它用封閉、控制和急速前進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多年後蘇聯的歷史證實了他的判斷。凱南指出，蘇聯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向非常簡單粗暴，他們喜歡的是嚴絲合縫的計劃運行，資源的集中管制與分配，對經濟目標的提前預設。
就像中共在改革開放時期獲得了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大量設備、技術和投資、建立了「世界工廠」一樣，蘇聯在二戰前、二戰期間以及二戰後，也曾在美國的設備和技術支援下完成了工業化。二戰後斯大林曾對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坦誠表示，「蘇聯所有的工業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幫助下建成的。」蘇聯本來的工業基礎比較落後，1928年全國的文盲率達到50%，當時美國對蘇聯實行了大規模科技援助，在1928年到1932年的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美國對蘇聯的援助在世界技術轉讓史上堪稱罕見，曾有2萬名外國專家到蘇聯，分布在從中央部門到工廠、車間的所有領域。在這一時期，蘇聯是世界上進口機器設備最多的國家，僅1931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一半都賣給了蘇聯。
此後蘇聯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和國防科研，曾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甚至在1961年發射了世界上第1艘載人宇宙飛船「東方號」。上世紀60年代初蘇聯與美國之間的科技差距很小。美國人發現，自己當年毫無保留的援助以及蘇聯戰後以舉國體制推進基礎科學研究，是蘇聯科技發展取得成功的關鍵。而美蘇冷戰升級後，美國加快了自己的國防科研，兩國之間的科技差距很快就拉開了。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蘇聯的科技體系從技術引進與消化的初級階段，過渡到通過基礎科學研究實現技術升級的道路時，其科技發展體制是垂直的行政管控，沒有美國體制的活力。共產黨國家只會實行由政府出資、政府立項、政府管理、政府評估科研成果的科技發展模式。這種體制雖然可以集中社會資源，以舉國之力辦大事，卻必然造成高投入、大浪費、低效率和非商用這樣的結局。而現代高科技如果不能在市場環境中得到自然的發展，就只能為軍用服務，那是一種有投入、無經濟收益的研發活動，最終會扼殺科技發展的進程。這就是共產黨國家發展科技的體制陷阱，今天中共正義無反顧地往同樣的陷阱裡跳。
四、蘇聯半導體產業發展受阻的體制根源
美蘇第一代晶體管計算機的推出間隔只有4年，但第1代集成電路計算機的推出間隔卻上升到9年。後來許多蘇聯科學家和技術官員回憶，他們知道自己想追趕西方半導體產業的步伐非常吃力，但很難在自己的層級上改變大局，因為他們無法改變共產黨政權的科技研發完全依賴政府的科研管理體制。
世界上的半導體產業開始出現時，蘇聯的科技戰略是優先發展航天工業，而電子工業的任務只是為航天工業提供必要的電子零部件，同時製造出計算機，以便完成航天工業所需要的計算任務；也就是說，蘇聯政府把有限的科研資金主要投入到航天工業的同時，不可能同時照顧到其他技術行業跟進國際先進水平的需要，於是蘇聯的電子工業因此走向了衰落。其電子工業幫助宇宙飛船上了天，表面上看是達到了頂峰，實際上這個短暫的「頂峰」卻是其電子工業走下坡的歷史拐點。
手機的開發在蘇聯也是同樣的結局。早在1958年，蘇聯的一個工程師，就發明了比摩托羅拉公司1973年才開發出來的「磚頭」手機更輕更小的移動電話。到1965年時蘇聯的這種實驗階段的移動電話的通話距離已達到200公里，但成本卻相當於一個教授4個月的工資。蘇聯的政府官員對這項研究沒興趣，他們認為，人民可以打座機，政府何必要補貼這種手機的製造成本，於是蘇聯的手機研發被叫停了。
共產黨國家的政府官員是按既定政策來分配有限的資金，而不是按企業研發成果的市場潛力投入資金；同時，政府官僚雖然有權力，卻沒有足夠的科技知識和科技眼光，也缺乏對市場變化的判斷能力。墨守成規、按部就班，聽從上面的指示，是掌管科技發展方向的官員們的行為準則。蘇聯雖然可以集中財力辦大事，但也只能集中財力辦大事。所謂辦大事，就是辦高層領導決定的事。國民經濟各個行業千頭萬緒，每個行業都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希望從財政或銀行的那塊「大餅」裡分一塊；而經濟主管部門很清楚，如果用「撒胡椒麵」的辦法，給每個部門分一點「餅」，「大事」就辦不成了，所以必須有重點、保重點，丟卒保車。問題是，市場永遠千變萬化，今天確定的「車」明天可能變成「卒」；今天的「卒」明天可能變成「車。如果某些官員老想「未卜先知」，可能就會被撤換，因為他們妨礙上級指示的落實。
美蘇對比，同樣是政府給科研機構和企業提供科技投資，但雙方的經濟制度完全不同，美國的企業是完全自主地從事技術研發，而蘇聯的企業只是被動地按照政府的指令安排技術研發。蘇聯的研究機構關心的是完成政府部門下達的研究課題，並以此為理由，要求更多的資金和設備；美國的企業關心的是，如何把面向軍用研究的技術創新，變成可以在市場上帶來經濟收益的民用產品，怎樣把技術專利變成企業源源不斷的收入。今天中共治下能從事軍用項目研發的，多半是國有企業或有政府或軍方背景的企業，它們的外部環境雖然市場化了，但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與蘇聯並沒有本質差別，依然要聽命於政府。所以，共產黨國家的「旱鴨子」企業和美國的「水中游魚」企業，其作為是完全不同的。企業是「旱鴨子」還是「水中魚」，取決於企業生存在哪種制度環境裡，如果是在共產黨國家，它們就始終是「旱鴨子」；只有在民主國家的市場環境裡，企業才可能在技術研發創新方面成為活潑自如的「水中游魚」。
美國企業的技術研發屬於「造血機制」，政府投資僅僅是錦上添花，而企業能不能活下去，要看它的技術研發是否在市場上受歡迎，不僅僅是性能優秀，還要成本低、服務良好。做不到這些的企業，不管它們是研發失敗，還是判斷研發方向失敗，最後都歸於淘汰，上世紀90年代初計算機行業的王安公司就走上了末路。而共產黨國家的企業只要服務於政府的軍工、軍用目標，其技術研發就屬於「吸血機制」，這樣的企業只會躺在政府懷裡活下去。
凱南的「長電報」至今已經過去了75年，他的看法用在中共身上，不但沒過時，而且依然十分犀利和準確。今天中共正在鼓吹走蘇聯當年同樣的道路，許多政策話語和當年的蘇聯十分相似。過去十幾年，中共為了「彎道超車」戰略，比蘇聯還添了新招，就是大規模的技術間諜盜竊活動，但這種技術盜竊空間現在已經被封堵。
五、中共「芯片大躍進」的爛尾宿命
幾年前中共就注意到，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和其他消費用電子產品行業，每年需要進口3千多億美元的芯片，連續多年來芯片都是進口規模最大的商品。隨著2019年中美經貿談判開始，中共估計到今後對美出口順差會逐漸降低，外匯將越來越吃緊，不得不未雨綢繆，開始了芯片國產化運動；而最近美國對中共的高端芯片製造和技術服務實行管制，更是催動這場運動進一步加快了步伐。中共的這種科研「趕超」做法與蘇聯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蘇聯未實行經濟改革，指揮科研布局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一家；而中共實行了經濟改革，指揮科研布局的不僅有中央政府，還有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這場「芯片大躍進」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雙重推動的巨大浪費和失敗。中國的《21世紀經濟報道》9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多個產業園區造「芯」運動埋雷：爛尾項目換個「馬甲」仍有地方政府接盤》，揭露了這場「芯片大躍進」的真相。
芯片研發本來屬於高風險投資，在發達國家這類企業的失敗率很高，因此，這類投資不能主要靠政府補助來支持，而應由企業自身承擔研發失敗的經濟後果。但在中國，地方政府把風險產業當作響應中央號召、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的政治任務，使用財政的專項資金和銀行貸款，互相攀比，爭相上馬芯片項目。在中國經濟表面上市場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不再有蘇聯那種嚴格實行計劃管理的權威，只能聽任地方政府拿著財政和銀行的資金，展開了「芯片大躍進」競賽。地方政府自然是各自為政，既不考慮與其他省市類似項目的重複建設，也不具備評估「芯片大躍進」玩家企業技術條件的能力，於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就扮演起「崽化爺錢不心疼」的「天使」投資人。
到2020年第1季度為止，中國全國為了實現芯片國產化，目標規模為10.75萬億元，已到位規模達4.67萬億元。在這樣的政策和龐大的資金誘惑之下，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造「芯」運動，於是，動輒千億目標的集成電路產業規劃、遍地開花的半導體產業園區、各地政府紛紛設立的產業投資基金，就成了這場大躍進的典型特徵。現在已有皖、蘇、滬、浙、京、閩、鄂、湘、陝、渝、津等十餘省市制定了集成電路產業規劃或行動計劃，其中僅閩、蘇、滬、陝、浙、渝、鄂、津、湘這9個省市2020年的規劃產值目標即達14,200億元。截至去年5月，全國已建成、在建和正在規劃中的半導體產業園區達67個，其中2018以後開工或規劃建設的園區達37家，百億級投資規模的園區占37%；這些半導體產業園區中，政府作為建設主體的占64%，政府和企業聯手的占24%，園區對入園企業在資金、土地、稅收等方面提供一系列優惠。到今年上半年為止，在21個省市已開辦了140個半導體項目，上半年的總投資已超過3,070億元。
「芯片大躍進」的結果已經開始顯現。《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近年來在半導體領域接連傳出項目爛尾或破產的消息，不少地方損失慘重。7月30日，武漢千億級半導體項目弘芯公司，被曝出「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面臨項目停滯的風險」，剛購進的中國唯一的7納米光刻機尚未開封即被抵押。原計劃投資近400億元、號稱國內首個專注於柔性半導體暨新型顯示技術開發與自主化項目的陝西坤同半導體公司，年初也曝出拖欠員工薪水的問題。不少爛尾項目有相同的套路，發起人拿著不靠譜的項目計劃書，地方政府便注入資金，然後希望通過項目宣傳再吸引大基金來投資，再帶動社會上的風險資本投入。而只要其中某個環節出問題，便資金鍊斷裂，項目停擺，於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成為「一地雞毛」的接盤者。但只要市場熱度仍在，沒人能保證這樣的爛尾項目不會繼續發酵。
這場「芯片大躍進」是中共今後科技發展的一個典型標本，它的宿命則預示著中共產業升級夢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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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