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拉美共產主義
古巴：熱帶地區無休止的極權主義
自本世紀初以來，加勒比地區最大的島嶼經歷了動盪的政治歷史。1931年至1933年，一個名叫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在軍隊中的書記員參加了對獨裁者格拉多‧馬查多（Gerardo Machado）的反抗。1933年，巴蒂斯塔領導了一場針對古巴臨時總統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éspedes）的軍事政變。此後，作為軍隊的負責人，巴蒂斯塔是一系列臨時和事實上的政府的主要掌權人。在此期間和之後，他仍然堅決反對美國。1940年，在巴蒂斯塔當選總統後，他頒布了自由憲法。1952年，他通過軍事政變重新掌權，破壞了第二年選舉所象徵的民主化前景。巴蒂斯塔繼續在各種政黨的支持下執政，包括當時被稱為人民社會黨（PSP）的當地共產黨。
古巴經濟在巴蒂斯塔執政時開始快速增長，但財富還是分布不均，農村與城市之間形成鮮明對比，基礎設施令人印象深刻。城市也受益於意大利-美國黑手黨帶來的錢。1958年僅在哈瓦那就有11,500名妓女。巴蒂斯塔時代以腐敗和對短期利益的痴迷而著稱，中產階級逐漸遠離政權。
1953年7月26日，一群學生襲擊了古巴聖地亞哥的蒙卡達軍營。其中一些人被殺，其中一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被捕。雖然他最初被判入獄十五年，但很快就被釋放並逃往墨西哥，在那裡他建立了一個名為「7月26日運動」（M-26）的游擊隊，由大部分年輕的自由派人士組成。1957年，這個團體進入古巴，與巴蒂斯塔部隊在馬埃斯特臘山脈（Sierra Maestra）開始了為期二十五個月的武裝衝突。與此同時，何塞‧安東尼奧‧艾奇瓦利亞（José Antonio Echevarria）領導的城市學生組成了學生革命理事會，其武裝派別於當年3月襲擊了總統府。行動完全失敗：艾奇瓦利亞被殺，使其學生運動失去頭領，卡斯特羅的團體是唯一可行的反對巴蒂斯塔的人。在隨後的衝突中，巴蒂斯塔政權的暴力鎮壓造成數千人遇難。城市游擊網絡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失去了80%的成員；那座山脈裡的農村游擊隊只損失了20%。
1958年11月7日，埃內斯托‧格瓦拉領著一隊游擊隊員，開始在哈瓦那遊行。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和獨裁統治的其他領導人物逃離。被稱為「猛虎組織」的邪惡警察機構負責人羅蘭多‧馬斯費勒和祕密警察局長埃斯特．班文圖拉都逃到了邁阿密，他們兩人都嗜好酷刑。古巴工人聯合會（CTC）的領導人尤西比奧．穆郝與巴蒂斯塔簽署了一系列協議，在阿根廷大使館避難。游擊隊的輕鬆勝利掩蓋了巴蒂斯塔垮台中其它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游擊隊只參與了一些小行動，而巴蒂斯塔的失敗主要是因為他失去了對城市恐怖主義的哈瓦那的控制權，當時的美國武器禁運也對他不利。
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羅、格瓦拉和他們的部隊成功進入首都。他們一掌權就開始在拉卡瓦尼亞和聖克拉拉的兩個主要監獄內進行大規模處決。根據外國媒體的報導，巴蒂斯塔的600名支持者在五個月內被即時處決。設立特別法庭的唯一目的是判處新政權的反對者。用珍妮‧福德-拉魯克斯的話說，「審判的形式及其執行的程序非常重要。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從一開始就刻在那裡。」這些悲劇發生在狂歡般的氛圍中；超過18000人聚集在體育宮，以「判決」被指控進行暗殺的巴蒂斯塔指揮官耶穌索薩布蘭科，給他一個拇指向下的標誌。正如索薩布蘭科在被槍擊前所說，這些場景如「古羅馬賢人」。
1957年，當卡斯特羅仍然在山脈裡時，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赫伯特馬修斯的採訪，他宣稱：「權力並未引起我的興趣。勝利之後，我想回到我的村莊，再作一位律師。」這一說法立即顯示出與他的政策相矛盾。奪權後，新的革命政府立即成為嚴重內鬥的犧牲品，導致總理何塞米羅卡多納於1959年2月15日辭職。已經擔任軍隊總司令的卡斯特羅取代了他。雖然他最初承諾在十八個月內舉行自由選舉，但到6月他已決定無限期推遲選舉。卡斯特羅在給哈瓦那居民的講話中證明了他的決定是正確的，他說：「選舉？為什麼？」從而放棄了反巴蒂斯塔游擊隊計劃的基本要點之一。實際上，他接管了倒下的獨裁者騰出的位置。他還暫停了1940年的憲法及其對基本權利的保障，直到1976年，他頒布了以蘇聯為藍本的憲法。新法律53和54條（與結社自由有關）在廢除公民自由方面特別重要。通過它們限制公民集體會面的權利。
1959年春，卡斯特羅在此之前與他的同事密切合作，改變了方向並開始從政府中撤出民主人士。他越來越依賴他的兄弟勞爾（他是人民社會黨的一員）和格瓦拉，他是蘇聯的堅定支持者。農業改革於1959年5月17日啟動；到6月份，自由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對立已經開始結晶。農業部長溫貝托‧索里‧馬林提出的初步計劃旨在建立一個重新分配屬於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計劃。然而，卡斯特羅支持國家農業改革研究所（INRA）提出的激進政策，他將這些政策置於一群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控制之下，並且以他為領導。他一筆就劃去了農業部長的計劃。1959年6月，卡斯特羅試圖通過命令軍隊控制卡馬圭省的100個莊園來激化土地改革。
1959年7月，總統曼努埃爾‧烏魯蒂亞（Manuel Urrutia）勇敢地為在1956年的反叛分子辯護，他辭職，這場風暴終於爆發了。不久，外交部長羅伯托．阿格拉蒙特（Roberto Agramonte）被卡斯特羅堅定的支持者勞爾．羅阿（Raúl Roa）所取代。不久之後，社會事務部長也辭職，抗議對幾名被控犯有針對平民罪的飛行員的判決。這種模式在整個1960年一直持續著。自1959年1月以來，財政部長魯波．洛佩茲．弗雷斯凱（Rupo Lopez Fresquet）在3月份與卡斯特羅決裂，加入反對派，然後流亡；另一位政府成員阿瑞斯蘇亞雷斯（Anres Suarez）當年也離開了這個國家。最後一批獨立報紙消失了，其餘報紙都被封了嘴了。1960年1月20日，一位名叫阿凡斯（Avance）的反巴蒂斯塔報社的編輯豪爾赫．扎亞斯（Jorge Zayas）也流亡了；波希米亞的編輯米格爾‧安吉爾‧克維多（Miguel Angel Quevedo）於1959年發表了卡斯特羅1953年關於襲擊蒙卡達（Moncada）軍營的審判的證詞。剩下的唯一報紙是共產主義格拉瑪（奶奶，以船命名）和霍伊（今天）。1960年秋天，包括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和溫貝托．索里．馬林（Humberto Sori Marin）在內的最後一批政治和軍事反對派領導人被捕。山脈裡的游擊隊領袖摩根於次年被槍殺。
此後不久，最後的民主人士，包括公共工程部長馬諾洛‧雷（Manolo Ray）和通訊部長恩里克‧奧爾圖斯基（Enrique Oltusky），都被逐出政府。第一波離去的浪潮在那時開始了。來自中產階級的近5萬人，其中許多人最初支持革命，都走上了流亡之路。這群醫生、教師和律師的外流對古巴社會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工人是下一批遭受鎮壓的人。工會從一開始就抵制了新政權。其中一位主要領導人是糖業聯盟負責人大衛薩爾瓦多。作為一名左翼男子，他因拒絕接受巴蒂斯塔的立場而與人民社會黨打成一片。1955年，他曾在大型糖廠組織罷工，遭到逮捕和折磨。他還支持1958年4月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卡斯特羅7月26日運動策劃的。在1959年民主選舉為反恐委員會祕書長後，薩爾瓦多與兩名助理一起工作，這兩名助手是在沒有民主授權的情況下任命的共產黨人。他試圖抵制他們的影響並制止他們的活動，但在1960年春天之後，他變得越來越邊緣化。6月，薩爾瓦多躲藏起來，但在1962年8月，他被捕並在接下來的十二年中入獄。因此，卡斯特羅強迫在反巴蒂斯塔運動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離開了。作為對工人的最後打擊，卡斯特羅禁止他們唯一剩餘的工會（即反恐委員會）進行罷工。正如共產黨的一位發言人所說的：「工會不得用於錯誤的目的。」
在1953年被捕後，卡斯特羅主要通過古巴聖地亞哥大主教佩雷斯‧塞蘭特斯（Monsignor Perez Serantes）的干預得救。神職人員很高興看到巴蒂斯塔離開；幾位神父甚至參加了山脈裡的游擊隊組織。不過，教會抗議巴蒂斯塔支持者的譴責，就像它抗議馬斯費勒的「猛虎組織」成員的行為一樣。1959年，教會譴責共產黨對教區的滲透。卡斯特羅用1961年的豬灣事件作為禁止期刊《半月刊》（La quincena）的藉口。5月，所有宗教學院都被關閉，他們的建築物被政府沒收，包括伯利恆耶穌會學院，卡斯特羅本人也在那接受過教育。穿著全套軍裝，最大領導者宣稱：「讓長槍黨牧師開始收拾他們的行李！」這個警告很嚴重；9月17日，131名牧師被迫離開這個國家。為了生存，該政權繼續使宗教機構和信徒邊緣化；雖然聲稱它將允許所有古巴人有信仰自由，但它使那些違反壓制措施的人受到限制，例如禁止他們接受大學教育或公務員的工作。
在藝術界也感受到壓抑。1961年，卡斯特羅表示藝術家的地位處於社會的中心位置。但一個口號完美地體現了他的真實觀點：「革命就是一切；其它一切都沒有。」著名詩人赫伯托．帕西利亞經過多年的迫害後於1980年離開了古巴。同樣，雷納爾多‧阿里納斯經過十年的排斥，從馬里爾離開出國。（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