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原因
與本世紀其它的大規模犯罪一樣，人們禁不住去尋求一種最終的解釋──這究竟是一個人的瘋狂，還是整個民族陷入了一種眩暈式的癲狂？儘管無法將波爾布特的責任減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國家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以及其它國家（當然主要是中國）的影響也都不應被忽視。它雖然發生於特定的地理區域和時間背景，但紅色高棉的獨裁統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類別可能最惡劣因素的提煉。
高棉人的例外？
「高棉革命沒有先例。我們想要帶來的，是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沒有實現的。」紅色高棉一從越南保護者手中解脫出來，就盡力強調他們實驗的獨特性。他們的官方聲明幾乎未曾提到過外部世界，除非是以極其消極的方式提起；他們幾乎未曾引用過馬列主義的創始人甚至毛澤東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民族主義品牌與其前任西哈努克和朗諾的具有相同的印記──同樣的自憐和誇大妄想的混合物。在這一描述中，柬埔寨成為一個受害者，不斷受到不可靠的殘酷鄰國的壓迫。它們決心摧毀這個國家，以確保自己的生存。越南是這些壓迫者中的首個。與此同時，該國被描繪成眾神所鍾愛的一種阿卡迪亞（arcadia，譯者註：古希臘一山區，人情淳樸，生活愉快，現在被西方國家廣泛用作地名，引申為「世外桃源」），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和與眾不同的人口，其使命是引領整個地球進入新秩序。他們的必勝信念有時是無限的：「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獨一無二的革命。有任何其它國家敢於像我們那樣廢除現金和市場嗎？我們比仰慕我們的中國人強得多。他們正試圖模仿我們，但還沒有做成。我們是全世界的好榜樣。」一位出國的知識分子幹部所作的一篇演講這樣說道。甚至在波爾布特被驅逐之後，他仍然相信，1975年4月17日是所有革命史上最偉大的日子，「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外。」
令人悲哀的現實是，柬埔寨是一個偏狹之國，太長時間以來，只關注自己，不關注外界。在那裡，（由於是法國保護國）一些奇怪的保守傳統仍然存在；幾個不斷爭取控制權的部族總是允許任何對自己有利的外來干涉；經濟發展的問題從未真正地被嚴肅提出過。幾乎沒有什麼商業或工業，中產階級微乎其微，技術人員很少，且嚴重依賴自給農業。該國是東南亞出類拔萃的「病夫」。該國與現實脫節的程度無疑激發了極端的解決方案。對鄰國幾乎偏執的不信任與對自身能力的狂妄誇大致命地結合在一起，加深了它的孤立，加強了其自給自足的態度，而經濟的疲軟加上大多數居民的貧困，增加了那些似乎是新的進步先驅的人的吸引力。因此，柬埔寨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一個薄弱環節。國際背景，尤其是越南的戰爭，在其餘方面起著作用。紅色高棉的凶殘行徑部分起源於其領導人的巨大野心與他們面臨的巨大障礙之間的矛盾。
一些學者還認為，柬埔寨國家所特有的一些特徵在助長紅色高棉的殺戮行為方面發揮了作用。例如，佛教扮演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角色：它對社會差別和現時的冷漠態度，連同報應只會在來世降臨的理念，一起慫恿了革命理想的實施。它的反個人主義，也以一種奇異的方式，由紅色高棉對個體人格的壓制做了回答。人們相信，在循環往復的轉世中，個體存在的價值是有限的。當面對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命運時，這導致宿命論，從而減少了佛教徒對周圍事件的抵抗。
當吳漢潤（被俘時自稱名叫Samnang）帶著疾病和痛苦擺脫監獄時，一位老年婦女向他表達了實際上是許多人的看法：
「Samnang」，她說，「也許你前世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或許你今天正為此而受懲罰。」
「是的」，我說，「我覺得我的業力（kama）不太好！」
儘管佛教徒遭到暴力鎮壓，但與占族的伊斯蘭教所激起的抵抗相比，他們的宗教並未激起任何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抵抗。
當代事件常常使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不是使我們以朝鮮人的方式改變事實，而是使我們改變優先級項並重新解釋事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柬埔寨都被視為西哈努克的和平國家、印度支那戰爭中一個中立的島嶼。其象徵是吳哥浮雕上阿普沙拉女神（Apsara）的「高棉的微笑」以及一位溫文爾雅的君主及其和平的農民子民的開心面孔。這些農民心滿意足地照管著他們的水稻作物和棕櫚籐。但過去30年的事件已經讓高棉過去的較陰暗面暴露出來。吳哥是世界奇蹟之一，但其數英里的淺浮雕雕塑大都代表著戰爭場面。要建造如此龐大的建築，甚至擁有較大的蓄水池（haray），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放逐和奴役。
關於8世紀到14世紀的吳哥時期，文字記載非常少；但東南亞半島所有其它印度教和佛教君主國（在泰國、老撾和緬甸）都是沿著同樣的路線建立的。他們相當具有暴力性的歷史與柬埔寨的很相似：在整個地區，被休的嬪妃被大象踩踏致死，新的朝代以對前任君主家人的屠殺開始，被征服的人口被驅逐到荒漠地帶。絕對權力是所有這些社會的常態，不服從等於褻瀆神靈。較開明的君主沒有濫用權力，但行政機構卻總是極其虛弱和脆弱，因此局勢往往動盪不定。在任何地方，民眾似乎都有簡單接受現實的巨大能力；與中國不同，對君權的反抗很少見。相反，人們傾向於逃往從來都不遙遠的他國，或者只是逃往較為偏遠的地區。
西哈努克的統治〔從1941年起，儘管法國的保護關係一直持續到1953年喬森潘（Khieu Samphan）〕與1970年3月他被廢黜之後發生的事件相比，看上去幾乎像田園詩一般。但他本人毫不猶豫地訴諸暴力，特別是針對他的左派對手。有大量證據表明，1959年和1960年，他擔心共產黨左派（其尖銳批評政權內部的腐敗）人氣增長之際，派人暗殺了報紙《Prasheashun》（《人民報》）的編輯，並在街上毆打了該國最暢銷報紙、兩週一次的法語報紙《觀察家報》（L’Observateur）的編輯喬森潘（Khieu Samphan）。1960年8月，18人被投入監獄，所有主要的左派報紙都被禁。1962年，在今天仍然不明朗的情況下，柬埔寨地下共產黨總書記杜斯木（Tou Samouth）被暗殺，最可能是被祕密警察暗殺的。這一事件促使沙洛特紹升入統治集團的頂層。1967年，三洛起義以及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中文學校裡的影響，招致西哈努克統治時期最嚴重的鎮壓事件，導致眾多人死亡，包括那些仍然在公開活動的最後一批共產黨人。這一切的一個副作用是，約100名支持左派事業的知識分子隨後參加了紅色高棉抵抗運動。在亨利．洛卡德看來，「波爾布特主義者的暴力源於鎮壓西哈努克主義者的暴行。」從嚴格按時間順序的角度看，他無疑是正確的。帝王獨裁者和元帥讓對其無能政權進行一點點批評的人一律噤聲。這種做法讓柬共成了唯一獲得信任的反對派。但從系譜角度較難以認同洛卡德的觀點：紅色高棉的思想基礎和政治目的絕不是對西哈努克的反應，而是斯大林、毛澤東和胡志明的後繼者們身上的列寧主義大傳統的一部分。柬埔寨獨立後的災難性演變及其參與戰爭，促使柬共極端分子奪取政權，並給他們空前地訴諸於暴力增添了一些合法性，但激進主義本身卻不是用外部環境所能解釋得通的。（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