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在過去幾個月中所經歷的暴力、劫掠和混亂,究其根源,在於教育界的腐敗。懷揣左派思想的教授們,不顧常理與自由的原則,向懵懂的年輕人灌輸著各種各樣的鬼話。
灌輸的核心理念,就是必須對言論自由發起攻擊,形式上卻非常隱蔽,大多打著反對所謂的仇恨言論和微歧視(microaggression)的旗號。這裡舉幾個微歧視的例子:「你真是你們族裔的驕傲。」「哇!你的數學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了?」「世上只有一個種族,那就是人類。」「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我有黑人朋友。」「身為一個女人,我了解你作為一個少數族裔都經歷了什麼。」
堂堂高等學府,竟然連言論自由都無法保全,淪落至此,何其可悲。事實上,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正是仰賴著自由的思想,才能在人類社會的幾乎每一個領域占據領軍地位。對於思想的壟斷,其毒害之深,不亞於對政治權力或商品、服務業的壟斷。
我們不禁要問,怎樣才能考驗一個人,是否真正地尊重言論自由?答案是,如果他人所說的,都是自己認為可以接受的言論,這時候並非真正的考驗。真正的考驗在於,一個人能夠容忍別人,說出在自己看來等同冒犯的話。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結社自由:當看到他人組成自己不喜歡的團體時,能否體現出尊重和容忍,這才算真正的考驗。
儘管言論自由正遭到攻擊,但是反制的聲浪也開始湧現。目前,已經有超過1萬2千名教授、言論自由倡導者和保守派領袖,簽署了「費城聲明」(The Philadelphia Statement)。
這份845字的聲明中這樣寫道:「同樣地,大學院校正以保護學生『安全』為名,推行言論管制。這不是為了防止人身傷害,而是為了杜絕任何對學校正統觀念的挑戰。這些政策和條款,假定公民們無法獨立思考或做出判斷。它們不鼓勵人們參與討論,卻強調一致性(即所謂「團體思維」groupthink),訓練人們以某種形式的審查來應對挑戰。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讓民眾怯於表達真實想法,甚至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那麼這個社會必定難以長久。」
「身為美國人,我們熱愛繁榮與開放的思想,並且深知這是區分真理與謊言的最公平、也最有效的途徑。因此,異議與不受歡迎的聲音——不論它們來自左派還是右派——都必須有發聲的機會。一直以來,這些(不同的聲音)讓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公正,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說的,言論自由是『重塑社會與政府道德的利器』」。
但事實上,學術精英們對言論自由的攻擊由來已久。耶魯大學校長本諾‧施密特(Benno Schmidt),曾在1991年的演講中警醒世人:「當今社會中,對言論自由最大的威脅來自校園。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探索真知、打開思維禁錮,然而人們常錯誤地假定,教育是為了傳授正統的觀念。」
世界上所有的獨裁者,不管是納粹還是共產黨,在一開始都短暫地支持言論自由。為什麼?因為言論對於實現左派的領導與統治至關重要。民眾必須首先聆聽到(左派的)宣傳、宣教,進而被說服。但一旦左派掌握了權力(事實上在多數大學院校內已經是這樣了),言論自由就成了負累。它會挑戰他們(左派)的思想與宣傳,因此必須加以抑制。
為了適應多元文化與多樣性,而攻擊言論自由,是對西方價值體系的嚴重衝擊。可這套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卻超越一切。天賦人權不可剝奪的理念,是整個西方社會不可或缺的文明成就。政府的存在,正是為了保護這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理念,源自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著作,早在17世紀就已成形。
而現如今,在21世紀的校園裡,左派們竟然在壓制這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原文The Fight for Free Speech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華特‧E‧威廉博士(Walter E. Williams),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系的傑出教授。他著有多部書籍,曾獲多個獎項和榮譽。目前,他還同時擔任多個協會的理事與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格羅夫城學院(Grove City College)、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以及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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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