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性和時間性差異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個主要因素。根據斯利文斯基的說法，金邊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還活著（就是說，有100萬人死亡，約占死亡總數的一半），而磅湛（另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的居民中有71.2%倖存，北部奧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樣。在最後這個地區，死亡率僅上升了2.1%。不足為奇的是，最後被征服、人口更稠密、更靠近首都的區域（郊區疏散不如首都本身撤離那麼劇烈），就是受害最深的區域。在民主柬埔寨（譯者註：通稱紅色高棉政權，是柬埔寨共產黨於1975年至1979年間在該國建立的共產政權的名稱），生存最重要的是取決於被放逐的目的地。被發配到林區或山區，或主要作物是黃麻的地區，幾乎肯定是判處死刑，因為地區間的通訊極少，且補給品很少到達。該政權要求所有地區完成相同的生產指標，且從未提供過任何形式的援助。人們不得不從清理土地和建造要住的小屋開始。口糧不足以果腹，工作讓他們精疲力盡，還要暴露在痢疾和瘧疾之下，因此人命的損失高得驚人。據品雅特海說，1975年，他所在的營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4個月之內死亡。在唐．艾（Don Ey）村，饑荒很普遍，根本就沒有人出生，多達80%的居民死亡。相比之下，如果最終到了一個繁榮的農業區，生存的機率就相對較高，特別是如果沒有太多新人打破當地經濟的平衡。但這樣的村莊確實在其它方面受害。人口受到更嚴密的控制，且有更多的清洗。在偏遠地區，生存的可能性也相當高。在那裡，幹部比較寬容，當地的高地高棉人非常熱情好客，主要危險通常來說是疾病。
在村一級，地方幹部的行為是決定性的，因為他們控制著農民受到怎樣的對待。高棉人官僚機構的軟弱和平庸意味著，無論是好是壞，地方領導人都有著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殘酷成性的凶徒（其中很多是年輕女性）、需要證明自己能力的新手，或者通常的失敗者。就完成工作定額而論，最後這一類人試圖通過比其餘人更具壓制性或更苛刻而凸顯自己。兩種類型的幹部提高了生存機率：仁慈的幹部，例如1975年確保難民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村長，或允許病人或精疲力盡者休息、允許丈夫見妻子，並對人們養活自己的努力（這種做法被禁止但對生存至關重要）視而不見的幹部；腐敗者，尤其是接受手錶或黃金首飾賄賂而發放許可證的官員。這些許可證允許人們改變住所或工作團隊，或者甚至完全退出工作團隊一段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該政權變得更加極權，這種容忍也越來越罕見。此外，在該政權的惡性邏輯下，被懷疑為軟弱或貪腐的幹部，在清洗中不可避免地被更年輕、更狂熱和更粗野的領導人所取代。
死亡率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很大。該政權持續時間短，且其政策存在地理差異，使得明顯區分各個時期變得很難。飢餓和恐怖持續不斷且普遍存在。它們的強度各不相同，生存機率就取決於這種強度。不過，目擊者陳述使得製作年表成為可能。該政權的頭幾個月以大規模屠殺精心定位的社會群體為標誌；「75年代人」最初對其新主人的輕信助長了這些屠殺。至少要到秋季，飢餓才成為一個主要因素；直到那時，集體食堂才禁止家庭一起吃飯。5月底至10月，中央多次下令停止屠殺，要麼是因為較溫和領導人的殘餘影響，要麼是試圖控制被認為失控的地區。殺戮繼續進行，但速度有所降低。據逃到北部大區的銀行家Komphot說，「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死──沒有大規模屠殺。首先被殺的是十幾名新人。這些人被懷疑當過兵等等。在頭兩年，其中約十分之一的人連同他們的孩子，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我不知道總共有多少人死亡。」
1976年看似以可怕的饑荒為標誌。中央參與了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大型項目。儘管12月和1月的主要收成延緩了這一年上半年的饑荒，但總收成可能只有20世紀60年代通常產量的一半。根據一些描述，1977年是最糟糕的一年，以普遍的饑荒和大規模的清洗為標誌。這些清洗不同於1975年的清洗：它們更具政治性（常常是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內鬥的結果）、更具種族偏見、更系統地針對以前沒有受到當局注意的群體（如教師、富裕和中等收入的農民），而且更加凶殘。儘管1975年的指令禁止處決前政權官員的女人和孩子，但已被處決（有時要早很多）者的妻子本人卻於1977年遭逮捕和殺害。全家被屠殺，有時是全村，例如前總統朗諾的村莊。那裡的350戶家庭於1977年4月17日被滅門，以慶祝「解放」紀念日。關於1978年，存在相互矛盾的說法：斯利文斯基認為，由於更好的收成和更好的經濟管理，饑荒減輕了；而根據由幾位目擊者支持的查爾斯．川寧（Charles Twining）的說法，乾旱加上戰爭，使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可以肯定的是，殺戮在農民中變得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在東部大區，並且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波爾布特統治下每天的死亡
在民主柬埔寨，沒有監獄，沒有法庭，沒有大學，沒有學校，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書籍，沒有體育，也沒有消遣……一天24小時沒一刻空閑。日常生活分為如下幾部分：12小時體力勞動，2小時進食，3小時休息和受教育，7小時睡眠。我們都住在一座龐大的集中營裡。沒有正義。Angkar﹝Angkar Padevat，或革命組織，柬共的半祕密掩護﹞管制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刻……紅色高棉經常使用寓言來為其相互矛盾的行為作辯解。他們會把人比作牛隻：「這頭牛拉犁時，要看著它。叫它吃，它就吃。你讓它在田裡吃草，它什麼都會吃。你把它放到另一片沒有足夠草的田裡，它仍會毫無怨言地吃草。它不是自由的，它一直被人看著。你叫它拉犁，它就拉。它從來不去想它的妻子或孩子……」
對於所有倖存者來說，對民主柬埔寨的記憶非常奇怪。這是一個沒有價值觀或穩定參照標準的地方。這真是鏡子另一邊的夢魘世界。為了在那裡生存，每個人都必須適應一套全新的規則。第一個信條是徹底拋棄人類生命有價值的理念。「失去你不是一種損失，留下你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收穫」，一句可怕的官方口號如是說。它一次又一次反覆出現在證人們的陳述中。柬埔寨人所經歷的是墮入地獄 。對一些人來說，這早在1973年就開始了。從那時起，西南部的「解放」區經歷了對佛教的鎮壓、年輕人與其家人的被迫分離、統一著裝以及所有合作社的軍事化。現在必須要講的是一個人可能死亡的無數種方式。（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