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難的諸多形式
數字有時並不足以說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讓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產黨的真實本性。但數字確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如果沒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倖免，那麼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時受害？柬埔寨的悲劇如何與本世紀其它的悲劇以及其自身較長的歷史相關？各種方法（人口統計學、定量微觀研究、目擊者報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們組合起來，就能推動我們逐漸看到真相。
200萬人死亡？
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從一個總體數據開始；即便是在這裡，我們也發現各種說法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這個事實本身就可以作為事件規模的一個指標：屠殺規模越大，就越難以接受它，越難以把它歸結為確切的數字。每個人都有興趣朝一個或另一個方向延伸這個數字──紅色高棉否認他們的責任，越南人及其盟友為他們的干預辯解。1979年12月，波爾布特作為柬共領導人最後一次接受報紙採訪時聲稱，「由於實施了我們為人民帶來富足的政策，只有幾千名柬埔寨人死亡。」喬森潘（Khieu Samphan）在1987年的一份官方小冊子中說得更精確一點：3,000人「由於差錯而」死亡；11,000名「越南特工」被殺；3萬人被「滲透該國的越南特工」所殺。該文件補充說，入侵的越南人在1979年和1980年殺害了約150萬名柬埔寨人。最後這個數字被大大誇大了，可以合理地被視為無意中承認1975年以後有接近那個數字的人死亡，主要是紅色高棉活動造成的結果。在關於內戰期間4月17日之前死亡人數的說法中，對數字的操縱更為明目張膽。1975年6月，波爾布特引用了60萬這個非常誇張的數字；到1978年，他談到「超過140萬」。關於紅色高棉的死難者，朗諾總統引述說有250萬人；1979年上台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PRPK）的前總書記賓索萬（Pen Sovan）引述說有310萬人──該數字用於越南宣傳中，並被PRPK所使用。
儘管自己也承認存在不確定性但可被認真對待的頭兩項研究，是本．基爾南（Ben Kiernan）和邁克爾．維克里（Michael Vickery）的研究。前者計算出有150萬人死亡，後者得出的數字是該數量的一半。斯蒂芬．海德（Stephen Heder）使用基爾南的數據稱，死者在農民與新人之間平均分配（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主張），也在饑荒死難者與暗殺死難者之間平均分配。大衛．錢德勒（David Chandler）是該領域的知名專家，但他自己還沒進行過分析評估。他估計至少有80萬到100萬人死亡。中央情報局一項基於近似數據的研究估計，1970至1979年總人口赤字（包括由這種情況導致的出生率下降）為380萬，包括1970至1975年的戰爭損失，並由此導致1979年柬埔寨人口降為520萬。另一項研究基於對1970年和1983年稻米耕地面積的比較分析，提供了120萬死難者的數字。在最近一項使用人口統計方法的創新性研究中，馬立克．斯利文斯基（Marek Sliwinski）談到死亡人數稍多於200萬，也就是26%的人口，不包括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死亡。他估計，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死亡人數占7%。斯利文斯基的是唯一一項試圖將1975～1979年的數據按年齡和性別分類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有33.9%的男子和15.7%的婦女死亡。這種數量上的差異是個有力的證據，證明大部分死亡都是因為暗殺。死亡率對所有年齡段來說都是驚人的，但對年輕人群（34%的20至30歲的男子、40%的30至40歲的男性、54%的60歲以上的兩種性別的人）來說尤其高。正如在舊制度下發生的大饑荒和流行病期間一樣，出生率暴跌至接近零：1970年為3%；1978年它是1.1%。自1945年以來，世界上似乎沒有其它國家遭受過如此多的苦難。1990年，總人口仍未恢復到1970年的水平。人口仍然不平衡，女性和男性比例為1.3:1。1989年，38%的成年女性是寡婦，而只有10%的成年男性是鰥夫。接近64%的成年人口是女性，35%的一家之主是女性，這些比例與在美國的柬埔寨難民中是相同的。
這一損失程度──至少七分之一，更可能是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足以徹底駁倒這個經常聽到的觀點：紅色高棉的暴力無論多麼可怕，都只是一個被美國轟炸的原罪而逼瘋的民族的反應。許多其它民族──包括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和越南人──本世紀在轟炸襲擊中遭了不少罪，結果沒有極端主義的熱情在他們的人口中紮根；實際上情況往往相反。無論戰爭的蹂躪如何嚴重，它們都無法與柬埔寨共產黨在和平時期所達成的相提並論，即使排除過去的一年以及與越南的邊界衝突也是如此。波爾布特本人對將數字減到最小毫無興趣。他聲稱，內戰奪走了60萬人的生命。儘管他從未解釋過這個數字是如何確定的，但它經常被其他專家所接受。錢德勒相當隨便地談起「50萬名死難者」，並引述不同的研究稱，美國的轟炸襲擊使3萬至25萬人死亡。斯利文斯基認為，24萬名死難者是個合理的數字，或許應當加上7萬名越南平民，其中大多數人死於1970年的大屠殺。根據他的計算，4萬人死於轟炸，其中四分之一是軍人。他還指出，受轟炸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人口密度相對較小，1970年可能容納有不超過100萬居民，其中許多人逃往城市。相比之下，紅色高棉在戰爭期間進行的暗殺可能共有約75,000起。毫無疑問，戰爭削弱了社會的抵抗力，毀滅了精英人口和受過教育的人口，或者令他們意志消沉。與此同時，由於河內的戰略選擇和西哈努克不負責任的決定，紅色高棉的力量大大增強。因此，1970年政變企圖的幕後策劃者要為他們幹的許多事情負責。但那些都不影響柬共為1975年以後的行動要負的責任；那些年的暴力毫無自發性可言。
對於不同模式大屠殺的死難者人數，嚴肅的定量研究還提供了一些估計值。對城市居民的強迫農村化（包括在運輸過程中的死亡、工作中的精疲力竭等等）導致最多40萬人死亡，而且很有可能更少。處決是最難以估算的；平均數在50萬左右徘徊。通過推斷過程，亨利．洛卡德計算出，40萬至60萬人在獄中死亡。這個數字不包括當場進行的處決，這些處決的數量也極其巨大。斯利文斯基得出總共進行了100萬例處決。飢餓和疾病無疑是最大的殺手，對至少70萬人的死亡負責。斯利文斯基在這種情況下提到了90萬人，包括直接因農村化而喪失的生命。（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