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急遽上升
儘管有一種相當敏感的民族主義，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場純粹的本土悲劇的受害者，這場悲劇即一小群理想主義者轉向邪惡，且可悲的是，傳統的精英們無力做出反應來拯救國家或他們自己。這種組合在亞洲或其它地方遠非特例，但只是很少會導致革命。也應歸咎於其它因素，包括該國獨特的地理環境，特別是與老撾和越南的漫長邊界以及那個歷史時刻。自1964年以來一直肆虐越南的那場全面戰爭，無疑是這些事件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內戰（1970-1975）
自1863年以來一直接受法國保護的高棉王國，差不多安然無恙地躲過了1946至1954年的印度支那戰爭。1953年與越盟有關的抵抗組織開始形成的那一刻，西哈努克親王發起了一場和平的「獨立運動」。在西哈努克與巴黎之間良好外交關係的推動下，這場「運動」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並削弱了其左翼對手。但是，面對越南共產黨人與美國之間隨之而來的對抗，藉以微妙的平衡手法，他試圖讓柬埔寨保持中立。這讓他在國內失去了所有黨派的信任，且越來越不被人所理解。
1970年3月，這位親王被自己的政府和立法機構罷黜，此舉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但顯然未積極參與）。該國陷入混亂，針對越南少數民族的可怕大屠殺開始了。該國約45萬越南人中，有三分之二被迫逃往南越。共產主義越南的使館建築被燒毀，並且向所有外國軍隊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其立即離開該國。最後通牒當然被忽略了。河內發現，自己在該國境內除了紅色高棉外沒有任何盟友，就決定完全支持他們，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並提供進入越南境內訓練營的通道。越南最終以紅色高棉的名義占領了該國的大部分地區，更確切地說，是以西哈努克的名義。西哈努克對他早先的恥辱大為憤怒，以至於他與當地的共產黨人走到了一起，而這些人此前是他最大的敵人。在北京和河內的建議下，共產黨人鋪上紅地毯隆重歡迎他，卻沒有給他任何實際的政治權力。這樣一來，內部衝突變成了保皇派共產黨人與高棉共和國之間的對抗，後者由朗諾（Lon Nol）將軍（不久成為元帥）領導。高棉共和國的軍隊比北越人的軍隊弱得多，而且似乎無法利用西哈努克在知識分子和城鎮中產階級中的不受歡迎程度。他們很快被迫請求美國以轟炸襲擊、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的形式進行援助；他們也接受了南越人的徒勞干預。
1972年初，當最優秀的共和軍被摧毀時，「真臘二號」（Chenla II）行動遭遇災難性失敗後，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漫長的痛苦煎熬，因為紅色高棉在主要城市地區周邊加強了控制。這些地區最終只能靠空運接受供給。但這次後衛行動具有凶殘的破壞性，且擾亂了民心。與越南人不同，這些民眾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美國的轟炸襲擊規模巨大：作戰區投放了逾54萬噸炸藥，大多發生在美國國會1973年8月切斷對此類襲擊的資金支持前的六個月內。轟炸拖慢了紅色高棉的進展，但也確保了在此時充滿對美國人仇恨的鄉村絕不會缺乏新兵。它還造成難民大量湧入城市，以此進一步破壞共和國的穩定。這些難民可能占800萬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難民的這一增長在紅色高棉勝利後促進了城市地區的疏散，並使這些高棉人得以在其宣傳中反覆聲稱：「我們擊敗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因此將戰勝一切對手——自然、越南人和所有其他人。」
1975年4月17日金邊和共和國最後一批城市的陷落，很長時間都在人們預料之中，以致於來臨時讓人鬆了一口氣，即使對失敗者來說也是如此。人們認為，沒有什麼比一場如此殘酷和徒勞的內戰更糟糕的了。然而，一直都有跡象表明：早在勝利到來之前，紅色高棉就已迫不及待地顯示出他們嗜好暴力和極端措施的令人不安的天性。1974年，在古皇城烏棟（Oudong）被占領後，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
隨著「解放」浪潮橫掃全國，「再教育中心」建立起來，且越來越難以與「拘留中心」區分開來。理論上，這些「拘留中心」是留作關押慣犯的。最初，這些再教育中心以20世紀50年代的越盟監獄營為藍本，主要留作關押來自朗諾軍隊的囚犯。這裡從來沒有任何應用《日內瓦公約》的問題，因為所有擁護共和政體者都被視為叛徒，而不是戰俘。在越南，沒有對囚犯的蓄意屠殺，無論是對法國人還是對本地人。相比之下，在柬埔寨，可能最為嚴格的管理體制成為常態，似乎早已確定，囚犯的正常命運就是死亡。亨利．洛卡德（Henri Locard）研究了一座容納逾千名在押者的大型營地。它建於1971或1972年，關押著敵軍士兵及其真實或假定的家庭，包括小孩，一同關押的還有佛教僧侶、可疑的旅行者等等。由於遭到嚴苛對待、 食不果腹以及感染廣泛流行的疾病，大多數囚犯和所有兒童很快死亡。處決也很常見，一個晚上就有多達30人被殺。
對平民的大規模放逐始於1973年。約4萬人從茶膠省（Takeo Province）被轉移至越南附近的邊界區，許多人逃往金邊。在嘗試奪取磅湛（Kampong Cham）市失敗之後，成千上萬的公民被迫陪伴紅色高棉進行撤退。橘井（Kratie）是有待攻占的城市中的首座，其人口完全被清空。1973年也標誌著與北越決定性的決裂。柬埔寨共產黨拒絕參加1973年1月關於美國撤軍的巴黎談判，激怒了北越人。因此，後者大幅削減了援助，因而也削弱了其影響紅色高棉的能力。波爾布特的團隊利用這一形勢的變化，開始消滅約千名已返回柬埔寨的「越盟高棉人」。在1954年日內瓦和平協議之後，這些前反法抵抗運動戰士已動身去了河內。由於他們的經歷以及與越南共產黨的聯繫，他們代表了真正可取代紅色高棉領導人的人選。這些領導人中的大多數只是在印度支那戰爭之後或在法國學習期間才走向共產主義。後者中的一些人此前就已開始其在法國共產黨內作為激進分子的政治訓練。與越南絕交後，紅色高棉開始重寫歷史，強加了柬埔寨共產黨於1960年成立這一教條，而不是像1951年作為胡志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部分之實際情形那樣。該黨以越南為中心。這種策略取消了當時被迫害的「有1951年背景的那批人」（’51s）的歷史合法性。它也為與越南共產黨的人為決裂鋪平了道路。越南軍隊與紅色高棉之間的首波嚴重衝突可追溯到這一時期。（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