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
儘管邊境戒備森嚴，一些朝鮮人仍成功地逃脫。自戰爭以來，已有約700人穿行到南方，估計有數千人去了中國。自1993年以來，抵達南方的人數增加了4倍，並繼續增長；1997年，約100人到達那裡。他們中大多數人要麼正逃避某種懲罰，要麼已經有了一些關於外部世界的經驗。一些外交官和黨內高官都在逃亡者之列。 1997年2月，黨的首席思想家之一黃長燁（Hwang Jang Yop）逃到韓國駐北京大使館，然後逃往首爾。1997年8月投奔美國的駐埃及大使，此前一直擔心他的政治前途；他的兒子在一年前「失蹤」了。上面提到的朝鮮外交官高永煥（Koh Young Hwan，音譯）擔心，在電視廣播齊奧塞斯庫受審後，他會因為一句輕率的評論而被捕。這句評論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國家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此言論被認為公然證明了他對其國家領導人缺乏信任。當他聽說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幾天後將來到大使館時，他逃走了。根據他的說法，未能逃脫本來會意味著最多立即被捕，並被判營地監禁。最糟糕的情況是，正如他在約旦安曼看到的那樣，外交官逃跑的嘗試可能以「中性化」（neutralization）告終，被完全打上石膏，返回平壤。一旦到達機場，這個故事可能就會成了他發生過車禍。
嘗試逃跑失敗的普通人，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根據法國報刊1997年的一篇報導，「從一直沿著（鴨綠）江逃跑的人那裡獲取的陳述是一致的：逮捕逃亡者的警察用金屬線穿過這些敢於嘗試離開祖國的國家叛徒的臉頰或鼻子，以此將他們關押在一起。他們一到達目的地就被處決，他們的家人被發配到勞改營。」
海外活動
由於不滿足於粉碎逃跑的企圖，朝鮮當局還派遣特工到海外，襲擊該政權的敵人。例如，1996年9月，韓國駐海參崴領事館的文化參贊被暗殺。日本還懷疑，朝鮮人綁架了約20名日本婦女，並強迫她們訓練特務和恐怖分子。日本與朝鮮之間另一個爭執的焦點，是1959年與其韓國丈夫一起前往朝鮮的數百名日本婦女的情況。儘管朝鮮政府當時許下承諾，但她們都不曾被允許回家，即便是暫時回家。根據關押在營地後成功逃脫的極少數朝鮮人所作的陳述，這些婦女中有幾人後來被拘押，他們中的死亡率極高。20世紀70年代晚期被囚禁在耀德集中營的14名日本婦女中，只有兩人在15年後依然活著。朝鮮政府始終把這些婦女作為談判籌碼，經常承諾即將讓她們離開以換取日本的糧食援助。目前尚不清楚，朝鮮當局究竟如何進行計算，或者說必須提供多少大米才能換取一名日本婦女的獲釋。大赦國際及其它國際人權組織已多次審視這些案件。
朝鮮人還綁架了韓國人。據韓國政府說，1955年至1995年，有400多名漁民被綁架。仍然失蹤的人員包括1969年被劫持的一架客機的乘客和機組人員、1979年4月在挪威被俘虜的一名韓國外交官，還有1995年7月在中國被綁架並被帶到朝鮮的一名神父──安聖雲（Ahn Sung Un，音譯）神父。所有這些人都是淪為外國土地上朝鮮暴力受害者的眾多韓國公民的樣本。
短缺與饑荒
對朝鮮政府的另一項嚴重指控涉及對人口的食品供應。情況長期以來一直都不佳，而在過去幾年，已經變得非常糟糕，以至於朝鮮當局無視其神聖不可改變的自給自足原則，向國際社會發出了援助的呼籲。1996年糧食產量為370萬噸，比那個10年開始時減少近300萬噸。1997年和1998年的歉收使情況雪上加霜。當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美國和歐盟詢問有關情況時，朝鮮將其歸咎於一系列自然災害，包括1994年和1995年的洪水以及1997年的旱災和海嘯。這次糧食供應中斷的真正原因，與中央計劃型社會主義經濟體總是遇到的結構性困難有關。大規模的失誤，包括整個地區的森林砍伐，以及按照黨內最高層的命令倉促建造規劃拙劣的梯田，都加劇了洪澇的嚴重性。此外，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政治重組已經縮減了來自這兩個國家的援助；兩者現在都尋求按照國際市場的正常法律進行貿易。由於朝鮮政府極度缺乏硬通貨，因此購置農業機械、化肥和燃料的難度越來越大。
不可能知道糧食狀況實際上有多嚴重。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已經預測，可能有200萬死難者；德國紅十字會說，每個月有一萬名兒童死於饑餓。毫無疑問，情況很嚴重。在中國邊境居民中流傳的傳聞已經由聯合國專家的報告所證實。許多地方存在短缺，有些地方還有饑荒。有備而來的好心訪客聲稱，如果不增加援助，將不可避免地有上百萬人餓死。他們被加以利用。營養不良兒童的照片，連同教人們吃草而非吃飯的電視畫面在國外廣為傳播。這些可能表明，一場高度組織的運動正在進行，旨在讓一場並不是特別大的災難看起來更加黯淡，雖然實際情況也很不理想。朝鮮試圖說服世界，自己正面臨一場嚴重危機，援助方面的任何中斷都會對半島的政治穩定和遠東的和平造成災難性後果，但朝鮮軍隊的飲食卻非常飽足，並正在建造更大更好的導彈。
對於這場糧食危機的受害者人數，幾乎唯一的數據是朝鮮人自己發布的。這些數字顯示了受營養不良影響的兒童的數量不可忽略。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營養專家對政府提供的4,200名兒童的人口樣本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17%的兒童患有營養不良。該數字似乎證實了普遍存在的短缺，可能還有一些地區和地方性饑荒。這種短缺和饑荒，與朝鮮政權作出的政治決定密切相關，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外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努力所抑制。「帝國主義者」已經提供了數百萬噸糧食援助。如果失去這樣的援助，朝鮮人民將面臨一場真正的饑荒，可造成災難性後果。
最終的數據
在朝鮮，共產主義的影響難以用數字來說明，這一點或許比其它任何地方更甚。其中一些原因是統計數據不足、不可能進行任何實地研究，以及難以訪問所有相關檔案。但也有其它原因。持續而無所顧忌的宣傳對靈魂的毀滅，其後果該如何計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遷徙自由的缺乏程度，如何才能度量？僅僅因其祖父被判刑就把小孩的生活毀掉，如此種種行徑如何才能量化？惡劣條件下被迫墮胎的女性所承受的後果，如何才能計算？統計數據如何才能顯示，當可能挨餓、缺乏供暖以及遭遇其它嚴重短缺和困苦困擾著人們時，生活實際上是什麼樣子？如何能把公認的南方不完美的民主與朝鮮噩夢般的狀況相比較？
一些人認為，朝鮮共產主義是一幅諷刺畫，是向斯大林主義的倒退。但這座共產主義博物館──亞洲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卻太活生生了。
在黨內清洗中死亡的10萬人和在集中營中死亡的150萬人，必須加進因共產黨人組織和煽動的戰爭而死亡的至少130萬人，以及不確定但日益增多的營養不良的直接和間接受害者。這場戰爭繼續以小型但凶殘的行動繼續進行，包括突擊隊襲擊南方和恐怖主義行動。即使我們滿足於營養不良的50萬名直接甚至間接受害者這個數字（包括常見而無法證實的同類相食的傳言），我們最終也得出，在一個擁有2300萬居民的國家，受害者總數超過了300萬。這些居民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生活了50年。（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