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鄧小平時代一些最嚴重暴行的發生地，毛澤東的長期影響比在任何地方都感受得更強烈。雖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但政府賦予了少數民族特殊權利，並賦予較大的少數民族一定的行政自治權。但400萬至600萬名西藏人在其歷史地區被分成西藏自治區之前，就已很明確地表示，他們不樂意成為中國國家的一部分，渴望回到他們曾經掌握自己國家的日子。西藏自治區實際上只包括該國以前領土的一半和幾個中國省份。青海於20世紀50年代由西藏的安多（Amdo）地區組成。四川、甘肅和雲南的少數民族藏族擁有的權利很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待遇比生活在自治區的藏人更為糟糕。這一事實導致了1956年5月西藏北部安多遊牧的果洛（Golok）武士起義。
自1950年解放軍首次抵達以來，西藏經歷了很多。儘管鎮壓強度在各地區各不相同，但這也主要是中國低地的人對高地「落後的野蠻人」的傳統偏見造成的結果。據異見人士說，1959年至1963年有7萬名藏人死於饑餓（與其它孤立的地區一樣，那裡的一些饑荒持續時間比其它地方要長），這個數字占人口的2%到3%，比例遠不及中國其餘地區。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最近的研究得出的數據要高得多，達賴喇嘛故里青海的死亡率為50%。從1965年到1970年，藏人家庭被聚集在一起，形成幾乎按照軍事路線經營的人民公社。一系列荒謬的嘗試導致了飢荒：建立設計拙劣的灌溉和梯田工程，用於生產在中國內地種植的主要作物；放棄在這種貧瘠土壤上對農業至關重要的休耕制度；用更脆弱的小麥作物取代很適應寒冷乾旱環境的大麥作物；減少氂牛放牧地。許多氂牛死了，使得藏人沒有乳製品（黃油是他們的主食），冬天沒有動物皮覆蓋他們的帳篷；很多人被凍死了。與其它地方一樣，政府配額過高。從1953年開始，數以萬計的中國移民移居到西藏東部（四川）。在那裡，他們獲得了一份集體化的土地。自治區內約30萬漢族人的存在，進一步增加了對當地農業的壓力。他們中三分之二是士兵，所有人都需要被養活。關於1962年劉少奇實施的農村自由化措施，1965年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措施在西藏的象徵是「一農場、一氂牛」。
西藏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1966年7月，紅衛兵，包括一些藏人（儘管達賴喇嘛的支持者否認）在內，開始徵用私人財產，並用毛澤東的照片取代祭壇上的佛像。他們強迫僧侶參加「批鬥會」，其中一些僧侶未能倖存。尤其是，他們襲擊了寺廟，包括最著名的寺廟。周恩來被迫用自己的軍隊在拉薩保護布達拉宮（「活神」的古老家園）。拉薩大昭寺被洗劫後，整個地區發生了類似事件。據一位在大昭寺目睹這些事件的僧人說，「有幾百座寺廟，但只有兩座被饒過。其餘全部都被掠奪或污損。所有的雕像、神聖的書籍以及物品都被打碎或帶走了……只有大昭寺入口處的釋加牟尼雕像被紅衛兵放過，因為它像徵著中國與西藏的聯繫。破壞持續了一個多星期。之後，大昭寺變成了中國士兵的營房……另一部分……變成了屠宰場。」鑑於宗教在傳統的西藏社會中絕對的中心地位，這些在當時相當典型的措施，在西藏一定比在其它地方讓人感受得更深刻。與當地居民聯繫較少的軍隊似乎向紅衛兵提供了比其它地方更多的援助，至少在遇到抵抗的任何地方。作為毛派派系之間戰鬥的結果，大多數屠殺發生在1968年運動結束時。這些戰鬥1月份在拉薩造成數百人死亡。夏季，當軍隊設立一個革命委員會強加於民眾時，傷亡人數特別高。由於採取了這些行動，文革期間，死在西藏的漢人比藏人多。
但西藏最糟糕的年頭始於1950年中共軍隊的到來，終於1959年的被迫集體化，比中國其餘地區晚了三年。集體化運動引發了一場起義。這場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導致西藏精神和世俗領袖達賴喇嘛連同其他10萬難民，包括該國少部分有教養精英中的大多數逃往印度。儘管20世紀50年代對中國本部（China proper）來說也是極其困難的十年，但在西藏仍採取了特別暴力的措施，以便把共產主義和中國統治強加給一個非常獨立的民族。該民族要麼是半遊牧（約40%），要麼依附於寺院。在這個十年中期的集體化過程中，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軍隊對康巴游擊隊（Khampa guerrillas）的起義做出反應，其暴行與這場起義的規模不成比例。1956年，在藏曆新年慶祝活動期間，巴塘（Batang）偉大的曲德噶登彭德林寺（Chode Gaden Phendeling monastery，譯者註：即康寧寺）被從空中轟炸摧毀；至少有2,000名僧侶和朝聖者遇難。
一連串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在許多情況下是無法核實的。但目擊者報告都精確地一致，令人們相信，達賴喇嘛對這一時期的評估似乎是經得起挑戰的：「藏人不僅被射殺，還被毆打致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燒死、被淹死、被迫害致殘、被餓死、被勒死、被絞死、被活活煮死、被活埋、被取出內臟並肢解以及被砍頭。」受西藏東部康區（Kham）起義的餘波影響，最黑暗的時刻無疑是1959年。在這場起義中，反叛者們占領了拉薩。有幾個因素促成了這場起義，包括對人民公社的反應、大躍進、長達數年的中國配額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大規模遣返其在科羅拉多州和關島的游擊隊營地訓練的康巴武士。非常同情反抗者並允許其融入社會的平民百姓遭到中國軍隊的大規模轟炸。傷者無人照看，經常被活埋或被流浪狗吞食──這解釋了失敗一方自殺人數眾多的原因。拉薩本身是一個擁有兩萬名持有火槍和劍的藏人的堡壘，於3月22日被奪回，付出了2000至一萬條生命的代價，小昭寺（Ramoche）和布達拉宮（Potala）遭受了重大破壞。隨後，西藏領導人及其10萬名追隨者動身前往印度。1969年拉薩又發生了一場大規模起義，以一場重大的流血衝突被鎮壓下去。康巴游擊隊竭力支持下去，直到1972年。1987年10月拉薩再次開啟起義和鎮壓的循環，經過3天支持獨立的騷亂以及所稱的反華大屠殺的開端，導致1989年宣布戒嚴。根據張少松將軍的說法，18個月內有600多人死亡。儘管存在一些暴行，特別是針對尼姑的暴行，但中國的手段已經明顯改變，再也沒有屠殺了。但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西藏人都至少有一位家人在中共的統治下遭難。
現代西藏最嚴重的悲劇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拘禁數十萬人──可能多達十分之一的藏人。似乎很少有人（可能只有2%）從166座已知營地活著回來。這些營地大部分都在西藏或鄰近省份。1984年，達賴喇嘛的情報部門估計，有173,000人在拘留期間死亡。整個寺院社區都被發配到煤礦。拘留條件總的看來似乎很糟糕。每天很多囚犯都面臨著饑餓、寒冷或極度炎熱。拒絕放棄西藏獨立的囚犯被處決的故事，與大躍進期間監獄裡同類相食的故事一樣多。似乎整個西藏人口（西藏所有成年男子中有四分之一是喇嘛）都成了嫌疑人。近六分之一的人被劃為右派，與中國的二十分之一形成對比。在長征期間毛澤東休息並積蓄力量的四川藏族草原地帶，三分之二的人口在50年代被捕，直到1964年或1977年才獲釋。1962年，藏傳佛教第二號重要人物班禪喇嘛向毛澤東抗議饑荒和鎮壓。這些鎮壓正在奪走其大批同胞的生命。作為報復，他被投入監獄，然後被軟禁到1977年。他被判刑的裁決，直到1988年才廢除。
如果無確鑿的證據表明中共在西藏策劃了肉體上的種族滅絕，那麼毫無疑問他們進行了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文革剛剛結束時，6,259個指定的佛教禮拜場所中，僅13個仍然開放，其它大多數都變成了軍營、儲藏室或拘留中心。倖存下來的一些隨後重新開放，但是很多都被完全清空了，他們的珍品──手稿、壁畫、唐卡繪畫（thanka paintings）、雕像和其它物品──都被摧毀或被盜，特別是如果它們含有任何貴重金屬。到1973年，北京一家鑄造廠已經熔化掉600噸西藏雕塑。1983年，拉薩一個代表團在中國首都發現了32噸藏文物，包括13,537尊雕像和小雕像。徹底根除佛教的嘗試，伴隨著為西藏所有新生兒取中文名字的運動。所有學校課程都用普通話授課，直到1979年。最後，紅衛兵剪掉了男性和女性藏人的辮子，並試圖將中國漢式服飾強加於全國。這讓人最後一次聯想起1911年的排滿革命。
西藏暴力死亡人數的比例比中國本部大得多。即便如此，也很難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於1984年公布的數字：120萬受害者，或者說所有藏人的約四分之一。在戰鬥中432,000人死亡的數字似乎更不可信。但種族滅絕大屠殺的立論依然是合理的，鑑於涉及的人數、對平民和囚犯意願及權利的忽視以及犯下暴行的規律性。根據中共官方的數據，自治區人口從1953年的280萬居民減少到1964年的250萬。如果考慮到流亡者的數量和（確實不確定的）出生率，死亡人數可能高達80萬──人口損失程度堪比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許多西藏婦女擔心任何形式的住院治療都可能導致墮胎或強制絕育。這一事實表明該地區最近採用的反生育政策的嚴峻性。這些政策是以對漢族的現行做法為藍本的。以前，少數民族被豁免於這些措施。據說，中共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訪問拉薩時，面對如此多的不幸、歧視以及漢人與藏人間的隔離（這種情況，他稱之為「完全的殖民主義」），羞愧地哭了。在他們偏遠的雪與神之國度長期被遺忘或不為人知的藏人，不幸生活在亞洲中心地帶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儘管他們似乎不再受到肉體滅絕的威脅，但他們的文化仍岌岌可危。（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