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占造反革命者大多數的學生和學童進行的迫害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死亡人數相對較少，沒有採用新手法。儘管是以青年的熱情和虐待狂進行的，但它們在其它方面與20世紀50年代針對知識分子的清洗非常相似。我們可能想知道它們是否是自發的。如果相信毛澤東及其黨羽在每一個紅衛兵小組中幕後操縱，將無疑是荒謬的。但是，例如，在降臨於劉少奇主席身上的不幸背後，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對劉的妻子王光美的嫉妒。他被迫進行自我批評，當毛澤東認為他被充分隔離時，他被投入監獄，在那裡被折磨而死。另一方面，也受到嚴厲批評的周恩來逃脫了羞辱。該運動真正引起轟動的方面是利用紅衛兵在高層算舊帳，顯示出黨內團結甚至在長征之前就已終結。對共產黨年輕幹部的清洗更加說明了這一點，其中60%的人被解職，儘管許多人像鄧小平一樣，於幾年後復職，甚至在1976年毛澤東死之前就已復職。即使在這些情況下，暴力也遠未達到極致。與30年代斯大林的蘇聯不同，許多高級領導人和幹部在其受到的虐待中倖存下來。一名鮮為人知的礦業部長被紅衛兵毆打致死，但沒有高層官員被司法處決。劉死於1969年，死時精神失常。彭德懷於1967年7月在官方所稱的「一場鬥爭」中被打斷兩根肋骨，並於1974年死於癌症。外交部長陳毅於1969年被發配下鄉，但說服當局讓他及時返回，在林彪死前到場，不久後，自己也死去。最具戲劇性的案例是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案例。1965年11月，他在一場清洗中被免職，以便為康生掃清障礙，次年被監禁，隨後在試圖跳窗自殺時遭受嚴重腳傷。他的腳於1969年被截肢，而且這次艱難的手術長期被拖延，以便使他徹底坦白。然而，他繼續比毛主席活得更長壽。領導人的監獄條件令人羞辱和痛苦，但嚴重程度遠遠低於被自己發配到勞改營的數百萬囚犯所經歷的任何事情，他們至少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醫療保健。
紅衛兵的手段在全國各地每個城市和大學都令人悲哀的相似。聶元梓在廣播中宣讀了大字報（大字書寫的布告）後，一切都於1966年6月1日開始。她是該國最富盛名的大學北京大學的一名哲學教師。這份布告號召進行一場「鬥爭」，並將敵人妖魔化：「瓦解修正主義分子的邪惡影響，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瓦解！消滅這些牛鬼蛇神，這些赫魯曉夫式的改良者！」數以百萬計的學生開始組成委員會，很快就把他們的教授、老師以及曾試圖保護他們的省市當局定為要窮追到底的「牛鬼蛇神」。運用一定的想像力，他們稱他們為「邪惡天才」、「牛鬼」或「爬行幽靈」。中央文革小組一名極端分子戚本禹，於1967年7月18日談及彭時說：「毒蛇已不再動彈，但他還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可以殺人不眨眼。他是死亡大師。不要被他的裝模作樣所愚弄，他是一隻不動的蜥蜴，他只是假裝死亡，這是他的本能。甚至昆蟲和最低等的動物也有求生的本能；像他這樣的食肉動物更糟糕。把他踢到地板上，踩他。」這些場景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因為其目的是使認同受害者變得不可能，以此來壓制憐憫。這種辱罵推動了「鬥爭」，並經常導致有關人員死亡。在北京發起大學運動的「殺死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並不是一種虛聲恫嚇。「階級敵人」背部被貼上告示，穿戴著滑稽可笑的衣服和帽子（尤其是女性），被迫作出古怪而痛苦的姿勢。他們臉上被塗上墨水，被迫像狗一樣吠叫，四肢著地，以致被剝奪了人的尊嚴。一名叫Ma（意為「馬」）的教授被迫吃草。另一位教授的一名同事被其學生毆打致死。這名教授說：「我幾乎可以了解它是如何發生的。地主當時是敵人，他們算不上是人。你可以用暴力對付他們。這是可以接受的。」1967年8月，北京報界宣稱，反毛主義分子是「過街老鼠」，應當全部被殺死。在以前，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時期，人們就已見過這種非人化（dehumanization）過程。有一個例子：一名地主被綁在犁上，一邊被迫耕地一邊受到鞭打；而農民則喊道：「過去你像對畜生一樣對待我們，現在你可以成為我們的牲畜了！」數以百萬計的其他「牲畜」以類似方式被消滅。一些甚至被吃掉：廣西至少有137人，主要是教師和大學校長。這是在共產黨地方分支的幹部的幫助下完成的。一些紅衛兵要求食堂為他們供應人肉，顯然這確實真的發生在某些地方。吳弘達記得，有個人於1970年在勞改營被處決，然後其腦子被一個安全部隊成員吃掉。他的罪行是在牆上塗寫「打倒毛主席」。
目前尚不清楚，在暴力的這些早期歲月，紅衛兵的主要動機是什麼。他們一方面有改造社會的真正願望，另一方面也有大規模「意外事件」的參與意識。他們似乎在這兩者間搖擺不定。這些「意外事件」可能是漫長炎熱夏季的反映。無所事事意味著有可能被視為修正主義者。此時，這些感受與傳統的因循守舊的、避免麻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因素自然導致了進一步的造反。矛盾從一開始就很明顯：毛澤東於8月18日所宣布的過於簡單化的口號「造反有理」，隨處都可以聽見。不知何故，該口號被認為是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千條原則」。與此同時，一場真正的個人崇拜開始在主席及其作品周圍紮根，如有名的小紅書，尤其是政府似乎決定著誰有權造反以及應當何時造反。結果是紅衛兵組織之間的激烈競爭使其有資格獲得「左」的珍貴標籤。這種說法是，所有組織都受到攻擊，但林彪控制下的軍隊保護了紅衛兵。紅衛兵於1966年秋季在全中國獲得免費交通和最高優先權。這種串聯打著「經驗交流」的旗號，對從未離開過他們村莊的年輕人來說，往往僅僅成為一次令人眩目的旅遊機會，其極致的吸引力在於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本人。女孩們必須展示出狂熱和眼淚，是此類會面的一大特色。有時，人們在一片匆忙中被擠壓致死。
8月18日，毛命令：「要武鬥，不要文鬥。」而紅衛兵宋彬彬（其名字的意思是「溫柔的歌聲」）迅速將她的名字改成宋要武（「宋想要鬥爭」）。江青圈內人之一、新任公安部長謝富治於8月底對幹警聽眾說：
我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行事並遵循正常的警察辦案程序。如果你因為有人打了人而抓了他們，你就弄錯了：殺人的紅衛兵應當受懲罰嗎？我的意見是，如果有人已經死了，嗯，他們就死；我們對此無能為力，而且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我不同意你們認為群眾正在殺人這一看法。如果群眾如此討厭壞人，以至於我們無法阻止他們，那麼我們就不要費事地去嘗試阻止他們了。人民警察必須支持紅衛兵。我們必須同情他們，並向他們傳遞信息，特別是在有關（黑）五類的問題上。
（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