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成罪犯 永遠是罪犯
任何認為指控有可能不成立或者受審者有可能被宣判無罪的想法，在該系統中都沒有空間。在中國，人們不是因有罪而被捕，而是因被捕而有罪。所有逮捕都是由警方進行的。警方是由共產黨領導、受毛澤東掌控的「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質疑一個人被捕的原因，無異於反對毛主席，從而揭示出一個人真的是「反革命分子」。按照同樣的推理過程，任何監獄看守不被人服從，都可以直接大喊：「什麼！你膽敢違抗人民政府？」承認罪行並完全服從是唯一可能的選擇。自我苛評（Self-castigation）是牢房裡的規則：「你是一名反革命分子。我們所有人都是。否則我們就不會在這裡。」根據該系統的癲狂邏輯，被告必須自己為自己的被捕提供理由。「告訴我們，你為何在這裡」通常是指導員問新囚犯的第一個問題。囚犯必須起草自己將面臨的指控，包括對量刑的建議。他們也被要求提供連續的供詞（一出現嚴重問題，他們就必須從頭重新開始）。這有時需要幾個月時間，且有時長達數百頁，詳述了人們整整幾十年的生活。審訊本身長時間進行，有些長達3,000小時。正如人們所說的，黨有充足的時間。審訊人員經常使用的手段有剝奪睡眠（許多審訊在夜間進行的事實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威脅要予以極端的懲罰甚至處決，或讓囚犯對酷刑室（後來據稱是一座「博物館」）進行令人恐怖的參觀。
上海一座監獄的前囚犯鄭念（Nien Cheng）回憶說：
我從監獄醫院回來的當天，值班看守就給我一支筆和一瓶墨水。她說：「繼續寫你的交代！審訊員正等著呢。」
我拿起審訊員給我的那疊紙，看到和1966年冬要我寫自傳時給我的紙不一樣。那次是空白紙。這次，在紙的第一頁上印有毛澤東的一句語錄。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標題下， 是一個用紅線劃出的方框，裡面印著：「只准他們老老實實，不准他們亂說亂動。」紙的底端通常為囚犯簽名的地方，印有「罪犯簽名」的字樣。
我的直接反應是對「罪犯」這個侮辱性詞語很是惱火，決心不在其後簽名。不過，想了幾分鐘後，我設了一計要利用這種情況……
在毛這句印刷的語錄下方，我也劃了個方框，也在其上方寫了「最高指示」，並在方框內寫上毛的另一段語錄。它並未出現在紅寶書中，但我記得是來自他「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這段語錄稱，「哪裡有反革命，我們必定進行鎮壓；我們做得不對，就立即改正。」……
我把那張紙交給值班看守。當天下午，我就被叫去受審問。
除了那名士兵外，屋裡還是原班人馬。個個臉色陰鬱。早在我決定與他們爭辯我無罪之時，我就對他們這種神情有所準備了。未等審訊人員示意，我便立即向毛澤東的肖像鞠了躬。審訊員選給我閱讀的語錄是：「我們必須實行全面的專政，來鎮壓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以及那些代表地主和國民黨反動集團利益的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我寫的那張紙到了審問員面前。我坐定後，他一邊瞪著我一邊猛敲桌子，然後又猛敲桌子，大聲說：「你看你做了些什麼？」他指了指那張紙。「你以為我們在和你做遊戲嗎？」
我沉默不語。
「你的態度不端正」，那老師傅說。
「你要不端正態度，就永遠別想離開這裡」，那年輕工人說。
未及我開口，審問員便把我寫的那份交代扔到地上，頁面散落開來。他站起來說道：「回牢房重新寫！」
一名看守出現在門口，喝道：「出來！」
身體暴力本身相當罕見，至少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與文化大革命之間。任何類似酷刑的手段，如毆打甚至侮辱，都被嚴格禁止，囚犯們知道這一點；如果他們能夠證明自己受到了虐待，就有一些獲得賠償的小小希望。因此，唯一真正的暴力非常不易察覺，或存在於「批鬥會」中，會上允許其他囚犯對受害者進行毆打；或存在於牢房監禁中，牢房無供暖、不通風，小到不可能伸直四肢。在那裡，囚犯被永久性地戴上手銬或用鎖鏈拴住，經常雙手反背於背後，結果保證衛生和吃東西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懲罰持續8天以上，這些牢房裡的囚犯通常就會死亡。永久性地戴上過緊的手銬，是最常見的一種准酷刑，導致雙手迅速腫脹、難以忍受的疼痛以及往往不可逆轉的疤痕。
將那些特殊的手銬緊緊地戴在囚犯的手腕上，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監獄系統常用的一種折磨方式。有時囚犯的腳踝上還會套上額外的鎖鏈。在其它時候，囚犯可能被戴上鐐銬，然後其手銬被綁在窗柵上，這樣他就無法離開窗戶去吃、喝或上廁所。目的是侮辱人的人格，以摧毀其意志……由於人民政府聲稱已經廢除了一切形式的酷刑，官員們索性稱這類手段為「懲罰」或「勸說」。
這些措施的官方目的是獲得一份供狀（其本身具有舉證力量），以及顯示囚犯誠意並證明警方指控是很有根據的多份揭發書。規則是三次揭發就證實逮捕是對的，因此鏈條無休止地延伸下去。除極少數情況外，警方使用的手法與各地警方所使用的相同：突出矛盾，假裝已經知道一切，並把一份供詞與其它供詞或揭發相比較。無論是以暴力逼迫的還是自發的（大多數城市的街頭都有一個特殊的「舉報箱」），揭發一般來說很多，以至於很難掩蓋一個人的過去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任何事情。正是看了揭發自己的信件，最終打破了帕斯夸里尼的抵抗：「這是一次令人恐懼的揭發。那數百個頁面上，有同事、朋友和我只遇到過一兩次的各種人手寫的檢舉材料……我不假思索就信任的多少人都背叛了我！」鄭念於1973年獲釋、未做任何坦白。這一點頗不尋常，部分是由於其非凡的性格力量，部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以後警方做法上發生變化。在之後的多年裡，她周圍滿是親戚、朋友、學生和傭人；他們所有人都把她舉報給了安全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也承認這一點，聲稱他們在此事上別無選擇。
當案件最終準備就緒時，囚犯犯罪的「真實故事」就以囚犯和法官聯合製作的形式上演，其措辭完全顛覆事實。罪行「必須產生了一些真正的影響」（如果法官和囚犯都在某種程度上相信這一點，它就更有用，如果其他人也牽涉其中，那就很有幫助了），但它完全是以偏執狂的方式重塑，如同一些激進而絕望的政治反對派的不斷表達一樣。因此，在國外的一封信中提到大躍進期間上海口糧略有下降這一簡單行為，就成為證明一個人是特務的官方證據，儘管這些數據已在官方報刊上發表且為城裡所有外國人所熟知。
通常的結果是放棄人格，正如帕斯夸里尼所證實的：
囚犯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喪失自信。多年來，毛的警察已經將他們的審訊方法改進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我要對抗任何人來頂住他們的壓力，無論他是否是中國人。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讓你發明不存在的罪行，不如說是讓你承認你的日常生活糜爛、罪惡且值得懲罰，像你曾經過的那樣，因為它不符合警方關於生活應當怎樣過的概念。他們成功的基礎是絕望──囚犯認為其完全、無望地、永遠地受到獄卒的擺布。他沒有做任何辯護，因為他被捕就是他有罪的確鑿和毋庸置疑的證據。（在多年的牢獄生涯中，我知道有這樣一名男子：他實際上是被誤抓的──真有其名，但不是此人。幾個月後，他供認了對方的所有罪行。當發現錯誤時，監獄當局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他勸回家。他覺得自己對自己交代的罪行太有罪惡感了。）這名囚犯沒有受審，只經過一個精心排練的儀式，或許持續半個小時，沒有諮詢律師，也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上訴。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